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是怎样写成的? 神来之笔构思“许云峰”

　　1978年，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修改自己的小说《园丁》，恰逢《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另一位作者罗广斌已经去世）正在那里修订《红岩》的再版稿。他是我早已仰慕的著名作家，想不到竟有缘能与他同在一个出版社改稿。我最想知道的就是《红岩》是怎样写成的？

　　说起《红岩》的写作历程，杨益言对中青社充满了感激之情。2009年，当年负责《红岩》编辑出版工作的王维玲出版了他的力著《岁月传真——我和当代作家》，其中也有关于罗广斌、杨益言写作《红岩》的情况，读过此书就更清楚了《红岩》的诞生历程。

　　长寿湖之夜

　　1958年10月，时任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朱语今，带着年仅26岁的文学编辑王维玲赴四川、云南考察共青团工作，同时也给文学编辑室组织稿件。在四川省省会成都，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沙汀向他们推荐了反映中美合作所狱中斗争的长篇线索，作者是罗广斌、刘德彰、杨益言。朱语今和王维玲随即赶到重庆文联，拿到了这部作品的油印稿。王维玲连夜审读完，朱语今让他谈意见。王维玲说，严格地讲，这还不能算是草稿，只是一些素材，全是真人真事的叙述，每篇都是独立的，相互间没有联系，这部油印稿也没有书名，没有统一的结构，一大沓散篇。但却像刚开采出来的矿石，虽然粗糙，却是稀有的，闪光的，篇篇具有真情实感，搞好了，它能以自己真切的感受和独到的内容赢得读者。从现有的水平看是谈不到出版的。如若把这些散落的生活片段组织起来，用一条紧密相连的链条、一个完整的形象体系结构成长篇小说，将会是一部题材重大、内容少见、意义深远，具有很强感染力和感召力的作品。这是这部油印稿最好的出路。朱语今听完很满意，果断拍板，决定约三位作者写长篇小说。

　　朱语今要王维玲向三位作者之一的杨益言（当时是重庆团市委办公室主任，负责接待朱、王二人），提出写长篇小说的想法。杨益言不敢答应。他说：“我们从来没写过小说，也没有这想法，这得和老罗、老刘他们商量。”当时，罗广斌和刘德彰都在市委机关的劳动基地长寿县境内的长寿湖农场劳动锻炼，他们就一同赶到那里。傍晚，他们乘着一叶小舟泛游在平静的长寿湖上，头顶着当空一轮皓月，听罗广斌讲述他们写作的经过。原来，他们都是被关押在中美合作所里的难友，当年被捕时还是学生，亲身经历了狱中的斗争生活。在狱中老同志对他们说，你们年轻，万一能活着出去，一定要把这里的斗争生活告诉后代，并纷纷把自己的斗争经历讲述给他们。他们是幸存者，总觉得有一种革命责任应该把他们所了解的一切写出来。但是谈到写长篇小说，他们还是望而却步，认为那是高不可攀的事。朱语今很动情地说：“你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团干部，天天动员团员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你们自己就不能带头实行？你们没写过小说，为什么就不能学着写？就不敢写？你们写小说，目的很明确，不为名，不为利，为了教育青年一代，为了完成烈士的嘱托，完成一个幸存者、一个革命者应尽的义务，把笔拿起来，不要犹豫了，写吧，一定要把书写好！”这似乎是团中央的领导对三个地方团干部下达的任务。就在这个难忘的长寿湖之夜，三个作者接受了写小说的任务。

　　朱语今和王维玲从长寿湖回到重庆市，向分管团的工作的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肖泽宽作了汇报，肖泽宽立即向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书记李唐彬汇报，经过三位常委的认真研究，决定由罗广斌、杨益言两人完成长篇小说的创作任务（刘德彰没有被通过），并指定由肖泽宽代表市委负责组织领导这项工作。

