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将罗瑞卿为何跳楼自杀？

　　
开国大将罗瑞卿


开国大将、公安部长罗瑞卿毛泽东介绍我国自制的半自动步枪性能

      罗瑞卿(1906年5月31日—1978年8月3日)，四川南充人，中国工农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早年入黄埔军校，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期间，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中央局、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参与石家庄、太原战役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公安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文革”期间遭受残酷迫害。

　　如果把“文革”的一些重大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一下，罗瑞卿被批判可以说是“首当其冲”。与此同时，杨尚昆也被免职。如果把“文革”比作攻城，批判罗瑞卿、杨尚昆似乎有点儿像是清扫外围。

　　毛泽东曾经说过：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

　　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晚年“左”的指导思想引起实际工作中一系列的失误。处于第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等虽然对毛泽东非常尊重，不会对他“左” 的理论公开提出异议，但是为了使国民经济能够正常运转，在实际工作中还是默默地纠正这些失误，从而导致毛泽东和第一线的领导人产生分歧。罗瑞卿虽然也处于一线，但他是分工管军队的，不负责国民经济方面的工作，也没有直接管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事，因此，他同毛泽东当时指责的右倾没有多少关系。相反，毛泽东经常表扬军队，这当然首先是表扬林彪，但罗瑞卿也是有份的。

　　罗瑞卿可以说是毛泽东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从1949年到1959年，罗瑞卿是公安部部长，被称为毛泽东的“大警卫员”。毛泽东曾经说过：“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但是，毛泽东对罗瑞卿又有许多严格甚至是严厉的批评。

　　1950年八九月间，毛泽东曾向李克农表示，对公安部不向他写报告很不满意。罗瑞卿闻后立即去见毛泽东。毛泽东问他：“为什么不给我写报告?”罗瑞卿答：“写了报告了。”毛泽东严厉地说：“既然写了，拿我的收条来。”罗瑞卿立即说明：已经报总理转呈主席了。周恩来知道后，马上向毛泽东报告：“公安部的一些报告压在我那里，没有及时向主席报告。”为罗瑞卿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又对罗瑞卿说：“报告今后要直接送给我。你那里有些什么文件，可以送给我看看。” 罗瑞卿立即把当时即将召开的经济保卫工作会议文件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在这一文件上批示：“保卫工作必须置于各级党委的绝对领导下，否则是危险的。”

　　1956年，毛泽东住广州，在散步时突然对李银桥说，他到武汉后要到长江游泳。罗瑞卿、汪东兴、王任重都反对。

　　于是，罗瑞卿便去劝毛泽东：“主席，长江不能游。”“为什么?”“因为太危险，万一出点事，我负不起责任。”“出什么事?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这个地方么!你怎么知道我就会淹死?”罗瑞卿吓了一跳，连忙解释：“主席，我不是这个意思。保护您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不能让您冒一点风险。” 毛泽东吩咐先派人试试，结果证明能游。5月31日，毛泽东第一次游了长江。

　　1961年底，罗瑞卿奉命负责组织一个班子为林彪起草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稿。在讨论第四稿时，叶群提出，稿中“毛泽东思想是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形成的”这句话意思不完备，应加上“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天才”这几个字。罗瑞卿用商量的口吻说：“现在已经不再提个人天才了呀!”叶群坚持要提。双方相持不下，到第五稿时，罗瑞卿仍然坚持不加“个人天才”字样。发言稿送到林彪处，林决定撇开这个稿子，另起炉灶。在会上，林彪讲完后，毛泽东带头鼓掌。

　　毛泽东于1962年4月29日、30日在武汉同罗瑞卿谈了两次话。他问罗瑞卿：“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你能不能讲出这样一篇来?”罗瑞卿答：“我水平差得远，恐怕永远也讲不出来。”毛泽东说：“讲不出来，可以学嘛!这次你们给他准备的稿子不能用，还不是他自己写出提纲去讲的。”毛泽东还要求他认真读一些马列的书。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罗瑞卿的批评有时比较随便，有时又循循善诱。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过生日前夕，对他的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说的： “今天在座的，受过我批评最厉害的是汪东兴同志，除他之外，还有罗瑞卿同志。我骂过他们，要他们从房子里滚出去。罗瑞卿说，就是因为受过我的严厉批评，他就谨慎些了。他和汪东兴都是部长、副部长一级的干部，批评后没有什么嘛。”

　　罗瑞卿把毛泽东看成是老师和长辈，对他一直是忠心耿耿，恭恭敬敬。而毛泽东也把罗瑞卿看成是学生和子弟，对他十分信任。由此可以说明，批判罗瑞卿不是毛泽东的本意。当林彪向毛泽东汇报罗瑞卿的事情时，他就对林彪说：“他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反对我(到长江)游泳，那也是好意。”到1973年12月 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

