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义陈赓

　　情义陈赓

　　与亲人一次又一次的生离乃至死别，似乎是那个时代的每一位革命者都必须面对的命运。对于王根英这位曾经的革命战友加革命伴侣，陈赓一直用自己的方式默默铭记着。

　　革命夫妻

　　1933年12月，二姐王根英在家里被特务带走的情形，王璇梅一直都深深记在脑海里：“那一天，四五个穿长衫的特务找上门来，说要把王根英带走询问情况。家人知道不妙，哥哥赶紧把特务头子引到里屋，拿出家里仅有的几十块钱想疏通，但磨了一个多小时也没什么效果，姐姐终于眼睁睁地被带走。”

　　11岁的王璇梅一直站在二姐旁，想保护她又无能为力。刚刚4岁的陈知非，也愣愣地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却不知道这是他与母亲王根英的最后一面。

　　在陈知非的童年记忆里，“父亲”与“母亲”的印象几乎是一片空白，他也是直到查了湖南老家的家谱，才确认自己是1929年出生的。有关母亲的形象，他都是在后来一点点建立起来的。

　　出生于1906年的王根英是家里9个兄弟姐妹中的老二，8岁时王根英便跟着姐姐，到纱厂做工。

　　“记得早上四五点钟左右，天还没亮，妈妈就起来给几个姐姐作早饭上工，晚上6点才下工回家”。王璇梅是家里的老小，比王根英小16岁，对于姐姐的回忆也并不清晰。1923年，17岁的王根英转到怡和纱厂做工。此时，恰值共产党用教会名义，以纱厂工人为对象，开办了工人夜校。好强的王根英是这所夜校的第一批学生。家里的贫苦状况以及在工厂里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使得王根英对共产党有了天然的亲近感，她也很快成为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中国共产为了配合北伐而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二姐不仅参加了三次武装起义，而且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前，受周恩来委托，把一些枪支拿到自己家里藏起来。
        ”王根英是在夜校时认识的陈赓。陈赓追求王根英的方式，也成了后来许多文艺作品重点描绘的一个细节：陈赓对年轻、充满革命热情的王根英产生了爱慕之情，就写了一张字条请人递过去。没料到条子传到王根英手里，被泼辣的她认为是扰乱会议，顺手贴在了会场上，立即成为各代表休息时的笑谈。陈赓一看爱情表白被公布于众，索性又写去第二张，结果又被贴了出来，连写三张都是同一个下场。这件事轰动了大会，周恩来得知后批评陈赓求爱不讲究策略，还是他与邓颖超出面找王根英谈话，最终撮合成了这一对。
       “起初姐姐觉得能说会道又爱开玩笑的陈赓有点滑头，不太同意”，已84岁的王璇梅笑着回忆。被王根英接受后，陈赓经常跑到王家来，跟王根英的父亲聊天，“父亲觉得陈赓口才好，人又机灵，很喜欢陈赓”。王根英八九岁时，家里按当地风俗，给她定了门娃娃亲。与陈赓结识后，她请求父亲为她退掉这门婚事。但男方认为是很摊台(丢脸)的事，因为附近的乡亲邻居都没发生过此事。王父于是请地方有名望的人士，去男方家说情，最后退了聘礼，请了一桌酒席，男方家里只好同意退婚。“那个时候一般女孩子定了婚之后再退掉是不太容易的，所以二姐一直也感谢父亲”。
        1927年，陈赓与王根英结了婚。像那个年代的许多革命者一样，这两个年轻人从此为他们共同所信奉的理想，开始不顾个人安危的工作。在年少的王璇梅记忆里，陈赓每天都是很忙忙碌碌的，“好像从来不记得他在家里休息过”，像当时的“白领”一样，每天或着蓝、灰长衫，或着绸缎上衣，当别人问起来，姐姐回答：“我家先生在洋行里工作。”虽然是在充斥着残酷斗争的年代里，陈赓与王根英这对革命夫妻的生活也有着小家庭的温馨与甜蜜。
