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1898~1976),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他的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深深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
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回忆说,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中,“我亲眼看到一个始终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的党员——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之后,两人曾经商定,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同时,他们常常互相提醒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
因为他们认为党的纪律对每个党员来说都绝无例外。越是负责的党员,越应该以身作则,越应该自觉遵守纪律,严守党的机密。
1926年冬天,周恩来从广东调上海工作,邓颖超仍留在广州,相互音讯不通。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她还不知道是周恩来参加领导的。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周恩来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后来接到党的命令,他转移到武汉。邓颖超在广州的住所也遭到国民党的搜查,同住的3位同志当即被捕,有人次日即被枪杀,其他两人死在狱中。那时,邓颖超因为难产还在医院里,依靠党组织的及时通知和群众的仗义帮助,才得以脱险。
不久,汪精卫又背叛革命,宁汉合流,党的活动转入地下秘密状态。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中共中央研究了当时的局势后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击,并决定派周恩来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到南昌去领导这次起义。7月19日,周恩来要离开武汉的时候,他才告诉邓颖超,准备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待多久,什么也没有讲。邓颖超对保密已成为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他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后来邓颖超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周恩来有个特点,凡是要求党员干部和群众要做到的事,他首先做好。对于党内保密纪律也是如此。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即将爆炸时,当时不知能否成功,周恩来对负责试验的同志说:这次试验,要求全体工程技术人员绝对保密。有关工程、试验的种种情况,只准参加试验的同志知道,不能告诉其他人,包括自己的家属、亲友。周恩来还说,邓颖超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她说。大家都以周恩来为榜样,严格地遵守纪律,保守了国家机密。
为了保守党的秘密,周恩来的办公室和他的文件保管,都定有极为严格的制度。身边的秘书凡分工联系哪方面工作的,就看哪方面的文件,不允许随便看无关的文件。而对他们分工范围内的事情,则充分提供条件让他们熟悉业务。即使秘书分工范围内的事项,属于特别机密的,也要等到必须经办时才告诉有关人员。秘书们都说周恩来是纹丝不透。周恩来的办公室,是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地方。除有关人员外,别人都不得入内,亲属朋友如果不是来谈工作的,也不例外。他的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平时装在口袋里,睡时压在枕头下。只有当他出国时,两把钥匙才交给邓颖超保管。邓颖超像接管保密任务似的把两把钥匙珍藏起来。有一次走得匆忙了,直到飞机场上才发现钥匙还在口袋里,他就封在信封里让一个同志带给邓颖超。回来的时候,他和邓颖超见面的第一件事,就是让邓颖超把两把钥匙还给他。
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无密可保的情况下,周恩来对中央开会的内容,回到家中仍守口如瓶。周恩来患癌症后,有一次在病房里与邓颖超交谈。周恩来说:“我肚子里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也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这对为共产主义事业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革命伴侣,互敬互爱的革命夫妻,都知道不久就会有残酷无情的诀别出现在他们面前,然而,他们终生遵守党的纪律,把没有谈的话永远埋藏在各自的心底了。
一生坚守自己的原则,从未违背。这是周恩来的秉性,是其他人无法逾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