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仿吾的革命事迹

2010-01-21  本文来源于    作者: 订阅《红星报》 | 向苏红网投稿

  成仿吾的革命事迹成仿吾同志1958-1974年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他坚定的革命意志,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思维,高度的分析概括能力,简洁流畅的文笔,慈祥和蔼的态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成仿吾的革命事迹成仿吾同志1958-1974年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他坚定的革命意志,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思维,高度的分析概括能力,简洁流畅的文笔,慈祥和蔼的态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政治上保护干部成老对工作要求是很严格的,非常重视质量和效率。谁对工作马马虎虎、敷衍塞责,他都会不讲情面地严肃批评。同时,他对干部又是十分关怀爱护的,从不随意借政治运动之机乱整干部。
  1959年,党内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与通常搞运动一样,大小单位都要找出重点人物,进行批判。山东大学也不例外。
  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各行各业浮夸风甚盛。因为王启新对这些报道有疑问,在一次学习小组会上说:"一亩地产几万斤不可能。大家可以想想,一亩有多大面积,可种多少株庄稼,怎么能产出万斤粮食?以我的家乡黄县为例。黄县是山东省自然条件、土质最好的县份之一,在农业上素有精耕细作的传统,水肥也跟得上,而每小亩一般只能打一石(600斤)。"因为这些话,有的人就要定王启新为右倾,扣上反对大跃进的帽子进行批判。当部门党组织向党委汇报时,作为常委书记的成仿吾同志说:"王启新是一个好同志,他说的话有道理,不能因此定他为右倾。"因为成老的保护,王启新才得以逃脱了一次大难。
  成老对其他同志亦是如此。由于成老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关心爱护干部,因此,虽然当时在山东大学也进行了反右倾运动,对某些同志也作过批评,但很少给同志们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在政治上加以惩处。
  工作亲自动手成老在工作中,一贯强调各级领导要亲自动手,反对光说不干的飘浮作风。在这方面,他自己以身作则,不论是写文章或作报告,一向是自己动手。除了像党代会和校委会的工作报告,由党委或行政办公室的同志起草外,他平常向干部、教师和学生作的有关工作、学习等方面的报告,都是自己写提纲,从不用别人代劳,更不会把别人写好的材料拿去照本宣读。
  1960年学校开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大会,当时成老负责作开幕词和闭幕词。不巧地是,临开会前几天,成老患重感冒,发高烧,不仅卧病在床,而且喉咙沙哑不能大声说话。怎么办,是延期开会,还是由别人代替呢?他是决不会因自己生病而影响大会的按时召开的,并且他自己承担的任务也不会轻易地推给别人。
  在这种情况下,成老让王启新把他考虑的意见写成讲话稿,请党委副书记叶锦田同志代为宣读。按照他的意见,王启新起草讲话稿后,先读给他听,他听了之后,提出修改意见,包括段落的安排、词句的改动等每个细小的方面。最后作为他的讲话,由叶锦田在大会上宣读。
  关心爱护学生成老对学生的关怀爱护,也是很突出的,对于这一点,他所工作过的学校的师生员工都是尽人皆知的。
  1960年,在大跃进思潮的影响下,按照上级教育部门的要求,山东各高校都扩大招生,招生人数比通常多1/4到1/3,有的系科专业甚至要多一倍。由于招生数字过大,新生的质量就不能保证。因此,一些水平较差的学生也被招了进来,被称为"大肚子"班。再加上当时物质生活上的困难,正常的教学活动出现了许多问题。
  针对这一情况,第二年,省教育领导部门又通知各校淘汰一部分学生,称之"泄肚子"。学校接此通知后,作为校长的成仿吾同志,不是机械地立即执行,而是令教务处长赵凌和王启新两人到各系摸底,由各系提出被淘汰学生的名单,汇集后再研究决定。由于当时各系提出的被淘汰学生的人数过多,如果按此名单执行,势必会使一大批学生离开学校。
  成老认为不能如此,如果大量淘汰,一定会造成混乱,并且决不能这样轻率地对待我们的学生。既然把学生招来了,就应该认真改进教学工作。可以分班上课,加强辅导,帮助学生克服困难,使学习吃力的学生能够跟上班。学习太吃力的,可考虑留级。对于极少数实在跟不上班的,则再视不同情况个别处理。成老把学校的打算认真向上级作了汇报,取得了上级的支持。由于采取了有效措施,加强了教学工作,从而使一批学习吃力的学生渡过了难关。他们基本上都能做到跟班学习,没有被学校淘汰出局。
  革命意志至老不衰成老事业心很强,革命意志至老不衰。尽管进入耄耋之年,依然为教育事业不辞辛苦地操劳。
  1982年,八十五岁的成仿吾同志,在完成口述《战火中的大学》一书之后,想把自己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的经验加以总结,写成《教育工作与四个现代化》。按照他的设想,这篇大文章的结构分上下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对过去教育工作的回顾,后一部分是对今后教育工作的展望。他认为教育与人类社会息息相关,可以说自有人类社会就有教育,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与其他事物一样,教育也是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进步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今后的教育将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而且越来越重要。
  正好这时王启新因参加编辑《成仿吾教育文选》一书到了北京。见到成老,他高兴地谈论自己的设想,并表示编完《文选》后,想叫王启新协助他完成这一任务。曾计划用半年到一年时间,由成老口述(因为他年事过高,不能过分劳累,每天可谈两个小时),把他的想法全谈出来,然后由王启新把谈话记录整理成详细的提纲,再读给他听,定下大的杠杠,再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充实,写完整,最后写成初稿,然后经他审阅修改再定稿。估计此文可以写成20万字,力争成为一部科学的教育论著。
  王启新当时在山东大学校长办公室工作,行政事务比较多,不能长期离开岗位承担这一任务。经《文选》编委会商定,请人民大学副校长张腾霄同志负责组织人员协助进行。张腾霄同志主持人大工作,更为繁忙,一时抽不出时间进行此项工作。原想拖一段时间再做,不料过了两年,八十七岁的成老离开了人间,使这件事情最终落空,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也是一大遗憾。
  成老虽然与世长辞,但他的理想和事业是长存的。
  忠于社会主义建国以后,中共要求全国学者进行大登记,此事由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校长成仿吾负责,有一位老师提出,此时身在岭南大学的陈寅恪年岁已高,且双目失明,能否委托他人登记。成仿吾大声斥责到:资本主义的学者到社会主义的组织来登记,必须本人来,这是态度问题!后来这名老师被调离华北大学,终身在兰州大学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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