        陈赓与王根英最后一个据点是上海保定路一个很大的弄堂里，住的是后楼一间小屋，紧挨着凉台。像上海普通人家一样，王根英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倒马桶，然后洗刷干净放在凉台上晾干。但陈赓总是不等马桶晾干，抢着第一个用马桶。每逢此时，王璇梅总是偷偷向姐姐告状：“姐，马桶还没干，阿哥又抢先用啦!”陈赓就得意地哈哈大笑，有时还示威性地喊：“小妹，拿报纸来。”还有一次，王根英在气炉上煎河虾，不小心把虾煎煳了。王根英不舍得倒掉，想把煳的部分拿去洗洗后接着吃，但陈赓一把抢过来，往虾碗里吐了几口，一边吐一边顽皮地看着姐俩笑：“这下不能吃了吧!哈哈!”王根英也被他逗得没了脾气，只好指着陈赓笑着说：“你这个陈赓，捣乱!”可惜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这样的生活场景，对这一对年轻的革命夫妻来说显得太过短暂。
       上海岁月
        1929年，王根英生下了陈知非，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王璇梅都住在姐姐家，一方面是帮着照看小知非，另一方面，她后来悟道，这也是陈赓出于做地下工作的需要，装成一个完整的上海小家庭的模式，不会惹人怀疑。其实从1928年4月，腿伤未愈的陈赓就到特科负责领导情报工作。对于那段时光，王璇梅印象很深的是搬家，“一个地方住几个月、半年，稍有情况就立即搬家”，只有不满10岁的王璇梅并不知道陈赓那时从事的是极其神秘的情报工作，每次搬家前，陈赓与王根英都先把她和小知非送到娘家，待安顿好之后再把他俩接到新家里去。陈赓与王根英的第一个家住在辣斐德路一间楼下的厢房里，有一天9岁的王璇梅带着只有2岁多一点的小知非到街上玩，迎面看见英租界的印度巡捕--上海人称其为“红头阿三”。小知非突然用手指着“红头阿三”说：“你红头阿三的枪，没我爸爸的好。”“你爸爸身上用枪?”“红头阿三”马上警觉地用上海话问，小知非点点头。于是印度巡捕就一路跟着两个孩子到了家里。正在家里的王根英没想到两个孩子带回来了“红头阿三”，听到巡捕问枪的事，她愣了一下，急中生智地回答：“有，有枪，是他爸爸在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枪。”说着便到放知非玩具的木头柜里，取出了一把木制长枪。“红头阿三”找不出什么破绽，只好离开。王璇梅多少年后想起这事都觉得有些后怕：“陈赓有一把手枪，每天放在枕头底下。我后来猜测知非肯定见过，说不定还玩过，所以一直觉得爸爸的枪好。”一直到解放后，有一次陈赓与王璇梅说起此事，“你们闯了祸，自己一点也不知道，蛮不在乎的，可把你姐姐吓坏了”。
        没过多久，陈赓又一次搬了家。还有一次，王根英带着妹妹与儿子，坐一辆黄包车经过外滩南京东路路口时，突然被一男一女两个巡捕叫住，女巡捕很仔细地搜查王根英，而小王璇梅只顾东张西望地看着四周热闹。巡捕搜查未果，抬手放人。解放后，有一次王璇梅与丈夫陈锡联到陈赓家里做客，陈赓还指着她鼻子说：“你这个小傻瓜，什么也不懂，你二姐把手枪缝在你棉袄背里，你一点也不知道。”王璇梅后来才知道，姐姐经常趁自己睡觉时把文件和材料缝在她的棉袄里，因为巡捕一般不会搜查孩子。“有一天，姐夫说带我们去看变戏法，我和姐姐抱着知非坐一辆黄包车，姐夫单独坐一辆，一起到临街的一个小屋里。屋里有个小戏台，里面有不到20个观众，木头椅子可以移动。变戏法的人拿个空盒子，一会变出一把糖来，撒给底下的人，我们小孩子都欢天喜地地吃着糖;一会他又拿出另一个空盒子，一下子变出一盒蛋糕，我们又高兴地等着他给大家分蛋糕吃，哪知他一提盒子拿走了……”过了很多年，王璇梅才想起当时被忽略的一个细节：当她和小知非兴高采烈而又聚精会神地看变戏法时，台下观众席里并没有陈赓的身影，他一直在后台抽空和那个变戏法的人在说话，只有十几岁的她也并不知道，台上那个年轻又“长得不错”的变戏法的人，其实是陈赓的上级、大名鼎鼎的顾顺章。