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不满邓小平：六年没有向我汇报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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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

　　在全会初期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指责，说“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并明有所指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毛泽东还用典型的“文革”方式写下了那张著名的“我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其中指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大字报虽未点名，但其矛头所指昭然若揭。

　　会议从此开始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错误”的揭发和批判。各路“文革”大员，从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起头，倒溯1962年以来中央一线工作的种种“错误”，一一尽数，罪责刘、邓。其间毛泽东讲话，指责刘、邓镇压学生运动，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错误路线。会议批判所得结论，是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之外，另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全会的最后，根据毛泽东提议，临时增加一项议程，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邓小平虽由原来的第七位变为第六位，但实际地位下降。而林彪则扶摇直上，排位升至第二，成为唯一的党中央的副主席，并且取代刘少奇，站到了接班人的位置上。

　　原来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此次会议后，实际上退出了中央的领导工作。

　　在会上接受批判的同时，父亲有时还必须要到一些学校去参加运动、参加群众集会和回答问题。以前，对于“文革”，他曾说是“老革命遇见新问题”而表示不理解。在受到批判后，他的不理解就更深了。他虽沉默，虽无语，但对于运动，特别对于中央文革一班人马的猖狂和造反派的愚妄，心存厌恶。有时，在群众场合，他还不顾所处逆境，为自己，甚至为他人，申明正义。8月2日，他被通知到人民大学参加师生员工大会，有学生递条子问关于“二月兵变”的事情。明知此事是有人蓄意造谣加罪贺龙元帅的一个阴谋，明知在场的有陈伯达等中央文革诸大员，他还是直言回答：“已经查过了，没有这回事。”并说：“告诉你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从这仅有的几句辩词中，完全可以体会到他当时心中的愤懑。他想为他的老同志老战友辩解，但这时的他，已是人微言轻，有口难辩了。

　　十一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决定，由林彪主持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议原定继续批判刘少奇，但林彪、江青等人认为，刘少奇已实际打倒，目前的主要危险和最大障碍是邓小平，于是将会议批判的矛头指向邓小平。他们不但刻意组织人员批邓，林彪还亲自出马，将邓的问题说成是敌我矛盾。

　　父亲在会上受到不公正的甚至是诬蔑性的批判，心里一定是不平静的。回家后他虽什么也没说，却夜不能寐。母亲看见他卧室的灯深夜不熄，便去问他：“三点多了，怎么还没睡?”父亲告诉母亲：“今天晚上开会已经从批刘少奇转向给我提意见了。”母亲问：“谁批你?”父亲只说了一句：“军队的人。”父亲不再多言，母亲也不敢多问，只安慰地说：“快睡觉吧，不然明天开会起不来了。”父亲知道，这次批判后，他的“错误”的性质，不再只是派工作组“镇压”群众，而是连历史在内新账旧账一起算了。

　　会后，父亲被迫停止了工作。他将一部分原来由他分管的中联部、中调部等工作交代给康生，说：“我的工作交给你，我不能工作了。”

　　父亲为人，本来就沉默少言。运动爆发以后，开始是由于处理运动突发事件而忙碌不堪，后来则因“犯了错误”停止了工作，话就更少了。此时，父亲参加的会议和活动越来越少，在家里也只是看一些送来的文件。

　　中央的工作虽不管了，但对于家里的孩子们，父亲却管得很严。

　　我们几个孩子，在各自的大中学校里参加运动，一直都很少回家。批判工作组以后，我们虽然知道在此问题上父亲犯了“错误”，但对于他所面对的真实处境并不了解，仍各自忙于运动。

　　8月初，一些中学红卫兵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立即掀起了一场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我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持支持对联的立场，但大姐邓林所在的中央美术学院红卫兵组织则持反对态度。记得那时各红卫兵组织为辩论对联，昼夜奔忙于各学校的辩论会场。刚刚吵吵闹闹地在音乐学院辩论完毕，各路队伍又转移到美术学院。由于观点不同，我和大姐两人几乎对立起来。那时夜已很深，我用美院辩论会现场外的公用电话给妈妈打电话，征求她的意见。记得当时妈妈很急地说：“对联是错的!你不要和姐姐辩论，赶快回家!”妈妈的口气很重，一再重复：“这是爸爸说的!”当时，我很不高兴地遵从了父母亲的决定，事后明白过来以后，才万幸听从了他们的训示。

