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儒雅话陈毅

　　在老一辈革命家中，陈毅以一代儒将著称。在他身上所体现出的风流儒雅格外浓烈。于是，这也成为了他的一个鲜明印记。

　　早年的学习经历

　　“我五岁开始在家乡的私塾里识字读书”，“六岁半读完《四书》”，“小时候我记忆力很好，读书三遍就能背诵”。这是陈毅分别于1942年3月在根据地对国际友人罗生特的信中和1952年对妻子张茜讲的。

　　他还说：自己“九岁时，随父亲移家成都，找了一个私塾老师，学唐诗、宋词、《诗经》。以后辛亥革命爆发，我在成都上学，曾读过冯举人为校长的高等小学，还经常向学馆里的裴老师请教，听他讲课，写文章请他改。这段时间，读了《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千家诗》《唐诗集解》以及《西游记》《封神榜》等书籍，奠定了文化基础”。继之，“我在成都上过几个小学，后来跨进了一所甲种工业学校学习工科(先是成都工业讲习所，后是成都甲种工业学校。他还回忆说：在那里，‘学习自然科学，对国际形势有了一些了解’。当时陈毅还在成都青年会学习过英文)。但那时我实在的兴趣是集中在政治和文学方面。辛亥革命以后四川连续不断的军阀内战，引起我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注意，而我少年时代的家庭教育和我在成都遇见的几个精通中国文学的老师，以及成都四周富于文学艺术史迹的自然环境，又把我推上倾心于文学的道路”。这是陈毅自述其早年求学的经历，以及他早年思想形成的背景。

　　那时，陈毅还为自己取了一个名字。他说：“那时我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很浓，最喜欢读苏老泉的文章，他字明允，为此我自己取名为陈允明。”

　　陈毅还回忆说：“在甲种工业学校读了两年，因家道中落，不能继续读下去了，便去报考熊克武开办的四川讲武学堂。”然而，在“数学考试时，我同座的张某不肯真心相助，弄了一个错误的草稿给我抄，以致不及格而落榜”。这是说当年陈毅偏科，数学不好，考试时“作弊”，旁人的草稿却是错误的，导致他落了榜，因此无缘在讲武学堂学习。“落榜后，我曾想去当兵，但家里不允许。后来正好吴玉章办的留法预备学校招考，我和大哥陈孟熙都考取了，这倒是上次落榜的好处。那是一九一八年，我十七岁。”

　　1919年，陈毅赴法国勤工俭学。其过程是：“十月到马赛，同年底到巴黎，一直到一九二一年十月回国。在这两年中，我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并注意当时俄国革命的情形，同时广泛地阅读法国的文学作品，特别喜欢卢梭和雨果的著作。”

　　值得注意的是，陈毅旅法时期开始大量进行文学创作，当时他的文学作品如诗歌，以及通讯、杂感等，陆续发表于上海、北京的报刊，俨然成了一个文人。

　　1923年春，陈毅回到重庆，在《新蜀报》任主笔。这年秋天，他又赴北京，在中法大学读书。后来他回忆说：“这时期，我仍然没有放弃对于文学的爱好。我从事翻译法国的文学作品，也另用笔名写了许多诗歌和小说。我企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影响中国的文学。我曾经发表过下面几篇文章：(一)论劳动文艺;(二)对罗曼•罗兰及其英雄主义的批评;(三)对法朗士的批评;(四)对巴尔比士著作的介绍;(五)在列宁逝世纪念日与徐志摩的争论。”这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也是陈毅才华横溢的青年岁月，他已经十分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融入文学创作和评论当中，也是他投入革命实践之初的热身和练笔。

　　陈毅对此还回忆说：“当时，党的经费困难，党员要资助党，还要帮助困难的同学。我只好卖稿子，和郑振铎等文化人发生了联系。但报馆撰文常苦于无固定的收入，生活很清苦。”陈毅当年的文稿，多发表于《小说月报》和《晨报》的副刊《文学旬刊》《晨报副镌》，一些政论性的文章则多发表于邵飘萍创办的《京报》及其副刊《民众周刊》《京报副刊》等，此外还有《烈火》半月刊。