而顾顺章就是不听劝阻、在一次变戏法时被抓的。据说当年陈赓到顾顺章家中，发现此人吸毒，回来便感慨地说：“只要我不死，准会看到顾顺章叛变!”他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一忧虑。中央正考虑将顾调离特科时，顾顺章果然叛变了。童年时的另一件事给王璇梅留下毕生难忘的印象。“那时我已经记事了，我们搬到了霞飞路，住在楼下一间厢房里。早上我带着知非出去玩，看到前边人山人海，很多人围着看，我也带着知非挤进去看。有人说，早上送牛奶的人推门一看，男主人被人杀死了，血流了一地。他这样一喊，大家都出来看。”看了一会，王璇梅带着知非回家，陈赓问：“你们到哪儿去了?”王璇梅赶忙把看到的告诉了姐夫。陈赓听罢，只是淡淡地说了句：“那是被他的仇家杀死的。”过了一段时间，陈赓与王根英推说这里死了人、不安全，又一次搬了家。当时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里的王璇梅，很多年后，根据时间和地点，她才恍然：那个被杀的人很有可能是叛徒白鑫，陈赓把家搬到附近，可能就是为了监视他的行动。但略感遗憾的是，解放后她再也没有向陈赓核实过此事。生离死别1933年3月的一天，陈赓很晚没有回家，王根英焦急万分，她预感到，这一次，陈赓可能被捕了。此前，陈赓曾有几次险些被抓的经历。有一次，他在电影院里，与一个认识自己的密探打了个照面，彼此都知道对方的身份，但碍于电影院人多，对方不好下手。结果一散场，陈赓身子一缩，马上从人群中溜走。回家后还跟岳母笑着说：“有个‘包打听’想抓我，他哪里抓得住我?”王家是上海一户再普通不过的平民家庭，对陈赓究竟从事什么工作，不甚了解。家里人只觉得陈赓不简单，“因为他经常把穿长衫的、穿西装的人带到家里”。第三次陈赓还是没逃掉。王根英焦急万分，到处托关系打听，但都没有消息。过度紧张和忧虑一度使王根英的情绪颇不稳定，甚至出现幻觉。“有时她帮助妈妈提水时，她看着水说：有人头!”一天，她带着知非跑到曾经的一个据点--闸北某酒店继续打探，但还是没什么消息。万分紧张的王根英又出现幻觉，感觉有人来抓她，情急之下，她先把知非从二楼窗口扔出去，然后自己又纵身跳下。“多亏那个楼并不太高，外面又是土地，二姐脸上摔得乌青乌青的，知非脑袋摔破了，抱到医院缝了好几针。”77岁的陈知非还记得自己跌跌撞撞地站了起来，而脑袋上的疤至今还清晰可见，这或许是母亲王根英留给他的一个永恒纪念吧!王根英被送到家里养了一段时间、情绪渐渐稳定下来后，又开始出去四处打探陈赓消息。
        秋季的一天，她找到过去曾经的一个工友，未料女工已被收买。第二天就有人上门来抓王根英。很长一段时间，王根英都生死不明。直到两年后，家人突然收到一封发自南京的信，才知道王根英还活着。原来王根英先是被送进提篮桥监狱，后与帅孟奇、夏之栩、钱瑛等转到南京“江苏第一模范监狱”，经过绝食斗争，狱方才答应她们提出的与外界通信等条件。时隔70余载，想起姐姐，王璇梅还是忍不住地难过。“监狱允许她们跟外界通信后，我们可以给二姐寄东西。但我家里很穷，没多少钱，最后只买了一块火腿肉和一袋带甜味的云南大头菜给她，就这一次，现在想想，我们家也对不起姐姐，她吃了那么多苦……”“我们家里人平时连南京路都很少去，都没坐过火车，没怎么出过门，所以也从来没有想过去南京看她。”王璇梅另一件难过之事是没有去南京监狱里探望姐姐，从此也永远失去了见姐姐的机会。王根英在监狱里学会了刺绣。不久，她寄给母亲自己绣的一对菊花枕套，给儿子知非一个绣着老虎的书包，而给妹妹的一对玫瑰花枕头，则一直被王璇梅保存至今。1937年，王根英作为周恩来亲自点名要求释放的三位“政治犯”之一，重获自由。8月，出狱后不久的王根英在云阳八路军部政治部和陈赓团聚。