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任穷：乞讨卖艺出身的开国上将

　　开国上将宋任穷的传奇人生

　　宋任穷(1909-2005 )，原名宋韵琴。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宋任穷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宋任穷是湖南省浏阳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中共平原分局代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豫皖苏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三副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兼云南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5年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误传名字是毛泽东改的

　　宋任穷原名宋韵琴，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不久，年仅18岁的他带着中共江西省委的密信辗转找到刚刚领导了井冈山秋收起义的毛泽东，随后参加了三湾改编，成为毛泽东麾下的一名连队文书。三湾改编后，宋任穷参加了打遂川的战斗。拿下遂川后，部队在遂川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宋任穷所在的三营营长伍中豪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是一位儒将，很能打仗，还喜欢作诗。他平日爱喝酒，酒兴浓时，便诗兴大发。宋任穷的名字就是在遂川战斗后的那个春节，伍中豪喝酒时为他改的。伍中豪一边喝酒，一边口里念着他的名字：“宋韵琴、宋韵琴，这个名字不好，像个女人的名字，不如改了吧!”接着，他念念有词地在嗓子眼里转着：“宋韵琴、宋韵琴，宋任穷!”突然停住了，说：“就叫宋任穷吧!”于是，宋韵琴就此改名为宋任穷。宋任穷晚年写回忆录时笑着对身边工作人员说：“那时，改名字很简单，不用批准，只要在花名册上把名字改过来就行了。后来，有人传说，我的名字是毛泽东改的，这其实完全是误传。”

　　乞讨卖艺，历经磨难找红军

　　1928年冬，敌人开始重兵围剿井冈山根据地。留在井冈山坚持斗争的彭德怀与滕代远、王佐等为了保存实力，决定主动撤离井冈山，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彭德怀、滕代远还决定，将湘南籍战士临时组成一个特务连，作为后卫，负责断后，并指定由宋任穷和康健负责。

　　下山时，特务连被打散了，只有宋任穷、康健两人始终在一起，康健的脚冻伤了，肿得无法落地。宋任穷就背着他艰难行走，乞讨着继续找部队。

　　在上犹，他们碰到一个要饭的老头，姓吴。为了找个掩护，宋任穷和康健就拜这个吴老头为师，跟着他一起要饭。到了赣州，他们住在一个烧过砖的旧窑里，宋任穷千方百计求医问药，为康健治病，但总不见他的病情好转。有一天，天快要亮的时候，康健哼了几声便再也没有醒来。宋任穷失声痛哭，料理完战友的后事，仍乞讨着，继续寻找部队。

　　漫无目标的寻找总不是办法，宋任穷决定先回家去，等打听到消息再说。走到万载附近，碰到两个玩蛇的人。身无分文，当务之急是混口饭吃，宋任穷灵机一动，又拜了这两个玩蛇的人为师。一个月后，宋任穷辞别师傅，带着一条蛇向家乡方向走去。一路上，幸亏有这条蛇在身边，帮他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一次次盘查。

　　到家时，家里的门关得紧紧的，敲了好一阵，他的三哥才把门打开。一见是弟弟回来了，三哥又惊又喜，抱着他痛哭流涕。原来，在他参加革命后，家里接连发生了三起惨剧：妈妈去世了，大哥遭敌杀害，二哥也不幸死去。听了三哥的哭诉，宋任穷如遭晴天霹雳，惊呆了，继而悲痛地抱头痛哭。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党组织，回到红军队伍里，革命到底，为亲人报仇。

　　宋任穷在家乡隐蔽半年后，又前往广东、湘南等地寻找党组织，可仍然没有结果。他只得改名宋固，在醴陵县报名参加了唐云山的国民党军独立第十五旅，打算以后趁该部与红军交火时寻机回到红军部队。

　　1930年2月24日，唐云山第十五旅进攻苏区，在江西新淦(今新干县)，宋任穷在火线上带领10余名国民党士兵主动向红军缴械投降。正巧，接受他们投降的是原红四军三十一团。宋任穷终于见到了自己的老战友高自立、周昆、欧阳健等人。他像一个走失的孩子突然见到了自己的亲人一样，兴奋得眼泪直流。经审查，党组织很快恢复了他的党籍，安排了他的工作。

　　亲历长征中北上危机时刻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前夕，宋任穷被调到干部团任政委。干部团团长是陈赓。