　　共产党人的正气歌

　　肖泽宽首先要组织部把罗广斌（团市委统战部部长）、杨益言从工作岗位上抽出来，让他们脱产，集中精力专心写作，并亲自和罗、杨谈话，表明市委对他们的支持和希望。紧接着，在他的提议下，经市委批准，罗、杨可以到公安部门查看有关敌特档案、提审在押的敌特分子，使罗、杨了解敌特内部情况，包括特务与特务之间的复杂关系和人际矛盾，这为他们后来成功塑造徐鹏飞、毛人凤、严醉、沈养斋等高层军统特务形象，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罗广斌、杨益言开始动笔时，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提出这部书的思想内容是“表彰先烈、揭露敌人”8个字。1959年初稿写出，排印50本征求意见，拟名为《锢禁的世界》，任白戈读完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小说的精神状态要翻身！”为此，肖泽宽召开了三次座谈会，既邀请文学界的朋友，也邀请地下党老同志参加，各种意见都有，两位作者不知如何决断，思想上压力很大。肖泽宽在听取了各方人士的意见后，深深感到能否成功地塑造好许云峰、江姐等一批共产党员形象，是这本书成败的关键。而罗、杨坐牢时，只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要求他们深刻理解、生动刻画、塑造好一批共产党员形象确有难度。但肖泽宽对罗、杨始终抱有信心，针对初稿中存在的问题，肖泽宽对他们说：“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确实非常黑暗，非常残暴，所以人们才说它是座人间魔窟。但就是在这里，共产党人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气节和情操，写下了不朽的篇章。你们写小说不能停留在写一个、抓一个、死一个，要通过烈士的事迹，写出烈士的精神和本质，你们是在写共产党人的正气歌！”

　　座谈会上有人建议他们集中写狱中斗争，可以不写狱外的地下党活动。罗、杨拿不定主意。肖泽宽说：“狱中斗争和狱外斗争是分不开的，是相互影响、相互配合的。听了不少意见，不要灰心，不能打退堂鼓，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五年，为党争气，为死难烈士争气，一定要把小说写好。”肖泽宽不仅在思想上不断地鼓励、帮助两位作者，在生活上也很关心他们。《红岩》出版时第一版稿费6000元，扣除罗、杨因生活和写作需要预支的4000元，还有2000元。罗、杨决定交党费，肖泽宽真诚地说：“你们熬灯守夜苦干了好几年，现在又是困难时期，这钱就不要交党费了，拿回去，补助一下生活，照顾一下孩子吧。”两位作者商量了一下，各自留下400元，剩下的1200元还是直接汇入了党费的账号。

　　在写作上，肖泽宽则建议他们拜沙汀为师，请专家来指导。

　　老作家沙汀功不可没

　　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沙汀是位创作经验丰富、文学修养深厚的老作家。他在成都读到了《红岩》的“征求意见本”后，受重庆市委邀请，专程从成都来到重庆长寿县长寿湖农场，和罗广斌、杨益言一起生活、研究了好几天。他对“征求意见本”给予热情的鼓励，然后指出小说写得过于沉闷和压抑。怎样理解市委书记说的“小说的精神状态要翻身”这句话呢？他说，你们要以胜利者的姿态眉飞色舞地写这段生活，不要还像关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那样戴着手铐、脚镣写狱中的斗争。要打开眼界，从狱内到狱外，从城市到农村，要看看当时全国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蒋家王朝即将覆灭的大形势，不能只写狱中这个小圈圈、小天地，要从牢笼里跳出来。沙汀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感觉到，对罗广斌和杨益言来说，“中美合作所”这段狱中生活在他们头脑中印象太深刻了，烈士们留下的最后形象在他们心目中太神圣了，要想让他们从这真实的人物、事件、场景中挣脱出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写小说不是写历史，小说家塑造出来的应该是经过作家长期酝酿、想象、虚构，最后从心灵深处跳出来的活生生的人物，对小说创作来说，没有想象和虚构就没有艺术。怎样使两位作者从真人真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站在时代的最高点，更大范围地吸收充实生活素材，从整体上解放思想、打破框框、大胆想象、大胆创作呢？

　　沙汀向重庆市委建议，让两位作者到北京参观学习。这个建议被采纳了。1960年6月，两位作者来到了北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王维玲负责安排他们参观学习的日程和生活。

　　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罗、杨看到了1948年到1949年全国解放战争的总形势。他们仿佛看到了战火纷飞、规模空前、瞬息万变、节节胜利的解放战争全貌，特别是毛主席那些气势非凡的电报手稿，让他们读后异常兴奋和激动，受到极大的启发。他们边参观、边思索。王维玲常常看他们在自己的书稿上改得密密麻麻，几乎辨认不出哪些是充实新增加的，哪些是要加工修改保留的。经过整整一个月的参观学习，他们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

