邓六金：衷情每自心中出

　　皖南事变后,邓六金的工作更紧张了,她恨不得自己生出三头六臂来,多挑几副担子。谁知,在这个关键时候,她突然腹疼不止,身体也一天天消瘦下来,卫生部的同志诊断她腹部长了瘤子,要到上海去治病。没办法,邓六金只得辗转来到上海,令人悲喜交加的是经医生的反复诊断,邓六金不但没有长瘤子,而且怀上了孩子。1942年,邓六金带着这个取名叫“阿瘤”的孩子,从上海回到了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当时,新四军重整雄风,根据地一派生机勃勃、热火朝天的景象,邓六金再也坐不住了,她将孩子寄养在一位老乡家里,马上投入到工作中去。

　　谁知,这个叫“阿瘤”的孩子经常发烧,而且一发烧就抽风,把抚养他的老乡吓坏了。一天,孩子又抽起风来,老乡害怕孩子有个三长两短,不论邓六金怎么解释,就是不敢再带养了。无奈,邓六金只得把孩子带回家来。有一次,陈毅特意找到邓六金,生气地对她说:“你这个同志,学习,学习,就知道自己的学习,孩子病得那个样子,还放在老百姓家里,共产党也不是不要家嘛!革命,也是为了这些孩子。怎么,孩子不带好,你学习出来要当皇帝呀!”

　　每当看到发着高烧,全身肌肉抽搐的儿子,做为母亲,邓六金暗暗流着泪,心都要碎了。可是,为着革命事业,她舍弃了一切……。

　　邓六金关心不了自己的孩子,却关心着无数群众的孩子。或许是革命胜利的曙光就要到来,每当看到那些战友和革命烈士的后代“呀呀”学语,蹒跚学步时,邓六金的心中便涌起一种怜爱之情。她喜欢孩子,愿意为孩子们付出心血。她想,如果把华东局同志们的孩子召集在一起,办个保育院,不是可以为孩子的父母减轻负担,让他们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中去吗?不久,在山东省青州的教堂里,她和其他同志一起办起了能照顾一百多个孩子的保育院,并担任院长。她经常穿一件洗得褪了色、肩头和膝盖补了补丁的军装来到保育院,亲切嘱咐保育院的阿姨们:“千万要照顾好他们,孩子就是我们的明天哟!”当她看到一些孩子面黄肌瘦的脸蛋时,心中十分怜爱,情不自禁地说:“孩子多么需要吃得好一点啊!这要求我们早日解放!”1949年上海解放后,这个保育院又迁至上海,抚养了许多革命的后代和烈士遗孤。邓六金为了这些孩子历尽了千辛万苦,堪称尽职尽责。她常常是为了照顾别人的孩子而将自己的亲生骨肉弃之一旁。为了拯救一个幼年女孩的性命,邓六金竟然连夜跑了一百多里路到教会医院买到青霉素药品……

　　结果,在邓六金的悉心照料和保护下,这一百多个孩子顺利度过了中共与国民党大陆政权的最后决战阶段,个个健康活泼地回到了他们的父母身边。这些孩子的父母对邓六金充满了感激之情,如今,当年她造福于众多红色后代的行为还被人津津乐道。而当年那些被邓妈妈施以恩爱的孩子们如今已步入了许多重要岗位,为新中国的繁荣富强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1953年曾山调入北京后,邓六金随之进京。解放战争开始,曾山先后参与了中共接收山东潍坊、济南的工作。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后,曾山参加了接收南京的工作,接着又参与接收上海,后被任命为中共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并兼任上海市副市长,直到1952年10月奉调中央。从抗战开始到1952年,曾山在华东系统工作十五年之久。1952年10月,曾山正式调进北京,出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商业部长。其实,调京之前,他已经以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身份兼任纺织工业部部长职务。1956年,曾山调任交通部部长;1960年底改任国务院内务部部长。而邓六金先后任全国儿童福利基金会理事,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文革”开始不久,一些造反派想“打倒”曾山,并且开了批斗会。当时,那么多老帅们、将军们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反党分子、右派分子,被批判,被揪斗……邓六金很不理解,很难接受这些熟悉的领导、战友都是“右派分子”,又不免为丈夫曾山担心:虽然曾山光明磊落,功绩赫赫,工作认真,没有可以给人指责的把柄,但他嫉恶如仇,极富正义感,令造反派刻骨仇恨。

　　周恩来总理听说开了曾山的批斗会,当即于9月27日作了四点指示:一、错误可以批判,性质应由中央来定;二、他的活动听命于中央,你们不能干涉;三、外来单位学生不能干扰内务部事务,立即撤出;四、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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