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打瞎朱德之妻的一只眼？

       在陕北时，朱德曾对前来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夫人韦尔斯谈及自己的婚姻，即参加革命前有两次婚姻，参加革命后也有两次婚姻，未提及在欧洲时与贺芝华的结合。

       原来，1922年9月，朱德36岁时赴欧洲，在法国与周恩来会面，并在周恩来和张申府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5月，朱德又转往德国，当时与朱德在德国旅居的中国同志，还有徐冰、李大章、刘鼎(阚尊民)、欧阳钦以及章伯钧、高语罕、郑太朴、谢唯进等。张申府与美国女学者舒衡哲谈话中提及那张著名的8人合影，张申府介绍说：“最右边坐相有点不自然的是朱德，蓄平头，穿着一套不合身的西服。面对朱的是一位漂亮的少妇陈玉珍，(是)朱当时的妻子。”(《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张申府误把贺芝华当成陈玉珍(贞)了，因为陈根本没有出过国。(这个错误或许是舒衡哲的误写)至于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是朱德加入中共后与部分留德人员在哥廷根的合影照：最左边那位戴眼镜的是29岁的张申府;最右边的是表情拘束的朱德;面对朱德的，正是那位漂亮的少妇，也即当时朱德的妻子贺芝华;站在朱德身后的是孙炳文;后排正中，那位双手抱起、面呈怡然笑容的则是章伯钧。当时这些人都要参加每周三举行的党小组会。开会的地点，有时在哥廷根的郊区，有时就在朱德的住处。此后，朱德和贺芝华生有一女，即朱敏，通过照片，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对母女在外表上十分相像。朱敏后来在回忆文章中略微提及其母，如在《我的父亲朱德》一书中，朱敏写道：“……这之前，爹爹和母亲贺治华刚刚相识，母亲也将随同到德国留学”，至于自己的身世，她又说：“……1927年夏天，她(贺治华之母)让我姨妈从成都万里迢迢赶到苏联边境，从我母亲手中接过不到一岁正在患病的我”，“小时候听外婆告诉我，1926年4月我在莫斯科出生的时候，爹爹这年正好40岁”。此外，就几乎没什么进一步的描述了。

       据说朱德和贺芝华相识在上海，后一起到德国哥廷根城奥古斯特大学学习社会科学。当时哥廷根还是很小的城市，只有4万人，有40多个中国留学生，其中四川人就有10多个。朱德夫妇住在文德路88号。当时朱德还常去柏林会见同志。11月，张申府和周恩来介绍朱德和孙炳文加入共产党，至1925年朱德转赴苏联学习军事，同行者中也有贺芝华。大概到了苏联之后，两个人有了分歧，据说贺芝华移情别恋，与留苏学生霍家新走到一块去了。霍家新(一说何家兴)也是从西欧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读书的中国青年，而且远较朱德年轻。1926年5月朱德返回上海。

       1928年4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长江局书记、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在上海租界被捕——向巡捕房告密的奸细，正是霍家新、贺芝华夫妇。当时霍家新是罗亦农的秘书，他因迷恋大上海奢靡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又不遵守党内秘密工作纪律，曾几度被罗亦农训斥，乃心怀不满。加之这对夫妇认为革命太苦，自己又掌握大量党内机密，以为奇货可居，遂与租界当局静安寺的巡捕房接洽，向一位帮办交涉，要求用他们手中掌握的350多名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换取出国所需的美元和护照，租界当局当即答应。此后，他们先报告了罗亦农的地址，4月15日上午罗亦农被捕，不久即被杨虎枪杀于上海龙华。

       关于罗亦农一案，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李维汉(即罗迈，时为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和中央巡视员)曾有详细回忆，他说：“他(罗亦农)的被捕主要是贺稚华出卖的。贺稚华夫妇原来在瞿秋白那儿住机关，瞿秋白住在楼上，他们住在楼下，伪装成二房东，晚上两人总是吵得很厉害，这样就把他们调到新闸路看机关了。新闸路机关弄堂外面就有巡捕，后来查清楚，贺稚华早就和巡捕房联系，预先作了布置，当时听说贺稚华出卖罗亦农的代价是3000元美金，和送他们出国。罗亦农去后，贺稚华就以打开水为名，叫她丈夫何家兴报告了巡捕，巡捕就打电话给巡捕房，说罗亦农来了。何家兴回来后就躲了起来，贺稚华在楼上。后来来了两个懂德文的巡捕，贺稚华在德国住过，懂德文，就用德文和他们打招呼说话。巡捕当场捕走了罗亦农和山东省委书记吴××。贺稚华、何家兴没有被捕走，抽屉中党的文件也没有被抄走。后来特科的同志到他们那儿去，贺稚华说，来的巡捕懂德文，我骗他们说，我们是搞翻译的，那些材料是我们的译稿，用来卖钱的，德国人不懂中文，我就这样把他们敷衍过去了，所以没有被捕。其实，当时我们已经通过内线知道是她告的密，但装作不知道。以后，我和小平同志作出决定，要把他们干掉。在秘书处楼上我和特科同志接了头，作了布置。为了使贺稚华、何家兴相信我们对他们没有怀疑，我派人告诉他们，新闸路不能住了，要他们先搬个地方，搬到南京路去暂住。南京路上有许多大铺子，有的底下两个大铺面中间还有个小号子，楼梯上去，上面是相通的，有几个后门。我们就给他们找了这么个地方，一个小楼梯上去，上面是个客栈。我约他们在那儿见面。去之前特科作了布置，在楼上派了人，街上也派了人，万一有事，可以掩护我从后面跑掉。我到那儿，他们已经住下了，住的地方很阔气，有个大客厅。见面后我说了些应付的话，说你们受惊了，还是要躲一下，另外找个房子住，要他们在搬家后把地址告诉某某同志，还给了他们一些钱。因为我是亲自去的，他们就相信组织上没有怀疑他们，所以搬家后就把地址通知了某某同志，而这个人就是特科的人。罗亦农被捕后，我们曾布置在上海到南京的火车上抢救，但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不久罗亦农就牺牲了。罗亦农牺牲后，特科派人去惩治叛徒。当场把何家兴打死，贺稚华受了伤。国民党特务把她转移到医院中去治疗。我们布置人准备在医院把她打死，但特务在医院中防范得很严，没有办法下手。‘文化大革命’初，‘造反派’怀疑罗亦农的牺牲是我设的圈套，是我的一个阴谋，要我交代，把过程都讲了，以后没有再追问过。但他们进行了调查，后来告诉我贺稚华还活着。”(《李维汉等回忆罗亦农》，金再及整理，原载《百年潮》2002第6期)

