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小说家刘鹗,不论人在官场在职时还是经商忙碌时,都酷爱收藏。一次,刘鹗在苏州的旧货摊上看见一只状如青铜爵的器物,上面的突出部位如鸭子嘴的下腭,两旁各竖一钎,下面有三只脚。他按铜爵论价,将其低价买下。其实,摊主也是个行家,知道上面还有个盖子,如果配置齐全,是个很值钱的宝贝,可许久没有找到这个盖子,只好便宜卖了。一年多后,刘鹗在北京琉璃厂看到一个古铜盖子,上面端立着一只神态凶猛的雄鹰,雕工细致有力,由于只是个盖子,没有身体部分,店家也只好便宜卖给他了。刘鹗回家后,找出在苏州买的那个爵样铜器,把盖子盖上去,严丝合缝,俨然是原装原配,真可谓“原物重聚首”,令他十分欣喜。后来,他在史料中查到,此物名叫“飞鹰锅”,是件极好的宝贝。我深感像这种可遇不可求的传奇性收藏机遇,用“千载难逢”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我真希望在我的收藏生涯中也能遇到这样的奇迹。
乾隆时期的礼部尚书,《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有一天,一位姓顾的卖花老妪拿着一件旧瓷器叫卖。那瓷器似笔洗而略浅,四周内外及底皆有铀色,像是哥窑所产名瓷,但无哥窑瓷器所具有的冰纹特征。器中平如砚,独露瓷骨,边界线画甚明,不差毫发。纪晓岚看过后,不知道什么器物,也觉得没有什么用处,就没有买下。后来他读了《广异志》等书后,才猛然明白:唐代以前没有朱砚,点勘校对文章,研朱砂于缽。杯盏略小而口侈,以便掭笔。缽稍大而敛,以便多注浓朱。原来顾老妪所卖的东西是朱砂盏啊!他明白之后赶紧叫人去找顾老妪,这顾老妪说,她花了30钱在市场上买来的,卖东西的人说是从井里捞出来的。她买回来之后被老公骂,说买了个没有用的东西,赶紧到市场上去转卖,以20钱卖给了一个杂货摊,都一年多了,谁知道现在哪里了。纪晓岚听了深为惋惜,感叹道:“这世界上大多以高价买赝品,而真正的古玩往往被抛弃,连我这样的人也会如此失之交臂,可想而知,真正的宝物无人识得的,肯定是数不胜数。”我闻此言以叹息。
鲁迅先生是大家都熟悉的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同时鲁迅先生还是一位古钱币收藏家。从先生的日记里可以看出,他经常去北京琉璃厂等古董交易场所。有一次他在地摊上发现一枚南宋端平通宝折三钱,这本是一枚稀有的钱币,却混在普通宋钱中,不为买者注意。鲁迅凭着他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对货币特征的研究,当即以30枚铜元之价买下,极为满意。“得壹元宝”钱是在安禄山叛乱时,其同党史思明熔洛阳铜佛而铸的。不久,史思明感到“得壹非长久之兆”,改铸“顺天元宝”,所以历史上早有“顺天易得,得壹难求”之说。鲁迅先生凭着他对古钱币辨识水平,竟然只花两块大洋在地摊捡来一枚“得壹元宝”钱。戴熙在《古钱丛话》里讲了一个故事:有人将一枚得壹元宝典当给一个山西人,山西人爱不释手,给典当者三万大洋,暗地里却给同事说:“我这是故意提高它的身价,这样你就甭想赎回它了”。典当者也给同行者说:“我是故意贬低它的价值,只当三万,以便今后再赎回它”。可见此钱的稀罕程度。
上述三个历史故事说明:捡漏要有机遇,捡漏要有知识,捡漏要有眼力。
图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A1934年”版壹元券
中国收藏家协会举办的第十一届民间收藏文化高层(海峡)论坛于2011年11月25日在福州举行。中国收藏家协会理事、宁夏收藏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治国和银川市人大代表、银川西夏印艺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晖先生在会上发表了《大批珍贵文物在民间的存在是勿庸质疑的事实———为民间文物私生子呼吁》的文章,阐述了近年来由于大量的基本建设、盗墓行为、以及大藏家藏品的流失,民间目前仍然留存大量珍贵文物。这些珍贵文物的交易都是偷偷摸摸进行的,由于文物流传线索被人为地掐断,使得文物本身应有的价值大大降低,也对珍贵文物的认定增加了难度。许多珍贵文物流入市场后,常常被认为是假货而遭人唾弃。2007年宁夏盐池古峰荘修筑道路,挖掘机一下挖出三块重达3600克的金牌(后经考证是隋末农民起义领袖向明海遗物),被4位挖土的农民捡得,然后在银川古玩市场兜售了半个月,竟然没有一个人认识,还说是假的,没有人敢要,后来幸得公安部门追缴,现珍藏于宁夏博物馆。这种事情也充分说明,在收藏市场什么时候都存在捡漏的可能,这就要看你的运气、看你所掌握的知识水平和眼力了。当然,该交公的还得交公。