　　红军干部团由中央根据地的四所红军干部学校合并而成，主要任务是警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必要时也参加战斗。四渡赤水期间，干部团直接参加了两次战斗，一仗是一渡赤水之前打土城，一仗是二渡赤水之后再克遵义。土城一仗，干部团打得相当惨烈，伤亡百十来人。宋任穷万分痛惜。他就此事专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说：“干部团的学员都是连排以上干部，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这样使用代价太大了。”毛泽东同意并惋惜地说：“是啊，对干部团的学员用是要用的，但这样用不行。以后要注意哩!”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由于张国焘坚持分裂主义，长征中的红军面临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张国焘到阿坝后就按兵不动，坚持要南下，命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并打电报给中央，要右路军也重新过草地南下。毛泽东、周恩来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采取果断措施，率领一、三军团和红军学校连夜出发。这时的干部团已和四方面军红军学校合并，改编为新的红军学校。干部团编为　红军学校特科团凌晨3时接到北上的命令，宋任穷和代理团长韦国清把全团集合起来，明确告诉大家：北上是中央的方针，南下不是中央的方针。愿意北上的走，不愿意北上的可以留下。

　　摸黑走了大约20多里路，忽然从后面传来立即停止前进的紧急命令。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走在红军学校前头，在半山坡一块很小的平地上停了下来。红军学校教育长李特持枪带着几个荷枪实弹、指头按着扳机的警卫员气势汹汹地赶到毛泽东身边，问毛泽东：“现在总政委张国焘同志来了命令要南下，你们怎么还要北上?”

　　毛泽东冷静而坚定地说：“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看北上好，还是南下好。现在只有北上一条路可走，因为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要兵力，而陕、甘的敌人比较薄弱，这是第一。第二……”

　　李特依然不大服气。毛泽东换了严肃的口气说：“彭德怀率领的三军团就走在后面，彭德怀同志是坚决主张北上、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要南下火气大得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

　　这一说，李特不敢轻举妄动。毛泽东又语重心长地说：“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

　　宋任穷清楚地记得毛泽东最后一句话接连讲了三遍。李特眼看威胁右路军南下无望，便说：根据张国焘同志的命令，红军学校的学员要南下。毛泽东顾全大局，同意让四方面军的学员回去。毛泽东让宋任穷和韦国清集合特科团全体同志，他要对学员们讲话。毛泽东把前面讲的话对着大家又讲了一遍，最后依旧强调说：“南下的路是走不通的，你们将来一定要北上的。现在回去不要紧，将来还要回来的。你们现在回去，我们欢送;将来回来，我们欢迎。”

　　宋任穷目睹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深为毛泽东的胆识和气魄所鼓舞。他和特科团剩下的几十个干部紧随毛泽东，克服千难万险，一直走到了延安。

　　历经硝烟洗礼的爱情

　　经过万水千山的跋涉，中央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到了陕北，算是安顿了下来，不少指战员相继结婚。当时宋任穷自己还没有考虑到结婚的终身大事。曾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袁国平的夫人邱一涵，是位热心肠的大姐，她四处张罗着给宋任穷找对象。

　　不久，邱大姐给他介绍了一个叫钟月林的女孩子。对钟月林宋任穷并不陌生，在长征路上，宋任穷就见过，虽然了解不多，但对她的印象很好。他觉得钟月林很实在，质朴善良，便同意与她结婚。

　　战争年代一切从简，结婚不搞什么仪式。没有新房，宋任穷的宿舍就是他们的家。一切生活用品都没有新添置。两个人走到一起，便成了家。结婚时，宋任穷拿出仅有的三块钱，买了一只羊，做了烤烧饼，请蔡畅、邓颖超、贺子珍、邓六金等几位大姐及红军学校的几位同志一起吃了一顿饭，事就了了。

　　结婚后没几天，周恩来便找宋任穷谈话，说组织上决定派他到刘志丹任军长的红二十八军去工作。新婚燕尔的宋任穷和钟月林，不得不面临着分别。1938年，钟月林通过叶子龙找到毛泽东，要求到抗日前线去，跟丈夫宋任穷在一起工作。