　　8月18日，林彪在“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20日开始，北京首先发起一场规模空前的红卫兵“破四旧”运动，并迅速波及全国。红卫兵小将们走出学校，“杀向社会”，整个社会顿时为“红色恐怖”所笼罩。这场为害至深的“革命”运动，由副统帅林彪亲自号召发起，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怂恿煽动下愈演愈烈，发展到大抄家、大揪斗、大破坏，以至打死人。无数年轻幼稚的红卫兵小将“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盲目而又狂热地卷入了这场疯狂的“革命”行动。我的父母亲此时已感到事态的失控，他们把在中学的我和我的弟弟叫回来，关在家里，不许出去，明确告诉我们不许参加任何抄家揪斗行动。那时，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对父亲的不利状况已有所察觉，便都听话地闭门不出，有的学织毛衣，有的学装收音机，有的整日在家抄写毛主席语录。家中的平静，使我们远离了外界的狂躁。直到现在，念及于此，我们仍十分感激父母亲在关键时刻对我们的严格和管束。

　　“文化大革命”这个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在整个社会上已经闹得天翻地覆，去掉刘、邓的阻力后，运动便以更加猛烈的势头向前发展。

　　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至11月底，毛泽东在京共八次接见红卫兵一千一百多万人次。在毛泽东的亲自支持下，红卫兵运动更加如火如荼，迅猛发展。

　　疯狂的“破四旧”运动余音未了，又开始了全国范围的“革命大串联”。在毛泽东的号召下，红卫兵小将身着时兴的旧军装，乘着免费的火车汽车，开始了数以千万人次计的全国范围“大串联”。运动的狂飙开始冲击社会的各个角落，造反的烈焰燃遍神州大地。

　　造反运动从学校波及全社会，造成了社会秩序的破坏，对工农业及各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社会的混乱和矛盾进一步加深。同时，由于各红卫兵组织的认识和观点不同，产生了严重的派别分化。各派各组织之间不断进行激烈的辩论和明争明斗。运动至此，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沸沸腾腾，真正达到了革命预言家“天下大乱”的“理想”境界。

　　尽管造反已“当然有理”，尽管“革命”已成为“真理”的标准，但自“文革”爆发以来，对运动的阻力一直存在。

　　在运动一步步扩大和深入的同时，更多的人在更多的问题上对运动的方向、方式乃至立论提出了疑问。这场运动，虽由毛泽东亲自发动，虽有林彪、江青两大势力鼎力支持，但是，种种阻抗和抵制还是顽强，新的混乱不断发生。

　　这一切，究其根本，是由发起“文革”这一错误事物的立意自身造成的。但毛泽东却认为，阻力的产生，根子还在刘、邓，认定党内有一小撮以刘、邓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认为，在一个时期内，这条资本主义路线差不多取得了统治的地位，并且直到现在，在党内还有市场。为了保证“文革”顺利进行，一定要彻底扫除一切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10月9日开始至28日，毛泽东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再次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尽管这次会议由毛泽东亲自召开，但在一开始，参加会议的中央及各地的一些同志，还是表现出了他们的“迟滞”，表现出“很不理解”和跟不上形势。正如毛泽东所批评的那样，“头一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

　　不久，“文革”大员们出马了。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发言，讲了洋洋六大条，在历数“文革”丰功伟绩之后，即点名批判刘、邓，说：“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地位显赫的林彪在结论性的讲话中，除极力宣扬“文革”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外，指名攻击刘、邓执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在一个短时期内，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康生等“文革”诸将也纷纷发言，一片批判叫嚣之声，使会上充满了火药气味。

　　会上，邓在二野时的老部下、公安部长谢富治一马当先跳出来，首先批邓。他说：“邓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三十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影响，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陈伯达重点批邓，说邓是错误路线的急先锋，并从60年代起，对邓旧账新账一起算。林彪发言，信口雌黄地说邓曾经与四野争功，并阴险地诬蔑邓在历史上(指红七军时期)是逃兵，妄图给邓加上有历史问题的罪名。10月25日，毛泽东在听取会议汇报时，也表示了对邓的不满。毛泽东说，邓耳聋，一开会就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坐着;说邓从来不找他，从1959年以来，六年不向他汇报工作。

　　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也就是10月25日，毛泽东作了正式讲话。他说，这次会议，“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解决“思想不通”的问题。他讲了发动“文革”的原因，是他以前过于信任人，在中央搞了一线、二线后，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他的意见在北京不能实行，推行不了。对于运动本身，毛泽东则不无兴奋地说：“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