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周恩来与蒋介石的关系 从共事黄埔到分道扬镳(4)

　　1944年，我国抗日战争进入第八个年头。日本侵略者为了改变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失利的局面，妄图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自4月18日起从河南开始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很快便先后夺取郑州、许昌，打通了平汉铁路。6月至8月间，进攻湖南的日军先后占领长沙、衡阳，并向广西推进。因国民党战场上出现的这种大溃退，造成短期内大片国土沦丧、数千万同胞流离失所的局面，这无疑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统帅部的腐败无能。加之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的专制独裁，致使特务遍布、物价飞涨，更加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愤怒。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却生机勃发，在团结抗日中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于是，改组国民政府、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成为人们日益强烈的普遍要求。

　　中国共产党因势利导，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以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为核心内容的政治主张，得到了广大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而国民党蒋介石也在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和美国的敦促下，向中共表示了和谈的意愿。由此，国共两党频频接触，重开和谈。这年11月7日，为了协调国共关系，美国派出了总统特使赫尔利少将来到延安，与中共高层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进行了斡旋式会谈，双方达成了协定草案。

　　11月10日，周恩来随同赫尔利带着这份协定草案同机离开延安，前往重庆与蒋介石会谈。但蒋介石看了协定草案后，却一拖就是10多天，迟迟不表态，并抛开协定草案另行提出了三条建议，通过赫尔利转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看后气愤至极，决定立刻返回延安。临行前，他和董必武应约会见了蒋介石。略作寒暄之后，蒋介石表示希望毛泽东和朱德来重庆。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对于联合政府的主张，是仍坚持的，并愿为它奋斗到底。民主联合政府是指政府的性质，并非要改国民政府的名称。”蒋介石连忙说：“好，我们革命党就是为实现民主的，我做的就是民主。不要要求，我自会做的。如果要以要求来给我做，那就不好了。”“政府的尊严，国家的威信，不能损害。”周恩来毫不相让道：“我应该声明：对三民主义国家及实行三民主义的元首是应该尊重的；但政府并非国家，政府是内阁，政府不称职是应该调换的改组的。提到要求，一个政党总有自己的要求”，当着“不能向政府直接要求时，只有向人民公开说话”。在周恩来凌厉的词锋面前，蒋只得模棱两可地回答：“是的，是的。”

　　1945年1月24日，周恩来再次奉命从延安飞赴重庆。他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以及美方代表赫尔利进行的多次谈判中，提出了由自己起草的一个关于党派会议（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三方代表参加）的协定草案，结果因分歧较大，谈判不欢而散。2月13日，周恩来在赫尔利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竟傲慢地宣称：“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见蒋介石无意把谈判再进行下去，周恩来一气之下，遂于2月16日返回延安。

　　抗战胜利之际，广大人民和各民主党派要求结束蒋介石独裁统治、消除内战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愿望更加强烈，中国共产党顺应民心民意，在蒋介石的再三电邀下，决定于8月28日由毛泽东亲率周恩来、王若飞飞往重庆，与国民党代表进行和平谈判。在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王若飞承担着大量具体的谈判工作，经过他们艰苦的努力，国、共双方终于签订并公布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0月11日，毛泽东离渝返延，周恩来则留下来继续商讨有关善后事宜。

　　然而，由于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本质，国民党反动派并不遵守《会谈纪要》的有关条款，一时间国共内战烽烟再起。在此险恶的形势下，周恩来和董必武于1946年7月2日在南京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重复提出要中共军队让出苏北、安东、胶济线、承德、察哈尔省张家口以南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驻，并说：“这个解决了，全国就和平了，一个月以后就可开国大，改组政府。”周恩来回答说：“今日必须一面求全面停战，一面开政协，谈改组政府。”他对蒋介石所提问题逐条给以答复，并对驻军方案提出具体建议。蒋介石毫不考虑，于是会谈无果而终。这是周恩来与蒋介石最后一次见面，此后经过历时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国民党蒋介石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指挥的我人民解放军彻底击败，退出大陆，偏安于台湾一隅。

　　1949年10月1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周恩来长期为之奋斗的民主和平理想得以圆满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