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与周恩来不为人知的两个孩子

　　邓颖超，(1904—1992)原名邓文淑，祖籍河南光山。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在天津组织妇女、学生联合会，并与周恩来等同志一起组织进步学生团体—觉悟社。1923年组织女权运动同盟会。1924年参与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初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在上海党中央机关从事秘密工作，后到江西中央苏区任中央局秘书长，后参加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妇委书记，中共中央妇委副书记，中共驻重庆、南京代表团团员。1947年3月，奉命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妇委代理书记，1948年在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并任党组副书记。

　　建国后，历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第十一、二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1992年7月11日在北京病逝。

　　与周恩来永恒的爱情

　　“我与你是萍水相逢，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我们是经过无意的发展，两地相互通信的了解，到有意的、经过考验的结婚，又经过几十年的战斗，结成这样一种战友的、伴侣的、相爱始终的、共同生活的夫妇。……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1988年春，当西花厅的海棠花再度盛开的时候，年已84岁的邓颖超抚花思人，倾诉着对周恩来无限的思念和真挚的情感……

　　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急风暴雨中。热情活泼的邓颖超在话剧《木兰从军》中的优美形象，吸引了台下一名男青年的注意。他就是天津学生运动领袖周恩来。

　　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后，开始了与邓颖超的书信往来。从共谈理想追求到互诉爱慕之意，经过近5年的感情碰撞，1925年8月，他们终于在广州喜结连理。从此，邓颖超和周恩来相濡以沫、互敬互谅、同甘共苦，携手走过了50年的风雨人生。

　　邓颖超是一个崇尚自立的女性。她认为，作为一个女性，首先应该有自己的事业，然后才会得到属于自己的爱情。所以她始终保留着一片施展自己才能的天地。从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中共广东区委妇女部长，到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共中央妇委书记、中共中央局秘书长、中共中央机要科科长;从抗战时期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委书记，到新中国第一届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以不懈的努力为自己的生命增添了耀眼的光华，同时也赢得了真正的幸福和爱情。

　　“战友”这个名词，对于所有的人都不陌生，然而对于邓颖超来说，却有着非凡的含义。

　　邓颖超写给周恩来的诗邓颖超认为，她同周恩来首先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其次才是一个屋檐下的伴侣。无论是危险丛生的战争年代，还是曲折艰难的建设时期，她都是周恩来最亲密的战友和助手，同周恩来生死与共、福祸同当。

　　“伴侣”，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名词，然而在邓颖超看来，它却凝聚着深厚的夫妻情义。

　　邓颖超是个很重感情的女性，作为周恩来忠诚的伴侣，她无怨无悔地践行着自己的职责。

　　伴侣之爱邓颖超是个浪漫而又充满激情的好伴侣。无论在什么环境下，也无论在什么年龄段，她对周恩来的爱都始终不变。

　　几十年来，每当她与周恩来分别两地之时，山间的红叶，田中的小花，盆中的水仙，庭院的海棠，都成了她寄托情思的信物，都会随着信件，伴着她的思念和嘱咐，飞过千山万水到达周恩来的手中。

　　邓颖超是个通情达理的好伴侣。周家是个大家庭，亲戚朋友很多。凡是需要照顾的，都由邓颖超一人料理。她不仅细致周到，而且用钱大方，她和周恩来两人的工资，基本上有三分之一用来帮助周家，而她自己的生活却很简朴。对此，周恩来看在眼里，感在心头。他曾对著名剧作家曹禺说过这样的话：“小超忙，我更忙。我们周家是个大家族，亲戚来找我的太多了，都是小超替我料理。我家的事，不叫我操心，真感谢她了。”

　　邓颖超是个知冷知暖的好伴侣。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妻子，她深深懂得丈夫身体健康的重要性。每当她睡醒一觉，发现周恩来办公室的灯还在亮着，总要轻步走进去，提醒他该休息了。

　　两人分处两地时，邓颖超也总是写信给周恩来，叮嘱他注意身体。为了引起周恩来的重视，她在信中常常将身体与工作联系起来，告诉周恩来健康的身体是“迎接新任务必不可少的条件”。

　　周恩来到晚年后，心脏病时常发作，后来又患了癌症，但仍然在拼命地工作。眼看丈夫日益消瘦，邓颖超痛在心头。她深知他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不愿用过多的提问打搅他，也不敢阻挠他外出工作，只能用温柔的关怀来抚慰他。多少个寒风呼啸的冬夜，多少个天方破晓的黎明，邓颖超惦记着外出的周恩来，时而看看室内的温度计，时而试试暖气的热度，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归来。

　　1975年秋，周恩来终于倒了下来。在周恩来住院期间，邓颖超每天都要到医院看望。她知道周恩来来日无多，便尽量给他以安慰和温存。当时邓颖超也遭受着高血压和眼结合膜下水肿出血的痛苦折磨，但她依旧保持着往日的镇静和坚强，不给周恩来增加任何思想压力。

　　“功成辅贤相，藏光不轻吐。景云增日明，美锦助衮辅。”对于赵朴初的这个赞誉，邓颖超确实当之无愧。

　　邓颖超将对周恩来的一往深情践行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乃至去世之后。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去世。根据她生前的嘱托，人们用1976年装盛周恩来骨灰的那个骨灰盒，盛装着邓颖超的骨灰，运到海河，将其撒在16年前抛撒总理骨灰的同一个地方。

　　邓颖超几乎用自己的一生演绎着对周恩来的战友之情、伴侣之爱。这情、这爱，既撼天动地、荡气回肠，又缠绵百转、余味无穷……

　　终于遗憾两个孩子不幸夭折

　　正当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动手了———此时的邓颖超正在广州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医院里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难产。邓颖超肚子里的孩子体重超过了正常标准，三天三夜她都生不下来。当时的妇产医院还不能施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孩子头颅受到严重损伤，生下后不幸夭折。邓颖超内心极度痛苦。

　　邓颖超这是她和周恩来的第二个孩子。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周恩来大革命时期随队东征时，被邓颖超私自做主打掉了。那时她心中所想的完全是工作和革命，总是觉得过一段时间再要小孩子也不迟。后来，邓颖超来到汕头见到周恩来，把偷偷打胎的经过告诉了他的丈夫。周恩来听后勃然大怒。新婚后，他从来没有发过这样大的火：

　　“你怎么会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利把他随随便便扼杀?而且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嘛!身体是革命的资本，不专属于你自己，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必要时，我们随时准备为革命流血牺牲，可是决不允许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要怎么处理，也该来信和我商量一下。怎么竟自作主张，这样轻率!”

　　经周恩来这一顿批评，邓颖超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不住地道歉。可是这一次分娩竟然又是这样不幸，同时还赶上了一个血雨腥风的时节，周恩来也不在身边。邓颖超此时多么需要丈夫的安慰和爱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