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秘书“站错队”(2)

　　李锐和柯庆施

　　李锐自1958年初担任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庐山会议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在庐山，李锐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矛盾尖锐。

　　据李锐回忆，矛盾在1958年春就开始显露。3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柯庆施找到李锐，要李替他写一篇文章，主要意思是教育和文化的"大跃进"、大革命。李锐勉强写了一两千字敷衍，效果不好。此后，柯庆施曾对人说：李锐的文章没有写好。5月，在上海召开了华东地区计划会议，工交部门的一些主要负责人聚集上海，帮助华东地区制订1959年的"跃进"计划，李锐代表水利电力部参加。会上，华东地区钢的指标涨到600万吨，而李锐却泼了冷水，认为电力无法保证。柯庆施很不满，多方做工作，李锐仍然坚持己见。之后，李锐还给毛泽东写了信，说明按华东地区的计划，全国缺电要在100亿度以上，认为计划没有留有余地。此信没有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在此次的庐山会议上，李锐于7月20日的小组发言中特别提到：华东地区600万吨带头，就想得过高了，远远超过客观可能。这些话应该说是针对华东地区的负责人柯庆施的。23日，毛泽东讲话后的两三天里，会议形势急转直下。这期间，柯庆施曾在吃午饭时过来和李锐干杯。李锐大声说：柯老，你是见过列宁的人，何必跟我们后生小子过不去，并转回餐桌不予理会。

　　陈伯达和叶飞

　　陈伯达自1939年起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庐山会议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他与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矛盾所见叙述不多，不过还是可以看出些端倪。

　　据陈丕显之子陈小津着的《我的"文革"岁月》中叙述："'大跃进'时期，陈伯达到福建蹲点，以'钦差大臣'自居，对福建省委指手画脚，乱提意见。叶飞看不惯他的某些做法，顶撞了他，两人发生争执。叶飞直率地说他是'书生之见'.陈伯达回北京后，向毛泽东告了叶飞一状，但毛泽东没有表态。"

　　对此事的另一种记载是：1959年一二月间，陈伯达回到家乡福建晋江地区，在南安南厅乡满山红大队居住20多天，参加工作组进行蹲点调查。2月26日，他写信并通过福建省委报告中央和毛泽东。信中反映了一些问题，其中包括闽南土地千差万别，农业生产不能一刀切；制订农业生产具体计划应该同群众共同商量决定；晋江地区为提高穷村和山区收入水平，采用挖肉补疮的办法去填补，有平均主义；在解决社员报酬问题上，应使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等。
 

　　陈伯达的报告中不乏一些正确意见，实际上是晋江地区干部、群众的呼声。这对于毛泽东继续纠"左"起了一定的参考作用。此信发出后不久，福建省委召开了解放以来规模最大的六级干部会议，1.4万名干部出席。会上，叶飞代表省委作了自我批评，着重检讨公社体制问题。前后对比来看，陈伯达的调查报告与福建省委的检讨是有关联的。

　　在"神仙会"阶段，陈伯达曾两次作长篇发言，批评"大跃进"中的一些弊端。他对福建的工作提出批评，结果和叶飞发生了争论。7月23日后的小组会上，陈伯达受到批判，他去福建调查的事也被重新提起。

　　胡乔木和曾希圣

　　胡乔木自1941年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庐山会议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他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矛盾纷争主要表现在对《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的争论上。按照原来的安排，会议开半个多月，通过一个会议纪要性的文件就结束了。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毛泽东原来指定五个人：胡乔木、杨 尚昆、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7月13日，毛泽东建议起草小组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起草出《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据李锐回忆：谭震林和曾希圣是"大跃进"时的带头人，但他俩不是主要起草人。

　　从17日起，在讨论《议定记录》时，一些人有意见，主要集中在胡乔木执笔的《关于形势和任务》上，认为对"大跃进"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表达得不够充分有力，缺点写得很具体，认为这样传下去要泄气，影响计划的完成。《关于形势和任务》中写到的缺点有三条：国民经济的某些比例失调，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命令主义和浮夸作风。

　　曾希圣是起草小组成员，对这一段写法也不满意。他在19日的小组发言中认为，安徽最大缺点是刮了"共产风".下面干部对于缺点的看法，"好比玻璃上滴了一点墨水，一擦就掉了"."至于去年工农业比例失调，我不承认。工业、农业不都是增产很多吗？工业内部的比例是有些失调，但是我的看法很乐观，不经过这样的大演习，我们受不到这样的教育。"

　　曾希圣作为起草小组成员，对《议定记录》提出批评，格外引人注目。从他发言中为"共产风"辩护和对工农业比例失调的否认看，矛头是指向三条缺点的。

　　由于这时彭德怀的信已经印发出来，20日后讨论的焦点更多集中到彭德怀的信上。这样，胡乔木和曾希圣的纷争初一爆发，未曾展开就转向了。 (责任编辑：曾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