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晚年毛泽东的三种角度

　　不管是激进的或保守的，不管是自由的或极权的，撇开所有的意识形态，评价晚年毛泽东至少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做：一种是从个体心灵的角度来看，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理想主义者”(一篇小说里的评价)，他对人类理想社会的追求的确是真诚的，尽管是失败的。这种心灵的研究在主张性恶论的政治学者看来，自然是一种错误的、至少是不必要的。但是他是一个卢梭式的人物，可是卢梭在文学和思想上受到后人景仰，而毛泽东却因此而备受诋毁。只有张承志站起来为他说话，而学者们依然用所谓的权力欲支配欲来歪曲毛泽东的追求。以前是仅仅向往西方文化的皮毛的假洋鬼子不许阿Q 革命，而今的深得西方文化精髓的宽容和自由精神的中国学者们不但不允许毛泽东向往理想社会，甚至都不许毛泽东喜欢鲁迅。

　　第二种是从政策的实施角度来观察的。至今这方面的论据虽然很多，实际上就可归结于一句话：文革使国民经济导致了崩溃的边缘。这句话本来是官方的结论，原只是一种印象判断，没有经过论证的。但又因为是官方的，后来自然有人替它做注脚，说是损失多少多少个亿。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往往与官方的意识形态并不怎么认同的，并因此对官方的统计数据也抱有一种科学的怀疑精神。但在这方面，却似乎与官方心有默契，在并没掌握什么数据的时候，就想当然地作为不容置疑的事实。在缺乏一个总体性的事实描述的基础上，就直接对一个时代信口雌黄。

　　美国人的智慧到底不及中国人。偏偏有那么一些傻乎乎的，非要弄清楚到底毛泽东时代的政策效果。有个叫做莫里斯。迈斯纳的。当了耶鲁大学的教授，收集了许多翔实的统计资料，然后写了一本书，叫《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杜蒲、李玉玲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在书中，他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述了在毛泽东时代的建设成就。末了，他说：“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的时代”，“是为中国的现代工业奠定了基础的时代”，“与德国、日本和苏联早期工业化的进程相比，中国的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更快。”这位作者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发表评论说：未来的历史学家在看到毛泽东失误的同时，“肯定会把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无论他们对此作何评价)作为世界历史上伟大的时期之一，作为一个取得了社会成就和人类成就的时期。”但是因为他是美国人，而且因为美国人对中国人总是有偏见，所以也就没人听他的。詹姆斯。R.汤森作为一名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者，由于没有对中国的毛泽东时代的缺乏民主和自由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批判，而只是经验上的客观分析，所以他的名字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连提都不愿提。倒是那个与中国没甚牵连的哈耶克，却给捧上了天，倒好像成了中国问题的专家。

　　第三个角度是从毛泽东对中国民族精神的影响。费正清说：“毛泽东号称不朽，可能主要是由于他力图粉碎自古统治阶级的传统。他对特权和城市官僚的种种弊病深怀朴素的反感。这种反感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敲响了警钟，触动了久远以来就有的感情;因为旧中国是世界上以上层阶级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一大典型。”(《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单纯地批判一种历史上的思想是容易的，自以为靠批判能消除影响一个时代的思想，是一种幼稚的想法。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更重要的是在大量的、平凡的人民的生活中，挖掘出那种曾被神化的、曾被每一个人信仰且实践的东西，在经过一个时代后，遗留下了什么。这个遗留下的东西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但至少是最应该要把握的。它在精神层面上起着长远的影响，绝不是用几个封建主义、专制几个词语就可以抹杀的。

　　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引用英国历史学家的话警告研究者：“危险不在于我们去掩盖革命历史中的巨大污点，去掩盖革命带给人类的痛苦的代价，去掩盖在革命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企图完全忘却并在沉默中无视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评价晚年毛泽东的时候，我们也许更要认真地思考这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