陈赓在1937年8月27的日记里写道：“昨日根英由西安到云阳总政治部，小平同志加菜为我们庆贺，并另辟一室，使我们作竟夜之谈。是晚彼此互诉离情，直达深夜，尚无疲意，其快乐有胜于1927年武汉新婚之夕。根英在狱达四年，艰苦备尝，在敌威迫利诱下，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场，不为动摇，使我对她更加敬佩。”短暂相聚后，这对夫妻不得不再次分离。几天后，陈赓被正式任命为129师386旅旅长，率部东渡黄河，而王根英则动身前往延安。1939年3月8日，日军扫荡河北南部，王根英是129师供给部的指导员。当她冲到村外，才发现装有文件和公款的包没有带出来，不顾大家劝阻，她执意又返回到村子里，等从驻地取出包返回时，不幸在村口与日军相遇，死在敌人的刺刀下。得到王根英牺牲的消息时，陈赓正率领386旅行穿过平汉线西进。他在当天日记里只写了这样一句话：“三o八，是我不可忘记的一天，也是我最惨痛的一天。”据说陈赓当时便发下誓愿：三年内不结婚，而他果然也信守诺言，直到王根英牺牲的第四个年头才娶了傅涯。重逢直到1946年，陈知非才知道自己的父亲还活着。那年10月，在银行工作的一位地下工作者找到王家，说是受陈赓之托，要把知非送到父亲那里。自从陈赓与王根英跟家里失去联系后，陈知非就一直在外婆家生活着。他断断续续地上了几年学。为了谋生，擦过皮鞋，当过报童，还到工厂里给日本人当过在办公室与车间之间跑腿传话的“boy”。“我后来才知道，陈赓之前已经找了我们好多次了。”王璇梅说，1937年，自己家的房子全都被日本人炸成废墟，他们在附近又搭了一间简单的房子。陈赓此前曾两次派人寻找无果。得知陈赓又有音讯后，王璇梅也要跟着外甥知非一起去见姐夫。坐着新四军一条大木沙船在东海上行了五六天后，两个人在苏北一个小镇上了岸。“一到了解放区，立即有人给我们换上了军装，走在大街上，也有人喊我们同志。”这新景象顿时让陈知非感觉很兴奋。大约走到山东时，王璇梅终于得知姐姐的消息：王根英早就牺牲了。她顿时哭了起来;一路牛车、马车地颠簸了3个月，王璇梅与陈知非终于到达山西阳城。迎接他们的先是傅涯，此前，陈知非与王璇梅还私下嘀咕：如果她对我们不好，我们马上离开。但一见面，傅涯就忙着给他俩炖鸡吃，傅涯还帮知非抓衣服上的跳蚤，“见了面之后就再也没有那个想法了”，陈知非微笑着回忆。当时，陈赓还正在前线打仗，傅涯马上写信把见面情况托人告诉了陈赓。1946年12月，刚刚打完一场胜仗的陈赓带部队下来，在山西沁源休整。傅涯接信后，马上带着王璇梅与知非以及刚刚一岁多的知建，走了100多里路来到沁源县郭道村。与父亲相建的场景，陈知非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到了郭道已是傍晚，父亲和一大堆人已经到门口接我们了。在上海时，我很羡慕一个叫山田一彦的武士道精神，我怕父亲瞧不起我，所以也学着山田的样子，两腿叉开站着，故作很神气的样子。”与父亲分隔这么多年，已经17岁的知非多多少少有些不自然。陈赓好像看出了知非的小心思，他夸奖知非“有点神气”，然后忍不住感慨道：“看你长得多像根英啊，头发也一样，你妈妈要在该有多高兴……”“刚开始我都有点认不出来姐夫，他苍老了许多，打仗太辛苦了!”仔细想起来，王璇梅才发现与陈赓已是13年未见，印象中那个年轻、爱开玩笑的陈赓变成了一个略显沧桑的中年人。见到了一直被自己像亲妹妹对待的王璇梅，陈赓也表现出由衷的高兴。他高高兴兴地一手搂着知非，一手搂着璇梅走在前面，傅涯抱着知建跟在后面。离休之后，热爱画画的陈知非平时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把那些难忘的场面画下来。这样的画，他已经画了很多幅了。其中，在与父亲相见的这一幅上，重逢的一家人在画面中心，周围全是高兴地看着一家人团聚的战士们，站满了街道两旁。“当时确实就是这样的，大家都替我们高兴。”