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他领导下的中共特科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

　　在我党早期隐蔽战线上，周恩来在上海建立的中央特科，因战果显赫而荣获“伍豪之剑”(周恩来曾化名伍豪)的美誉。在周恩来的正确领导下，中央特科虽然也从事一些“暗杀”活动，但却防止了“红色恐怖”，从而很好地担当了当年中共中央机关的“贴身护卫”。

　　中央特科的主要功能是护卫而不是攻击，最注重的不是动刀动枪，而是兵不血刃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迁至上海。为了在白色恐怖的严酷环境中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中央特科应运而生。因此，中央特科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其警卫部队的性质。中央特科的第一批人员由周恩来亲自考察、挑选、培训，其主要任务是三项：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惩办叛徒。从这些任务来看，其实都是围绕着警卫部队这一核心职能展开的。既然是警卫部队，其职能的基本原则就是防御。

　　中央特科必须保证中共中央能够顺利有效地运作。中共中央经常在上海举行各种重要会议，举办各种军事或政治训练班。因此，中央特科必须做好繁重的会议警戒工作。

　　中央特科必须保证中央领导人的安全。每当重要领导人进出上海，中央特科就必须精心护送，保证其安全成行。每当重要领导人陷入险境或者被捕，中央特科就必须全力营救。周恩来在领导中央特科时曾说过，“干部是革命之本”，“关心、爱护、教育干部，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关心爱护，是取得革命胜利的最后保证”。他曾先后组织营救彭湃、邓中夏、罗亦农、恽代英等许多同志。尤其在营救彭湃等领导人时，甚至动用中央特科的全部力量准备中途秘密拦截刑车。

　　中央特科必须清除可能威胁中央机关安全的各种因素。当时对中共中央安全威胁最大的是叛徒。早年罗亦农、彭湃、陈延年、赵世炎、陈乔年等一大批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上海被捕牺牲，几乎都是由于叛徒的出卖。因此，中央特科必须承担清除叛徒的重任。

　　既然是防御功能，其运作的基本原则就是隐蔽。所谓隐蔽，就是尽量减小动静，减少打打杀杀，尽量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尽量避免惊动当局与民众。因为在秘密战线中，尤其在上海这样敌对势力强大又人口众多的大都市里，暴露就意味着危险，伤及无辜就意味着丧失民心。

　　既然是隐蔽运作，其最大的效益就是情报。不管是保卫、营救还是除奸，都必须以情报为先导，以达到事半功倍、以弱胜强的效果。这就要求中央特科尽量通过各种渠道获取各种情报，为中共中央和红军提供必要的依据以及时做出正确的决策。因此，中央特科最注重的不是动刀动枪，而是兵不血刃，在不动声色中以智取胜。

　　周恩来倡导“三不”原则，使中央特科在隐蔽斗争中掌握了正确的政治方向

　　当年中央特科清除叛徒的内容往往是如今影视作品中的重头戏。其实，如何对待叛变人员是当年一项政策性很强的政治任务。

　　周恩来在领导特科时曾经反复强调：不许乱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他在1929年8月23日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山东临委的信中指出：消灭叛徒原是我党最后不得已的办法。积极方面，我们还应减少这种叛变，减少被破获的可能性。这些指示使中央特科在隐蔽斗争中掌握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因此，当中央特科在不得不剪除可能危及中央安全等危害极大的叛徒时，都实行严格的定点清除、精确打击。

　　在中央特科中有不少善用炸药的爆破高手。但在当年的隐蔽斗争中，不管多么需要，中央特科几乎从未动用过炸药。究其原因，一来可能动静太大，二来势必伤及民众。从中央特科多年的实战来看，他们能用刀就决不用枪，就是不得已而动枪时，也是速战速决，决不殃及无辜。这类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例如：清除出卖罗亦农的叛徒时，特科人员在室外用一串鞭炮掩盖了室内的几下枪声，周围群众浑然不觉;清除出卖彭湃的叛徒时，特科人员预先侦查设伏，一顿乱枪后就搭乘事先准备的汽车迅速离开，前后不过短短几分钟。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特科有着严格的政策和纪律，绝不允许进行任何恐怖活动

　　中国共产党把隐蔽斗争看做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一旦出现差错就必须立即检讨和纠正。由于顾顺章叛变，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活动范围被迫缩小。虽然中央特科成绩卓著，但周恩来还是做了检讨。1931年6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在其起草的《中央审查特委工作总结》中，对顾顺章事件作了自我批评：“特委本身政治教育的缺乏，成为特委基础不能巩固的历史病源……直接指导这项工作的伍豪同志要负错误的主要责任。”

　　中共中央为隐蔽战线制定了严格的政策和纪律，绝不允许进行任何恐怖活动。为了更客观地认识这一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当年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时的死对头、国民党情报机构领导人徐恩曾是如何对此进行评介的。

　　徐恩曾是国民党中统局最早的负责人之一，因为钱壮飞的英勇壮举而被附带出名。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在台湾出版的回忆录《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是这样评介的：“共产党人是反对暗杀手段的。他们自称：他们所反对的是整个‘社会制度’，不是某些‘个人’，反对社会制度须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暗杀’是无用的。中共在过去三十年中，对于这个教条，大致是遵守的。”当年水火不容、生死缠斗的老对手口中这样认定，可见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斗争绝不进行恐怖活动、绝不伤及民众百姓的政策是说到做到的。

　　对于中央特科在上海的除奸活动，徐恩曾的评介更为具体：“其选择的地点和时间，都经过周密的计算和布置，使人难于提防，这种情况引起其余的工作人员的不安，每个人的神经非常紧张，那些曾从共产党中转变过来，或是曾经参加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破坏行动的人，更人人自危，整日不敢出门，因为谁也料不到，何时会成了红队的下一目标，大家在紧张恐怖中过生活，自顾尚不暇，当然完全丧失了向敌人还击的能力。”徐恩曾直至写回忆录时多少还心有余悸，当年“伍豪之剑”的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虽然时过30年，且已经败退台湾，徐恩曾在其回忆录中不仅刻骨铭心，而且还不顾50年代初弥漫台湾的“清除匪谍”恐怖，依然在字里行间流露出难以掩饰的赞誉，可见其表达的敬佩确实是由衷的。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战场上，更在精神上击败了对手。　　鞠春彦称，公众对于“兄弟姐妹”的信任度排序值得关注，“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家庭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不仅仅影响到社会保障和未来的养老金问题，更会深层次地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信任模式。兄弟姐妹在人际信用中的作用是重要的，独生子女们的未来会怎么样?令人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