图2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临时借谷证——贰十斤券
笔者曾经经历过一些小小的捡漏事件:2006年的一个夏天,我吃完晚饭后与夫人一起在公园散步,突然接到一个藏友的电话,说是在淘宝网上看到一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粮食人民委员部米票,不知道真假,叫我去看看。我立即回家,打开电脑一看,此票版式规整,纸张对头,红色大印清晰,阿拉伯数字编号合乎当时型体,是一张实实在在的苏维埃米票真品。这张米票没有注销(即没有兑换过),品相又好,一看卖方开价才80元。我用电话直接与对方联系,当即拍板成交,心里乐滋滋的,这张米票当时市场价格怎么也在1500元以上。过去,电脑还没有那么普及的时候,收藏人交流藏品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刊物来传播信息的。有些刊物固定一个月发行一期,有些不固定时间,反正经常可以收到藏品买卖的刊物。有一次我在一份刊物上看到一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934年壹元纸币,9.5品,报价为260元(符合当时行情价)。我们联系好以后,通过邮局汇款,不久就收到了纸币。打开后一看,这张币不但非常符合刊物的描述,而且在1934年前面还多加了个A字(图1),是非常珍稀的“A1934”年版币,这种币当时也得2000元以上,看来真是好运气!还有一次,我在江西南昌的一位文物收藏家处,以比较低的价格,买了一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乾谷贰十斤折米十四斤半”借谷证(图2)。刚刚交完钱,在我从商贩手中拿过借谷证正要放进钱币册时,一位很熟悉的赣州收藏界朋友走了过来,说让他看看。这一看不要紧,他竟然尾随我很久,定要我把这张借谷证转让于他,说他已经找了近十年,一直没有遇到机会,并开出了高于十倍的买价,我没答应。后来我问南昌这位收藏家是怎么回事,他说这张贰十斤借谷证是直接从一个乡下农民那里买来的,买来的价格也比较低。买来以后,在他手里已经放了快半年了,很多人又说是假的,他自己心里也没有底,只好便宜卖给我了。
当然,我所经历的都是小捡漏,但已心满意足了。正像有人说的,幸福是一个过程,不关乎钱多钱少,捡漏的过程确实让人愉悦!
作者简介:
洪荣昌,笔名:红歌,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藏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中国红色收藏》杂志执行主编,《中国钱币》杂志特聘审稿专家,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红色收藏鉴定师,评估师。
从事收藏几十年,涉及邮票、钱币、苏区文物、毛泽东像章等。出版过《红色票证》《红色货币》《红色收藏》《红色粮票》等专著。曾在北京、福州、遵义、厦门等地举办苏区红色文物展览。其个人事迹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网、人民网、中红网等多家新闻媒体介绍过,享誉全国。已出版的著作被中国国家图书馆、全国各大图书馆以及美国哈佛大学等海外知名图书馆收藏。几十篇学术论文被英国剑桥大学等国内外著名杂志、网站刊登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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