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南：为福建改革鞠躬尽瘁(3)

　　此后，福建从美国银行借钱装备远洋船队，从约旦借钱买燃气轮机，还在日本发行了两批私募债券——在当时看来，这简直是惊世骇俗。

　　解决通讯问题，项南更冒了一个险：他引进了日本富士通公司的程控电话交换机，此时该机型还处于试用阶段，因而价格也低。事后证明项南的冒险和日本的技术一样颇为成功，福建通讯设施一时超过了香港和新加坡。

　　项南努力创造和维护着一个又一个“第一”：他在争议声中，坚决支持福建和日本日立公司合资建设“福日”电视机厂，这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家电企业；他同样坚定地支持中国烟草业第一家合资公司——厦门华美卷烟有限公司。在项南的努力下，厦门还成立了自己的航空公司，这是新中国第一家地方航空公司。

　　因为痛感外界对福建了解太少，1981年10月，项南提议福建安排了一次“港澳记者团”访闽之行，开风气之先。所邀报纸中，左、中、右皆有，这无疑是有政治风险的。项南说，福建要吸引外资，“还需要新闻界的朋友多多帮忙”。多年之后，这句话成为中国官员的常用语。

　　与守旧思想交锋

　　主政福建的项南深知自己改革先遣队的角色。邓小平说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提供方向，至于具体水深水浅，就要看一线的“地方大员”了。项南常以年轻时候唱的《开路先锋》与同僚共勉，说自己的任务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1981年春夏之交，一个流言从北京传到沿海，说特区要取消。1983年，有关特区的传言再度出现，有人认为改革开放将旧中国和许多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好的东西也引了进来，对改革者大加伐挞，将特区比作“旧中国的租界”。

　　环境有些惨淡，项南和任仲夷，这两位地方大员时常保持热线联系，互通观点。在指责之声甚嚣尘上之时，项南针锋相对：“旧中国的租界，是主权在他人，特区是主权在我，怎么能和旧租界相提并论？”

　　有关政策要“收”的说法延续到了1984年，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5个年头。刚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步履维艰，难点在于企业缺乏活力，毫无自主权可言。当年2月7日，邓小平在厦门视察时对项南说：“我们的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给予明确的支持。一向超前的项南建议：厦门特区可以变成“自由港”，“货物自由进出；人员自由往来；货币自由兑换”。小平思考片刻说：“前两条还可以，后一条不容易。”

　　这年3月，福建的一些厂长经理们给项南写了一封信。第二天，这封项南亲自拟好标题的呼吁信发表在《福建日报》的头版头条，题目是《请给我们“松绑”》。《人民日报》全文予以转载，福建给企业“放权”的影响迅速波及全国。当年5月，项南在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时说，应该让“包”字进城。

　　之前项南就曾公开表示，“我们从开放到现在，因为放权出了乱子的事情，在福建还找不到一个；可是由于不放权，影响改革开放进展的事情可以找出不少。”这些话，在一些人听来，并不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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