　　王统照介绍陈毅加入文学研究会

　　陈毅当时与许多作家和报人有过接触，除了邵飘萍、孙伏园、郑振铎等，还有王统照。王统照当时是《文学旬刊》的编辑，陈毅对他一直保留着温馨的回忆。

　　1946年，陈毅在接待来访的美军雷克上校时回忆起了往事。他说：“我的兴趣不在军事，更不在战争，我的兴趣在艺术，我愿做记者，我喜欢写小说。”1923年他在北京时，经旅法的学友颜昌颐、萧振声介绍，由中共北方区委批准，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在那时，陈毅由于碰到适宜的环境和相对充裕的时间，重温旧梦，又一心“向往着做一个文学家”了，恰好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以初识著名作家王统照。

　　1924年秋，经旅法友人金满城的介绍，陈毅结识了王统照。不久，王统照又先后介绍金满城、陈毅加入了当时全国著名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此外，陈毅的许多作品，如短篇小说《报仇》《十年的升沉》，白话诗《春光》《游云》等，经过王统照的修改，一一发表于《晨报》的副刊上。随之，陈毅的文学创作活动也进入了高峰。一晃30年过去，陈毅与王统照于1954年夏得以重逢。此时的陈毅已是坐镇华东的共和国的一位军队统帅了，而王统照时任山东省文化局长、省文联主席。两人相见之后，王统照激动不已，随即写了《赠陈毅同志》诗四首：

　　海岱功成战绩陈，妇孺一例识将军。谁知胜算指挥者，曾是当年文会人。

　　卅年重见鬓苍然，锻炼羡君似铁坚。踏遍齐鲁淮海土，为民驱荡靖尘烟。

　　藤荫水榭袅茶烟，忧国深谈俱少年。愧我别来虚岁月，有何著述报人间。

　　明湖柳影望毵毵，半日山游兴味酣。好摅胸怀同努力，饮君佳语胜醇甘。

　　数年后，王统照因病去世，陈毅不胜悼惜。他以诗为悼，是为《剑三今何在?》(王统照字剑三)：

　　剑三今何在?墓木将拱草深盖。四十年来风云急，书生本色能自爱。

　　剑三今何在?忆昔北京共文会。君说文艺为人生，我说革命无例外。

　　剑三今何在?爱国篇章寄深慨。一叶童心我喜读，评君雕琢君不怪。

　　剑三今何在?济南重逢喜望外。龙洞共读元丰碑，越南大捷祝酒再。

　　剑三今何在?文学史上占席位。只以点滴献人民，莫言全能永不坏。

　　与徐志摩的“交锋”

　　陈毅早年在北京从事文学活动，当时他的“文敌”之一便是现代评论派的徐志摩。对徐志摩大张挞伐，其时又正是大革命的高峰之际，文坛的斗争也格外火爆。当时陈毅在《京报副刊》《民众周刊》发表的文章，如《谁是救国的主力军?》《赤化与帝国主义者》《纪念列宁》《答徐志摩先生》等，政治色彩都非常鲜明。

　　1926年1月，为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陈毅写了一篇《纪念列宁》寄给徐志摩，“为的使列宁纪念能在善于反宣传的《晨报》上吐露一点消息”，结果却引起编辑徐志摩的反感。徐回应了一篇《谈革命》，说列宁是“一个造警句编口号的圣手”，又说陈毅是“弄弄火，捣些小乱子”，是“盲从一种根据不完全靠得住的学理，在幻想中假设一个革命的背景”。

　　对徐志摩的文章，陈毅称其“词旨渊懿，极尽讽刺挑拨之能事”。于是，他又写了一篇《答徐志摩先生》发表在《京报副刊》。文章中，陈毅认为徐志摩已经不是单纯的“诗人”或“诗哲”了，而是“完全研究系化了”，这只要从他“推论孙文先生是俄国籍人，我们便可领教诗人笔下的锋芒与阴隐”。最后，陈毅还说：“徐先生不要责备共产党人铁的心，铁的手，你且看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宝刀，与学士文人们的刻薄的刀笔罢。”“像徐先生这样的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真值得我来教训一番了!”