　　林彪曾选择罗瑞卿当自己的左膀右臂

　　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曾经是非常密切的。他们相识于红军时期，罗瑞卿一直是林彪的下级。林彪当红四军军长时，罗瑞卿是十一师的政委。林彪当一军团军团长时，罗瑞卿是军团的保卫局长。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罗瑞卿当总长也是林彪建议的，所以后来叶群称他们的失和是“不预之隙”。但是，仅仅过了一年，他们的关系就出了裂痕。 1965年秋天，当林彪已经决心整罗瑞卿以后，曾经对陶铸说：“1960年，罗瑞卿对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1961年起，就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 1965年便正式反对我了。”

　　林彪对于罗瑞卿有时不经过他向毛泽东直接请示和自行决定问题不满，同时还对罗瑞卿有时支持别的元帅而不支持他不满。

　　1961年春天，罗荣桓和林彪对如何学习毛著产生分歧。林彪恨罗瑞卿没有支持他，并在一次接见罗瑞卿时冲他发了一通火。1965年2月，林彪托刘亚楼转话给罗瑞卿，说那次冲他发火是针对其他人的，是“迁怒”。

　　1962年秋，叶群向中央反映，林彪指挥部队入闽，累病了，需要休息。毛泽东决定，在林彪生病期间，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罗瑞卿因此同贺龙交往多了起来。这也引起林彪的不满。有一次，他在同罗瑞卿谈话时，突然说：“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罗瑞卿不太明白林彪的意思。萧华对他说：“林总是不是觉得你和贺老总接触太多，而和别的元帅接近得太少啊?”这期间，叶群也几次打电话给罗瑞卿，进行旁敲侧击：“总长啊，我们这里是个病人，又不会陪你钓鱼、打牌，你还是多来些吧。”

　　可以为这些材料当注脚的是林彪写的一条仅供自己的备忘录：“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来见面。……让他做绝。”如果说1961年林彪对罗瑞卿是“迁怒”的话，到1962年，他不满的主要对象已经是罗瑞卿了。

　　促成林彪下决心整罗瑞卿的，是1964年的大比武和毛泽东在十三陵关于战略问题的讲话。

　　1962年，南京军区开展了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活动，并于10月间在镇江组织了战术技术现场会来普及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这引起了分管军事训练的叶剑英的注意。12月27日，他致电军委和毛泽东，介绍了郭兴福教学法，建议在全军推广，掀起军事训练高潮。

　　毛泽东批阅叶剑英的电报，当看到“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时，他在下面画了一道杠，说：“这一条我最感兴趣。”他还说：郭兴福教学法对传统的练兵方法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毛泽东还说，到会的都是后排议员，难以推广。再开这样的会，要让前排议员到会，第一把手亲自抓。

　　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发出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指示。1月下旬，罗瑞卿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此时，全国正在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提出了“比、学、赶、帮、超”的口号。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罗瑞卿提出了在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过程中要开展大比武。

　　一次在十三陵参观军事表演以后，毛泽东对参加会议的人员讲话，提出了“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的问题，提出各大区的书记要抓军队，还否定了林彪提出的战略方针。7月间，杨成武按照周恩来、罗瑞卿的嘱托，在昆明向林彪汇报了十三陵军事表演的情况和毛泽东关于战略问题的指示。林彪表示：“主席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是根据最新的情况，经过最周密、最深刻的考虑的，看得最高、最远。因此，应当作为最后的决定意见，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共六个“最”，关键是“最新的情况”，言下之意，他的设想根据的是过去的情况，也没有错。

　　罗瑞卿以死抗争，毛泽东闻后铁青着脸说：没出息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林彪下决心要整罗瑞卿，突破口就是“大比武”。1964年10月间，为了检查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执行情况，总政组成三个工作组分别到南京、成都、武汉三个军区检查工作，然后集中到武汉，由刘志坚副主任主持研究起草调查报告。

　　调查快要结束时，叶群带了三个秘书参加进来。叶群到达部队后就集中精力挑比武的毛病。调查了三天，感到材料不够，就号召揭盖子，专找在训练中怕苦怕累的，挨过干部批评的战士，让他们大胆揭发，然后召开民主会，煽动战士斗干部。在这一基础上起草了调查报告。

　　材料凑够了，12月24日，叶群离开部队到广州，向先期到达广州的林彪汇报。28日晚，林彪接见刘志坚和军报副总编唐平铸，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反对单纯生产观点。比武挤掉了政治工作，第一步恢复比武以前的政治工作地位，第二步提高政治工作。”

　　随后，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口号，说：“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

