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做过赫鲁晓夫式的报告吗

　　“中国式的赫鲁晓夫”是我国国史上的一大谜案。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先得从“桃园经验”怎样招惹了江青谈起，还要涉及到复杂的“人学”问题。

　　1963年4月，毛泽东为反修防修陡然在农村发动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部分负责同志会议上说：“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拿在我们手里，如白银厂、小站就是搞修正主义”。刘少奇说：“现在下面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不仅下边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两位主席定调后，四清由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揪走资派，防和平演变。中央国家机关抽调三分之一干部和北京大专院校三分之一学生停课远赴农村参加四清。1966年6月文革大爆发，我们学校的四清工作团撤回学校时，学校主要领导赫然被五花大绑押在大卡车上，几千学生追着大卡车先在学校环路上狂飙，然后到大操场狂飙，汽车疯狂地转圈儿，尘土飞扬，学生疯狂呼喊口号，有人飞身爬上卡车殴打学校的当权派。

　　1963年11月，王光美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名义参加了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的四清运动，为大队工作组副组长。她的经验主要是先搞秘密“扎根串联”，再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这就是后来广泛流传名噪一时的“桃园经验”。

　　陈伯达在天津小站主持搞四清，他说小站是由三个反革命集团建立的“反革命两面政权”，揪出了三小批反革命(文革中他到我们学校谈“走资派是一小批一小批的”大有抓头)，创造了小站经验。他向中央写出了《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陈伯达虽然是学究，但有学究式的狡猾心理。1964年7月5日，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报告，陈伯达找到刘少奇，说桃园经验好得很，很及时，很必要，应该转发给各地党委参考。

　　8月1日，刘少奇在北京市党政军主要负责干部大会上作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没有强调毛泽东一贯倡导的调查研究，而是强调干部要扎根蹲点，不去蹲点取得直接经验，就不能领导这个革命。没有经过蹲点调查的人，没有资格当地委书记、省委书记。“就不能领导今后的工作，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毛泽东看过讲话稿后，很不高兴，蹲点不就是过去经常强调的调查研究吗?怎么不强调调查研究呢?

　　8月19日，刘少奇给中央和毛泽东汇报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我看了两次，并修改一次，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同意，请中央发出”。

　　中央计划要召开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8月27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转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

　　9月1日，刘少奇亲自起草了一个批语：“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然后，王光美随同刘少奇到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市区视察，王光美在一些省区作了同样的报告。

　　“社教”是把阶级斗争引入党内的一场大实践，引发中央不可调和的矛盾继续恶向发展。江青听到王光美到某某省做报告，礼堂内外欢声四起，掌声如雷，怎么风光，怎么红火，她把王光美桃园经验报告和刘少奇的报告找来，看了一下，深宫怨妇的嫉妒心一发不可收拾!想想自己看看人家，自己被锁在冒着腐朽气息的明代深宫中，不能过问政治，不能过问中央工作，空虚，寂寞，无聊，被人看不起，唐纳在巴黎，赵丹、顾而已在上海，瞧不起我这个小小的处长呀!延安那些富家小姐们出身的都称心呢!我过的这是什么日子!王光美有出头之日，我为什么就没有出头之日?当一把手夫人还不如当二把手的!我的旷世才华满腹学问无处施展呀，难道都要随这古老的宫殿腐朽去吗?不甘心，我就是不甘心!

　　江青的泼妇妒妇加烈妇性格大暴露大爆发，积压愈久爆发愈力愈猛。她到毛主席那里哭了一场，一把眼泪一声哭诉，说：“人家是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才作了一个秘密报告，反对斯大林。现在你毛泽东还没有死，刘少奇已经作了公开报告。反对你毛泽东了。”;“你还不如斯大林呢”!江青这话刺到毛泽东的心尖上!“中国的赫鲁晓夫”概念由此产生。王力临终最后这样说：“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受江青最重大的政治性意见。第一次让江青正式干预最高领导层的事情得到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