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任穷与钟月林的爱情故事

　   宋任穷，原名韵琴，又名绍梧，湖南浏阳人。曾任红十二军团政委，第二十八军政委、军长，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豫皖苏分局书记兼华东野战军第三副政委，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兼云南军区政委，中共西南局第一副书记，中央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钟月林，1915年9月出生于江西于都，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革命工作。1933年8月调中共中央局妇女部工作，参加了长征，1935年在陕西瓦窑堡转为中共党员，同年12月与宋任穷结为革命伴侣。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组织部办公厅档案科工作，曾任东北局办公厅秘书等职。

　　2009年7月11日是宋任穷百年诞辰纪念日。自宋任穷2005年病逝，他的老伴钟月林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和任穷结为夫妻70年来，不管环境怎么变，他对我始终如一，不离不弃。70年相伴相随，他的离去带给我的痛苦是语言无法表述的。任穷不仅仅是我的好伴侣，更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用一生的言行，为我和子女们树立了做人的榜样。能与这样的好人携手共度人生，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宋任穷百年祭不到1个月，钟月林病逝。

　　双双走出窑洞新房即赴前线

　　宋任穷和钟月林是1935年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时结婚的。宋任穷曾回忆说：“队伍到了陕北，才算是安顿了下来。不少同志相继结婚，当时我自己还没考虑那么多。在红军学校当政治教员的邱一涵大姐是个十分热心的人，她张罗着给我找对象。”当时，红军队伍里的女性不多，邱一涵向宋任穷提到3个女同志的名字，其中就有钟月林。在长征路上，宋任穷见过钟月林，虽然了解不多，但对她的印象不错。

　　宋任穷曾说：“在长征途中，陈赓同志带着几个女同志到我们干部团来玩，向我介绍过她。她是当时我们长征队伍里30个女兵中最小的一个。长相没有什么特别，普普通通的一个小女兵，听说她家是贫农，家境贫寒，当红军以前是个童养媳，地地道道一个苦孩子出身，可我觉得她很实在，外貌很质朴很善良。”于是，宋任穷答应了这桩婚事。

　　“没几天，邱一涵同志陪她到了我这里。那天是12月12日，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一年后的这一天发生了‘西安事变’。那个战争年代，一切从简，结婚也没什么仪式，我的宿舍一切都没有变化。一间不到8平方米的窑洞，一张单人土坑，一套我自己原来的铺盖。地上烧着一个火坑炉子，一切生活用具都没有添置，只是多了一个人便成了一个家庭。”结婚后，宋任穷拿出仅有的两三块钱，请蔡畅、邓颖超、贺子珍、邓六金等几位大姐及红军学校的几位同志一起吃了一顿饭。

　　结婚后没几天，周恩来找宋任穷谈话，说组织上决定派他到刘志丹任军长的第二十八军工作。“在那个艰苦的战争年代，我们都懂得什么是最主要的，是第一位的。所以，谁也没有怨言。”于是，宋任穷离开了那间刚刚称之为家的小窑洞，上前线去了。

　　几天后，钟月林到农村工作队，深入基层为扩大红军队伍做动员宣传工作。不料，她在农村染上了疟疾，高烧不退，昏迷不醒，被人用担架抬回瓦窑堡，而后住进医院。忙于工作的宋任穷得悉后，即派警卫员回去看望。

　　1938年的一天，宋任穷在前方突然接到一份电报，内容是“钟月林已经从无线电学校毕业，要到前方工作。宋任穷现在何处，请回电”。后来得知这份电报是叶子龙根据毛泽东的口述发出的。为了上前线，钟月林上了中央电讯学校，学习发报。那时候，前方与后方根据地之间都隔着敌占区，交通很不方便，除了电报外，几乎没有电话及信件等其他通讯方式。当时，宋任穷的部队驻在冀南离南宫城8里之外的韩家庄，且宋任穷正在重病之中，因感冒引发伤寒，高烧不退。宋任穷没有回电。宋任穷后来说：“不完全是因为我在病中。按常理，我身体不好，她更有理由来照顾。但当时，前方部队里清一色都是男同志。除了康大姐和刘帅夫人汪荣华同志以外，几乎没有带夫人的。我当然不应该破这个例。后来，听说钟月林来冀南是毛主席批准的。钟月林在延安找到毛主席，要求到前方工作。毛主席风趣地跟她开玩笑说：前方的女学生可是多，你是不是怕宋任穷变心了？”在毛泽东的安排下，钟月林经西安到达前线，在军区电台从事报务工作。从此以后，夫妇俩一直在一起，共同经历了艰苦的抗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