　　1965年1月初，军委连续召开三次办公会议，讨论林彪的指示，听取总政工作组的汇报。汇报虽然是由刘志坚作的，但内容则是叶群带人搞的。随后展开讨论，与会的绝大多数将领发言虽然一开始都表示“拥护林总的指示”，但不赞成否定1964年军训和比武的成绩。

　　林彪看到仅凭这一条还整不倒罗瑞卿，往后退了一步，让罗瑞卿主持修改他的指示。后来在批判罗瑞卿时，说罗瑞卿修改了78处，主要是三处，一是在“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后面加了一句：“当然，这里是指的必要的，也不能乱冲击一气。”二是在提出1965年任务时，罗瑞卿加了“气可鼓，不可泄”。三是在军训时间上把林彪提出的“要切实控制军事训练的时间”改为“一定要给军事训练必要的时间，但是，又要切实加以控制”。这些修改到整罗瑞卿时都成了罪状。

　　林彪接着在军队一些单位设立联络员，让他们越过各单位党和行政组织的正常渠道，直接同林彪、叶群联系，动员他们写揭发罗瑞卿的材料。到下半年，李作鹏等4名高级干部和林彪的秘书等共写了9份揭发罗瑞卿的材料，这些材料从10月起陆续到了林彪手中。

　　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随信附呈的还有11份材料，包括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和吴法宪、李作鹏等高级将领的“揭发材料”。

　　临行前，林彪对叶群交代：“一定要面谈。”他还告诉她，要躲避什么人，通过什么渠道找到毛泽东本人。

　　第二天早晨五点多钟，毛泽东下令通知叶群，要见她。毛泽东看了林彪的信和材料，脸色格外凝重。随着叶群耸人听闻的揭发，他的神情更加关注。

　　叶群诬蔑说，1965年2月14日和15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受罗瑞卿指使，向她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她劝林彪接受：第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退也要退，林总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的。第二，要好好保护林总的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第三，今后林总不要再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第四，一切都交给罗瑞卿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们去管。汇报持续了五个小时，叶群才如释重负地走了出来，充满着胜利的喜悦。

　　12月2日，毛泽东对林彪11月18日的信和所附兰州军区的报告作了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说明林彪、叶群的状告准了。

　　接着就是12月8日的上海会议。叶群在会上三次发言，共约10小时。她指责罗瑞卿是野心家，逼林彪退位，并再次诬陷罗瑞卿给已逝的刘亚楼的夺权口信。

　　对于叶群编造的这些谎言，罗瑞卿坚决否认。最后，毛泽东提出：“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林、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

　　从这些事实看，决心整罗瑞卿的是林彪。但是毛泽东听信了他的诬蔑不实之词。毛泽东当时已经对处于一线的刘少奇等不信任，因此准备依靠林彪等来发动“文革”。就在这时，林彪提出了对罗瑞卿的严厉指责。

　　为了将罗瑞卿的罪名坐实，1966年3月林彪又召开了京西宾馆会议，并通过吴法宪，逼迫刘亚楼的遗孀在他一手炮制的伪证上签字，此次会议导致罗瑞卿3月18日跳楼。

　　直到此时，毛泽东仍然不愿意把罗瑞卿打倒。他曾设想要调罗瑞卿到江西工作。在知晓罗瑞卿自杀未遂、以死抗争后，他铁青着脸，说了三个字：“没出息!”他可能在责备罗瑞卿缺乏韧性。

　　林彪则险恶地把罗瑞卿的自杀事件解读为以死抗拒党中央、抗拒毛主席。他还讲：“共产党员没有自杀的权利，自杀意味着叛党。高岗是以自杀叛党的，罗瑞卿也是高岗式的人物。”

　　当时，尽管周恩来一再嘱咐北京医院和解放军总医院要对外保密，千方百计保护罗瑞卿，但也无济于事。

　　在那疯狂的年月，有林彪与“四人帮”直接插手，医院是没有能力保护罗瑞卿的，也绝对保不了密。

　　所以，造反派很快便打听到罗瑞卿的下落，他们惨无人道地将罗瑞卿放在箩筐里抬到各处召开大会，对他进行批判、游斗和羞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罗瑞卿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名誉。令人惋惜的是，他去德国治疗伤残时，心脏病突然发作，经抢救无效而不幸逝世，实在令人痛心疾首。

　　历史不止一种选择，悲剧并非不可避免。要避免历史悲剧的发生，就必须对最高权力进行约制;对最高权力进行约制，就必须有足够的胆识与勇气对限制与约束党员政治行为的组织原则进行反思与改造。这是我们对罗瑞卿悲剧历史原因分析得出的最后结论，也是这一悲剧给我们留下的沉痛教训和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