　　彼时，陈毅以“我认识我自己，我更认识我的国家、我的世界”来“教训”已经成为“研究系”吹鼓手、“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先生们”的徐志摩，同时也捎带批评了“研究系”大腕梁启超等，认为他们“得了研究系的睁眼不顾事实一派家传，否认由经验而得来的革命教训”，这“经验”就是由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启的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事实，所谓“全世界人类中以工农为最多最受压迫，尤其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工农更堕在十八层地狱的最底一层。试问工农问题不解决，所谓民族问题能够解决么?”“我们再问，翻开一部人类的历史，所有的革命运动，谁不是仗着贫苦的工农为主力军?列宁知道这个，运用他独特的天才，根据马克思主义，创为工人与农人联合的革命，以决然断然的态度去求实现——果然奴隶们翻了身。”

　　陈毅还现身说法，讲述了一段自己的认识过程，也是他心路历程的剖析，这难能可贵。他说：“我从农村跳入当铺里当学徒，由当铺出来进学校，小学、中学、专门工业学校，而后到欧洲成为一个产业工人，勉强又在洋学校里见识了一下。回国仍然受债主、土豪、劣绅、军阀、洋奴等人物压迫。一个人当然可以沉默了事，或者抱着女人老于山林。但是为了一般民众，就完全不能沉默，尤其要完成革命工作，自己就不能不起来奋斗。尽管有了这样的决心，中间还经过几次周折。第一是在与军阀周旋的时候，第二是沉湎于文学生活的时候。前者当然是积极堕落，后者何尝不是消极堕落，想以眼泪或笔墨不取悦权贵，至多替弱者表同情罢了。幸而我觉悟了，知道一个人不能完成社会的改造，决不能完成自己。要完成自己只有从抛弃个人主义做起。所以这时我才将一切抛弃，营我的党的生活。”

　　多年后，徐志摩早已化成青烟，陈毅则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市的市长。此时，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生活在上海。徐志摩罹难之后，陆小曼的生活逐渐陷入困境，只能不时卖画聊作生活补贴。上海解放之后，在著名画家钱瘦铁等举办的一次画展上，陆小曼也展出了她的画作。然而，她没想到，这几张画竟改变了自己后来的生活境遇。原来，画展当天，陈毅也来到了现场，来到了陆小曼的画作展示区。他凝视着陆小曼的画，觉得十分清新。这时，有人告诉陈毅，陆小曼就是徐志摩的夫人，陈毅马上说：“我曾有幸听过徐志摩先生的讲课，我是他的学生，陆小曼应是我的师母了。”当陈毅得知陆小曼生活艰难的情况后，感慨不已。后来在陈毅的关心下，陆小曼成为上海中国画院的一名画师，从而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也就此摆脱了生活困境。

　　“天才的统一战线的执行者”

　　陈毅曾向往做一个文学家，后来严酷的现实击碎了他的梦想。此后，他一边从事政治斗争(曾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工作人员、北京学生联合会党团书记等)，一边为报馆撰稿来维持生计。1925年，他离开学校，开始从事职业革命活动，当时他主要从事工会、学运、统战等工作。他回忆说：“一九二五年以后，我主要地是从事党分配给我的工作，从此停止了我的文学生活，变成一个职业革命者，开始具备坚定的革命立场。”1927年他奔赴武汉，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中共委员会书记。

