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和平，李德生将军长子，今年五十多岁，在父亲创立的全国性团体——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任秘书长，该会的宗旨是“联络海内外爱国人士、爱国团体，宣扬爱国精神，组织爱国工程，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父亲是一个真正的‘五种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沉默良久，李和平缓缓说道，“无论职务如何变化，父亲一直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始终把自己当做普通一兵，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勤劳朴素。”
“穿的方面，除了军装和接待外宾穿的礼服外，爸爸没几件像样的好衣服。内衣总是缝缝补补，裤头破了，公务人员扔了，又被他勒令捡回来，洗洗补补再穿。实在不能补了，就做抹布。”李和平陷入深情的回忆中，声音缓慢而低沉。
“父亲从不准搞特权，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紧张，父亲已经是军长了，我们兄妹多，家里定量供应粮食不够吃，部队额外补助的粮食，父亲从来不要。有次，管理处送了两袋大米来（军首长每家都一样），他知道后，硬是让公务人员送回去。家里粮食实在不够吃，就到农村买红薯、南瓜甚至豆饼充饥。父亲吃豆饼落下了腹泻的病根，直到晚年还有腹泻的毛病。父亲还在自家的小院里种南瓜、红薯，以补助粮食的不足。”
对父亲的“不准搞特权”，有件事让李和平记忆深刻：“1971年，父亲已在中央工作，在党、政、军均担任要职，有几辆专车。那年除夕，我从安徽军营回北京休假，一出火车站，大雪纷飞，寒风刺骨。车站只有妹妹来接我，我问：‘车呢，没车接我？’妹妹指了指不远处的公交车说：‘接你的车在那儿’”。“妹妹后来告诉我，司机把车都开出了家门，又被母亲赶了回去。说父亲有严格的规定，他的车是组织为了工作给他配用的，不是给孩子们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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