       郑超麟也记述了惩处叛徒的经过，他说：“亦农事情发生后，党内的情报机关立即从巡捕房打听到是这两夫妇告密的。恩来出去不久，黄昏时候，邓希贤走了来，向我讨晚报看。我……立即出去买一张晚报。那上面登载今日法租界发生一件暗杀案，被害者是新搬来的一对夫妇，男的死了，女的躲在床下受了伤，但没有死。我立即明白……一声不响地把报纸递给他。”邓希贤就是邓小平，结合李维汉的回忆，显然，处决霍家新和贺芝华这对夫妇，是周恩来、李维汉、邓小平共同决定的。

       罗亦农是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的被捕和遇害是中共历史上的大事，于是造成他落网的叛徒也就成了人们十分关注的对象。不过，或许是贺芝华特殊的身份，迄今记述这桩事件的读物皆语焉不详，或失之于略，只有曾在欧洲游历并在中共早期历史上担任过重要职务的世纪老人郑超麟(因“托派”问题长期被关禁，至实行改革开放始出狱，看到了斯大林创建的苏联的解体，可谓“笑到了最后”)的回忆录和《怀旧集》中有此事的回忆。对于出卖罗亦农的叛徒，郑超麟写道：事后，“周恩来曾来公寓看我们，我从他得知亦农是被霍家新夫妇出卖的。这一对四川人本住在被破获的机关楼下。贺子华原是朱德的爱人，曾跟朱德去德国读书，漂亮，聪明，能说几句德国话。朱德和她分手后，她经过莫斯科回国，爱了从法国来的霍家新。”这样，“霍家新夫妇”，以及“原是朱德的爱人”的“贺子华”，才被人们所粗知。叶永烈的“纪实系列”作品中有一册记叙中共早期历史的《红色的起点》，其中也提到了这段往事。叶永烈说到出卖罗亦农的叛徒，“这一男一女都是四川人，男的叫贺家兴，女的叫何芝华，曾是朱德的妻子”。

       所谓贺芝华或贺治华、贺兴华、何芝华、郝稚华等等——终于浮出水面。有人还特意查阅了前苏共中央档案馆的档案，在档案(全宗号530，目录号2，卷宗号1)里，记载有1925年9月4日中共旅莫支部的一次会议记录，内容是决定西欧同志的去留问题，其中留在东方大学读书的，第一人便是霍家新，第15人是“贺治华”。此外，中共的早期档案中，也有一份1927年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的名单，其中邓颖超是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蔡畅、杨之华、李文宜、贺治华、周秀珠是妇委委员。这都说明了当年“贺治华”的身份。

       罗亦农被捕后，中共通过内线查清了奸细的底细，感到刻不容缓的是要设法将霍家新、贺芝华他们手中的名单夺回来，并进而消灭这个告密的“口”。这项紧急处决叛徒的机密行动就是由1928年4月刚返回上海的周恩来领导并布置的。当时中共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由顾顺章、陈赓等率人执行，在法租界一间公寓里惩治了叛徒，霍家新当场被击毙，贺芝华因躲在床上，虽然中了枪弹但并未死去，只是受了伤，成了“独眼龙”。至于后来的结局，却不得而知，或许经此一难，贺已彻底灰心丧气，中共特科也不再找她的麻烦，让她回了四川老家。不过从朱敏此后的叙述来看，贺似乎并未回到成都。朱德女儿朱敏又说：在她14岁时，从外婆嘴里“第一次知道母亲离开人世的消息”——那就是说贺芝华活到了1940年，但从李维汉的回忆看，贺芝华却一直活到了“文革”时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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