　　早年的经历，使陈毅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特别重视，并且善于做统一战线工作。他擅长结交党外朋友，体现了他“海纳百川，团结至上”的宽广胸怀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为此，陈毅曾经被毛泽东赞誉为“天才的统一战线的执行者”。他是全党擅长联系和团结、使用知识分子，擅长执行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的领导人之一，这是因为他除了拥有丰富的历史经验，还能在现实工作中卓有成效地、创造性地运用党的相关政策和方针。如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出色地执行党的统战方针，在新四军及根据地尤其重视使用文化人。张承宗在《陈毅市长与知识分子》的回忆中说：“陈毅不仅是一位开国元勋，而且是文武全才，善诗能文。我于1942年在淮南根据地新四军军部所在地认识陈毅军长。那时我在华中局敌占区工作部工作。陈毅关心、爱护、尊重知识分子，推动文化科学事业不断发展的伟大实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伊始，陈毅又在上海创造性地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方针，树立了全国解放、城市解放的又一个典型。其中，陈毅的执政理念具体表现为礼贤下士，他以最大的诚意尊重、争取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并且乐于帮助解决他们在生活、学习、工作方面遇到的实际问题。

　　与毛泽东的“诗交”

　　1954年，陈毅在《水调歌头•自叙》一词中称自己是“学马列、喜文艺、习工科”。

　　陈毅的好学多才在党内早已闻名，即使是在战争年代，他也不废早年的习惯如读书、吟诗等，而他的随身行囊中也主要是书籍。在担任上海市长之后，工作之余，陈毅也往往喜欢独自上街逛书店。除了淘书，他还要求当地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多多收藏善本古籍。陈毅很少给人题字或题词，但是上海跑马厅改建为上海图书馆之后，他却主动题写了馆名。奉命进京工作之后，陈毅成了琉璃厂的常客。所有这些，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喜”字。这不仅仅是对文艺、书籍等的单纯喜爱，他的兴趣已然升级为专家的水平，如他对文学中的许多专业问题(如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唐代诗家之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有自己独到的研究和见解。

　　不仅喜欢欣赏，陈毅还坚持诗歌创作，并且成为著名的党内诗家之一。陈毅的诗歌作品，后来出版有《陈毅诗词选集》《陈毅诗稿》《陈毅诗词集》等。所谓“诗如其人”，陈毅的诗风和为人，都是本色的。毛泽东曾称：“陈毅的诗豪放奔腾，有的地方像我。陈毅有侠气，爽直。”这也是对陈毅其人其诗的最大褒奖。

　　在毛泽东和陈毅之间，诗歌这种文学体裁是他们心灵沟通的重要媒介。众所周知，毛泽东在党内与人往来一向坚持以公务论，但他对陈毅却有着工作之外的“诗交”。他们不仅彼此欣赏，还相互切磋。毛泽东在日理万机之余还帮助陈毅修改诗作，这就流传下来许多“诗话”。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信中说：

　　“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只给你改了一首，还很不满意，其余不改了。

　　“又诗要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公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的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以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又李白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信中，毛泽东客气说自己不能修改陈毅的五言律诗。其实，此前陈毅于1964年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时，创作了一组《六国之行》，共有七首五言律诗，毛泽东就曾改定了第一首，是为《西行》：“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海酿千钟酒，山裁万仞葱。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毛泽东上述关于旧体诗的评说，即称颂了陈毅诗词的“大气磅礴”，以及董必武、叶剑英各家的长处，又述说了自己的经验之谈，特别是从审美和创作的角度，对古今文学作品运用“形象思维”(比兴)的方法，作了高屋建瓴的总结，并对民歌、白话诗也有一番不失客观的褒贬，堪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经典之论。显然，是陈毅的诗歌触发了毛泽东的兴趣。

　　“将军本色是诗人”