起初陈知非并不好意思张口喊傅涯，细心的陈赓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他对知非说：“你还是要喊她‘妈妈’，以后我们是一家人……”当天晚上，陈赓与知非睡在一个炕上。傅涯带着知建，与王璇梅睡在另一间屋子里。躺下后，陈赓满怀爱意把知非从头到脚摸了一遍又一遍，“比电视剧里演的还亲!”“那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感受父爱”，忆及往事，陈知非神情一下子有些伤感。知非以前听外婆说父亲作了大官，彭德怀给他两汽车的钞票他都不要，所以一见父亲的面，知非就迫不及待地向父亲问起这个问题。
         原来南昌起义时，陈赓负责保卫起义总指挥部，并曾接管过江西银行，的确把没收的大批钞票用汽车运到总部。陈赓听了哈哈大笑说：“那是一句玩笑话，老太太当真了!”第二天起床穿衣时，陈赓看见知非的腰带只是一条布绳子，问道：“你在上海，为什么不买条玻璃皮带?”所谓“玻璃皮带”，就是当时用透明塑料制成的皮带，抗战胜利后由美国大兵传入中国，与“玻璃皮鞋”、“原子笔”成为上海滩的时髦之物。“我当时听了特别奇怪，父亲在偏僻的穷山沟里怎么还会知道大上海的事情?”那时刚从上海来到解放区的知非，多多少少还有些旧上海的习气。他既觉1961年3月16日，陈赓将军病逝于上海丁香花园公寓得解放区的戏没有上海麒麟童的戏好看，也不愿意告诉父亲自己买不起“玻璃皮带”，只推说自己不习惯皮带。“因为上海人最怕别人说他穷，穷了就会被人瞧不起。”陈知非笑着说，当年日本统治时期，大舅舅家三餐都喝粥，但见人硬说吃的是干饭，“喝粥时关着门，吃干饭时开着门”。在陈赓的建议下，知非最终到了北方大学工程学院就读，而王璇梅则进入北方大学医学院，陈赓一直都关心着这个小妹。他给在医学院上学的王璇梅写离休在家的陈知非信：上学期间不要谈恋爱。“虽然那时学校里已有好几个人向自己表达过好感，姐夫一说，我就听他的”。1949年毕业后的王璇梅参加了南下工作团，从长沙经过南京时，她请假回了上海家看望阔别3年的母亲。临走前一天，王妈妈忙着为璇梅准备路上带的点心时，没想到门口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陈赓。“我就知道你早晚会来的!”惊喜交加的王妈妈连连喊着陈赓的名字，一边泪水涟涟。这也是王妈妈自陈赓1933年离开上海后第一次见到陈赓，中间整整隔了16年。刚刚渡过长江的陈赓住在国际饭店，他特地把王根英的母亲接到国际饭店，并请她吃了一顿饭，以前一直觉得只有外国人和上等人才迈得进国际饭店的王妈妈，连说“根本没想到”，兴奋异常。那时，同样来自“二野”、有“两陈”之称的另一员战将陈锡联也渡过长江住进了国际饭店。陈锡联的夫人1948年春天刚刚病故，留下一个3岁的儿子，陈赓于是想把王璇梅介绍给陈锡联。过了一段时间，陈赓见两人没什么动静，一边催王璇梅，一边又跑去找陈锡联：“人家女孩子家，你不主动怎么行?”逼着让陈锡联主动来找王璇梅。在陈赓的热心撮合下，陈锡联与王璇梅进展得很顺利，认识不久便结了婚。以后的岁月里，王璇梅一直喊傅涯“姐”，陈赓还是“姐夫”。陈赓去世前在上海住在丁香花园，他把王根英的母亲又接到丁香花园。王璇梅说，没见过多少世面的母亲很是高兴，王母还在丁香花园里照了一张相。“姐夫真是个难得的大好人，重情义，他一辈子也没忘记我们……”说起陈赓，王璇梅感慨连连。
        1960年，陈知非的女儿出生，陈赓高兴地逢人便说：自己已当了爷爷了，他给小孙女起名“怀申”，大家都明白，怀念上海，其实就是怀念王根英。一年后，陈赓猝然去世。“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会为我掉眼泪吗?”与弟弟妹妹一起赶到上海的陈知非，一下子想起15年前与父亲相见的第一个晚上，父亲半开玩笑问自己的话，顿时泪如泉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