　　毛泽东风趣地和钟月林开玩笑：“前方的女学生多，你是不是怕宋任穷变心了?”经过毛泽东批准，1938年8月，钟月林随张经武、江华两位同志一起到了八路军一二九师驻地。

　　毛泽东批准钟月林到前线去之后，叶子龙根据毛泽东的口述，给宋任穷发了一封电报，大意是说：钟月林已经从无线电学校毕业，要到前方去;宋任穷现在何处，请回电。

　　宋任穷接到电报后，有一个多月时间没有回电。因为当时前方部队中，除了朱德夫人康克清大姐和刘伯承夫人汪荣华大姐照料年纪较大的朱德和刘伯承之外，其他干部几乎没有带家属的，宋任穷觉得自己不应破例。后来同志们都劝宋任穷说，这是毛主席批准的，不好拒绝，宋任穷这才同意钟月林到冀南来。在八年抗日战争中，钟月林一直同宋任穷一起战斗在最前线。

　　扶棺挥泪，痛失战友刘志丹

　　1935年底，中共中央决定组建由陕北红军组成的红二十八军，员额1200余人，军长刘志丹，政治委员宋任穷。

　　刘志丹在陕北名气很大，威望很高，老百姓在“信天游”里唱“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在到红二十八军工作前，周恩来亲自找宋任穷谈过话，嘱咐他要尊重刘志丹，尊重地方干部，要互相学习，加强团结。刘志丹党性强，顾全大局，对包括宋任穷在内的中央派来的干部非常尊重，经常教育陕北红军要尊重外来干部。宋任穷比刘志丹小六岁，对刘志丹很敬佩，凡是大事他们都一道商量着办，彼此推心置腹，没有丝毫芥蒂。

　　1936年2月中旬，宋任穷、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八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黄河岸边3月底的夜晚，浪高风黑，怒吼的涛声里不时传来沙岸崩塌的沉闷声响。在一片风声、浪声、枪炮声中，红二十八军一举突破阎锡山的河东防线，歼敌两个营，占领罗峪口。此后，红二十八军先北后南，接连打败六股来犯之敌，于4月13日到达山西中阳县西部渡口三交镇。该镇南北环山，西面临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4月14日拂晓，围攻三交镇战斗打响。战斗至中午，攻击不大顺利。刘志丹决定亲自到北山前沿阵地指挥。宋任穷则留在军指挥部掌握全面情况。不料刘志丹刚到前沿，便被一颗子弹击中左胸。他断断续续地说完“ 告诉政委，请他带部队……坚决把三交镇攻下来”这句话，就溘然逝去。

　　宋任穷流着泪把军大衣轻轻盖在刘志丹身上，扶着担架一步步把他送下阵地。他向党中央电告噩耗，并筹划船只，制作上好棺木装殓起刘志丹的遗体，运往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临行前，在场的数十人扶棺挥泪，天地动容。

　　由于刘志丹的牺牲和部队减员较多，上级曾准备撤销二十八军的番号。后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专门派人到二十八军作了考察，认为部队情绪稳定

　　，士气旺盛，素质确实很出色。于是，中央军委决定保留二十八军建制，补充一些兵员，并任命宋任穷为军长，蔡树藩为政治委员。

　　毛遂自荐当部长，戈壁大漠建奇功

　　1956年4月，宋任穷在一次会后遇见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说要从军队里调个中央委员出来加强地质战线，让他考虑考虑。宋任穷考虑了两天，毛遂自荐，对周恩来说就把我调出来吧。周恩来说你能出来吗?当时宋任穷还在总干部部任副部长。他说总干部部有人。周恩来说那好，我请示主席。没过几天，周恩来告诉宋任穷：主席有新的考虑，要成立原子能委员会。

　　周恩来1956年7月向中央提出《关于原子能建设问题》的报告，建议成立“原子能事业部”。这个意见毛泽东同意，11月正式提交一届人大常委会议通过，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搞原子弹，部长是宋任穷。1958年2月，三机部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初创时，主要抓队伍组建、地质找矿、科研基地建设。

　　搞原子弹不比打仗，要依靠科学，尤其是要得到中国最高科学机构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为此，就要和中科院“走亲戚”，“攀亲家”。宋任穷给中科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张劲夫打电话，说要到他家里拜访他。

　　宋任穷这次拜访张劲夫，就是谈科学院要怎么支持二机部、帮助二机部。宋任穷紧紧握住张劲夫的手说：“劲夫，这个事太重要了，你要帮助哇!其他部门我也希望他们来支持，但主要靠科学院呐!”