　　陈毅对诗歌创作也有成熟的看法。1959年4月，诗刊社举行诗歌座谈会，陈毅在发言中提到诗歌创作的艺术表现，所谓形象思维，是“三分人才七分装”。他希望大家都要“勤学苦练”，“无论新老作家，都要从基本练习入手”。至于对五四以来诗歌创作的评价，陈毅认为其“反映革命，反映得还不够;反映生活，反映得还不够”。对于新诗的创作倾向，陈毅不客气地提出批评，即“重视外国的，轻视中国的;重视古人，轻视今人，是不好的”。陈毅又提到诗歌的传统技巧，所谓用韵：“诗的平仄和用韵是自然的，废不了的。打破旧时的平仄，要有新的平仄;打破旧时的韵，要有新的韵。我不同意反对平仄和用韵。诗要通顺流畅。有韵的，注意了流畅的，朗诵起来效果就好些。形式问题，可以几种并举，各做实验。”为此，他还特意引用了毛泽东的诗歌，以说明诗的特质，即“艺术就是艺术，写诗就是写诗”，并针对有人对毛泽东的诗词穿凿附会地理解，提出了批评。

　　诗歌由于形式典雅和格式特别，成为陈毅后来主要的文学创作体裁，成为历史的记录和见证。所谓“以诗为鉴”，这其中有他对自己的督促和反省，对友人的欢晤和以诚相待，以及对子女的教诲。

　　“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前后，即1953年12月13日夜晚、12月20日，以及翌年3月15日，毛泽东不同寻常地三次特意找陈毅谈话，话题都是关于“高饶反党联盟”。毛泽东让陈毅警惕有人搞“非法活动”，要维护党内团结，其中讲到有人向党伸手的问题时，毛泽东甚至说：“伸手岂止高饶?”(据《陈毅年谱》：当时毛泽东说此案已真相大白，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嫌疑。对此，陈毅触动很大。1955年3月，陈毅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言揭发饶漱石，毛泽东审阅了他的发言稿，并回示说：“饶罪恶可能不比高小一些。”)陈毅归来后，与夫人张茜议论良久，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七古•手莫伸》一诗：“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张茜又写了座右铭曰：“满招损，谦受益。莫伸手，终日乾乾，自强不息。为了工作，必须休息。”后陈毅亲书之，并将之刻在铜砚上，是为《砚铭》。再如陈毅著名的《一闲》：“志士嗟日短，愁人知夜长。我则异其趣，一闲对百忙。”这些都很能反映陈毅的气概和风度。

　　1952年7月，陈毅赴浙北德清莫干山探视病友，小住十日，因“喜其风物之美，作《莫干山》七首”，如：“莫干好，遍地是修篁。夹道万竿成绿海，风来凤尾罗拜忙。小窗排队长。莫干好，夜景最深沉。凭栏默想透山海，静寂时有草虫鸣。心境平更平。”陈毅的这一组精美的小诗被郭沫若看到了，郭读后，喜不自禁，随即以一首七律《赠陈毅同志》表达读后的感佩之怀：“一柱天南百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凯歌淮海中原定，坐镇沪淞外患泯。赢得光荣归党国，敷扬文教为人民。修篁最爱莫干好，数曲新词猿鸟亲。”陈毅见之，“久欲回答，每每因不能成篇而罢”。

　　直到1957年5月，陈毅再读郭沫若的《五一节天安门之夜》，顿时诗意盎然。他甚至抛开一向娴熟的格律诗的形式，“特仿女神体回赠”，是为新体诗《赠郭沫若同志》，其曰：“我早年读过你的诗集《星空》，《天上的街市》那首诗曾引起我的同情。……从前你从人间想到天上，现在你从天上想到人间;这不是你故意颠倒，而是几十年的人间改造有了分晓。……沫若同志，你，人民的诗人，你三十多年前写的《凤凰涅槃》，预先歌颂了新中国的诞生。今后三十年还需要你，歌唱不停。”

　　1961年，陈毅利用孩子陈丹淮将赴东北学习之机，写就《示丹淮，并告昊苏、小鲁、小珊》一诗，以为诗教。他写道：“小丹赴东北，升学入军工。写诗送汝行，永远记心中。汝是党之子，革命是吾风。汝是无产者，勤俭是吾宗。汝要学马列，政治多用功。汝要学技术，专业应精通。勿学纨绔儿，变成白痴聋。”

　　诗歌，乃至文学，对陈毅的一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这不独滋养性情，而且全方位地贯穿于他人生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