　　王维玲回忆说，我们在一起交流心得体会，一起讨论小说下一步的修改方案，明显感觉到他们终于从禁锢的圈圈里走出来了，他们的思想境界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对改好小说有了充分的自信。他们开始对自己已经创作出的每个人物、每个故事，包括细节的运用产生了许多新的想法、新的构思，他们开始考虑如何眉飞色舞地写黎明前发生在“中美合作所”里这场正义与邪恶的大搏斗。原来一稿和二稿里写了一个人，在地牢里挖开了一条通道，自己跑出来，触电网而死。新的设想是那个人变成许云峰，把为自己挖洞改为许云峰为难友挖洞，这么一改，再通过与华子良接头，就把白公馆地牢内外、狱内外的斗争连接了起来，许云峰就是在这个见不到一丝阳光、呼吸不到一点新鲜空气、与世隔绝的地牢之中，找到了自己的战斗岗位，用自己的血肉双手，给战友们挖出了一条准备越狱突围时用的通道，在完成了这个重大使命，做出了这样的贡献之后，他迎着黎明的曙光，昂首大步，壮烈牺牲。许云峰挖出了通道，自己并没有从通道逃走，而是留给难友们使用，这简直是神来之笔！当作家构思出这样的情节时，那种愉悦的心情是别人无法体验到的。

　　当王维玲听到这一构思时，情不自禁地击掌叫好！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表现共产党人的精神和情操的呢？

　　罗广斌、杨益言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红岩》的第四稿，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们将清样送交社长、总编辑边春光终审。罗、杨则带着清样回到重庆，根据肖泽宽的指示送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市委党校、团市委等部门的同志审阅。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向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汇报。最后，罗、杨带着北京和重庆的意见去成都听取沙汀的意见。沙汀对这一稿很满意，他认为作品改好了，精神状态彻底翻身了，个别章节再加工一下，便可以出版了。这次，沙汀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与罗、杨二人交谈，一章一章地谈他读后的感受和意见，给了两位作者许多新的启发。

　　在《红岩》创作的几个关键时刻，沙汀都起到了他人不能替代的作用。

　　红色经典

　　虽然小说的第四稿受到好评，沙汀也说个别章节稍作加工就可以出版了。但罗广斌、杨益言在听了各方意见之后，觉得还需要再做一次大规模、大范围的修改，没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他们再一次来到北京，住进中国青年出版社。当时正值冬季，出版社还没有暖气，他们谢绝了公务员的服务，生火添煤、打扫卫生，一切都自己动手。责任编辑王维玲回忆说，如果说对他们有什么特殊照顾的话，就是考虑到他们习惯了吃米饭，在不超过定量的前提下，把米饭都调剂给他们，不让他们吃窝窝头。有时，夜深了，他们写累了，饿了，能在火炉上烤几片白薯吃，就很知足了。他们的艰苦奋斗精神更体现在工作上，杨益言说：“我们写得很苦，很累，很难啊！主观上想写出高水平，客观上常常力不从心。常常是第一遍写出来的东西不满意，可是第二遍写出来还不如第一遍。有时我们俩分头写同一个场面，可是写出来以后，两个人都不满意。于是便出现了畏难情绪，不敢写了，不敢改了……”每当出现这种情况，王维玲就鼓励他们说，创作中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一点儿也不奇怪。你们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有了很大进步，眼下在一些关口上过不去，也是正常现象，几乎哪一位作家在创作中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鲁迅先生说：小说创作是一种韧性的劳动。这说明小说创作的艰难。你们能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不足，这本身就很难得，非常好！不能失去信心，要憋足这口气，爬过这道高坡！

　　在度过无数个苦恼不安的日夜之后，罗广斌和杨益言终于战胜了艰难困苦，完成了《红岩》的创作任务。1961年12月，《红岩》正式出版。王维玲对两位作者说：“《红岩》不过４０万字，可是从初稿到定稿，重写三次，大改两次，苦战了三个春秋。你们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了三百多万字，所有帮助过你们的同志，没有不佩服你们坚韧不拔的创作精神和创作毅力的，你们是以自己独有的生活宝藏、独到的艺术视角和艺术手法，写出了这部独具特色的长篇小说。《红岩》是用你们的信仰和生命培育出来的，在文学史上，像这样认真严肃、一改再改的作品，也是不多见的！这正是你们走向成功的所在。《红岩》会是传世之作，后人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2008年2月，在杨益言83岁生日即将到来之时，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专程去看望他，向他转达市委领导对他的问候：“《红岩》记录下我党最悲壮的一段历程，《红岩》中的英雄形象给我们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红岩》教育了几代人，我们都是看着这部小说长大的，感谢您创作了这部《红岩》。”

　　今天，我们回顾《红岩》的创作经过，或许会给文学界一种重铸文学创作优良传统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