　　张劲夫说：“没有问题。这是中央的任务，是国家的任务，也是科学院的任务。第一，我把原子能研究所全部交给你。另外，科学院其他各研究所凡是能承担二机部的研究任务的，我们都无条件地承担;如果骨干力量不够，还需要调一些人去，我们再想办法。譬如，邓稼先是学物理的，从美国留学回来，是科学院数理化学部的学术秘书。吴有训副院长兼数理化学部的主任，日常工作就靠邓稼先负责，这个同志你要我也给你。”

　　有了人才，还得有矿。宋任穷担任三机部部长后，花费很大精力搞地质找矿，几乎所有发现铀矿的地方他都去过。在科研工作方面，宋任穷则紧抓苏联援助的“一堆”(反应堆)、“一器”(加速器)建设。1958年9月，“一堆”、“一器”正式移交使用。

　　当时，受“大跃进”的影响，核战线上也提出了“大家办原子能科学”、“全民办铀矿”等口号。还有的人坚持要对苏联提供的设计和设备进行革新改造。宋任穷等人不同意，认为这要慎重。但是要求改造的同志坚持己见，宋任穷无奈，只好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当面向他汇报。两天后，宋任穷接到电话，通知他到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汇报。

　　宋任穷汇报后，毛泽东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这个原子堆、铀235工厂，你们还没有掌握好，怎么就动手改了呢?比如写字，先得学写正楷，再学写行书，然后再练草书。宋任穷回来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大家才统一了思想，避免了可能对主工艺设计和设备乱改的错误。

　　1960年初，周恩来带领一些部长在广州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结束后，毛泽东约见几位部长。康生也去了。康生一见宋任穷就谈起什么时候能够爆炸原子弹的问题。宋任穷说：苏联原来答应给我们的原子弹样品和资料现在不给了，要靠自力更生，尽最大努力，爆炸时间得推迟到1964年。

　　康生摆出一副“最革命”的架势说，1964年爆炸迟了，还是应该在1962年爆炸，并讲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话。毛泽东听着，一直没有表示，最后只讲了一句话：康生，你去当二机部部长吧。康生一看势头不对，才不吭声了。实践证明，1964年爆炸原子弹是切合实际的。

　　当年中苏关系破裂，有些苏联专家在撤走时，把该给中方的资料也带走了，还说“这是对你们的毁灭性打击”、“从此你们将处于技术真空的状态，估计20年你们也搞不成原子弹”。然而仅4年后，1964年10月，从中国西部沙漠中升起的蘑菇云，宣告了他们预言的破产。宋任穷在二机部工作4年，对原子弹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情有独钟，深情关爱排球事业

　　在几位开国老将军中，吕正操爱网球，宋任穷爱排球，那是出了名的。

　　宋任穷担任中国排协名誉主席20余年。全国排球界都知道宋老将军对于排球情有独钟。对中国男女排，宋任穷都关爱备至，几十年如一日，重大赛事，每赛必看。比赛胜利了，宋任穷常常亲自打电话向球队表示祝贺。球队比赛受挫了，他更会打电话问候球队，甚至亲自赶到训练局看望球队。

　　宋任穷曾说过这样的话：“别的职务都可以辞去，中国排球协会名誉主席我不辞去!”袁伟民非常感动，几十年来也一直坚持抽空去看望这位德高望重的排协名誉主席。

　　宋任穷的排协主席虽然是名誉的，但是他对女排的情况了如指掌，连谁是陪练都一清二楚。中国女排第二次夺取世界冠军后，中央领导在中南海集体接见运动员、教练员、领队和国家体委领导、各司局领导。体委领导想让陪练陈忠和也一起参加接见。陈忠和有些不好意思，站在最后一排的左边角上。结果接见时出现了一件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排协名誉主席宋任穷特意走到后排对陈忠和说：“小陈，你过来。” 说着，他拉着陈忠和的手走到前排，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介绍说：“这就是我们的无名英雄，女排的陪打小陈。”胡耀邦亲切地和陈忠和握手，万里等中央领导也向陈忠和亲切致意。这件事让大家都很感动。

　　对这一切，陈忠和铭记在心。他认为这不只是对他个人的一种理解与尊重，也是对所有的无名英雄的一种关爱。这成为了促使他更热爱排球事业与中国女排的动力之源。陈忠和不负众望，2004年8月29日，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他率中国女排在雅典奥运会上夺取了冠军。一直关注着中国女排的宋任穷，又一次亲自给中国女排发去了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