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悲剧只会出现在中国

　　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历程的时候，邓小平说过一句话：“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是在这一年12月13日说这一番话的。大约13年后，胡绳在他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说，邓小平的这一次讲话，“实际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还说：“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的核心。”

　　胡绳还注意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民主的讨论。他说，全会公报对民主和专政、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作了较详尽的论述。会议认为，由于还存在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绝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对于社会主义的阶级矛盾，必须按照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法去解决，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局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怎样才能使我们的人民拥有“充分的民主”?下面这些话引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将民主看做一种制度，并且将民主与法制联系起来，在我们党的文件当中，这是第一次。

　　大约从这时起，党内的舆论也开始将民主看做一种制度。

　　党的文件将民主视为一种制度，这一点显然与邓小平的引导有关。根据现有的文字记录，邓小平最早表述他的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是在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八大”的时候。那一次，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说，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考验，要“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做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依照我们党的既成制度，这样的报告，是一定要经过毛泽东的同意并且经过政治局讨论的。这大约可以证明，当时党的领导中枢已经从制度方面来认识民主的问题。毛泽东说斯大林在苏联造成的悲剧，不会在西方国家发生，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明。然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样的思路没有能够延续下来。 (责任编辑：曾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