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娃也有春天 ——老红军王承登

　　“你到我左边来，我右耳听不清楚。”97岁的老红军王承登习惯性地告诉每一名来访者。76年前，一颗子弹贯穿他的头部，他的右耳永远丧失了听力。战争在他的身体上留下了永久的印记，同样难以磨灭的，是那些艰难岁月里的坚贞、忠诚和信仰。

　　王承登曾是个孤苦伶仃的放牛娃，3岁丧父，7岁丧母。是革命的大家庭，给了他温暖，是红军和党组织，让他找到了归宿和依靠，开启了人生的春天。现在，王承登已经有了77年党龄，这样的时光足以荡涤历史的风尘，辉映人性的坚韧。哪怕风云变幻，岁月漫长，王承登说，信念从无更改。

 

说起革命年代，王承登总是激情满怀

　　投身革命即为家

　　尽管身份证和户口簿上的出生年份都是1916年，但王承登坚持认为自己应该是1914年出生。多问了几遍，他就摆摆手：“记不清了，真的记不清了。”

　　王承登祖籍兴国县城岗乡，父辈逃荒到吉安富田乡北坑村，这里也是王承登的出生地。3岁丧父，7岁丧母，王承登成了孤儿，和90多岁的奶奶相依为命。“那个时候，穷人活到50岁的都很少。”王承登说，大伯不到40岁、父母不过30岁就去世了。

　　小时候的王承登是一个放牛娃，早上四五点就出去放牛割草，9点回来吃早饭，然后出去砍柴。“一天到晚累得要死。晚上一觉睡到天明。”因为营养不良，王承登坦言自己10多岁还尿床。个子又矮，以至于后来参军给连长当勤务员，连长都叫他“矮子”。

　　“1928年，我们村子就有了地下党。”王承登说，“小时候，地下党经常在我家前面那个磨坊里开秘密会议。有时候三四个人，有时候四五个人，有时候白天关了门开会，有时候晚上开会。”这是14岁的少年王承登对革命工作的最初印象，而促成他参加革命的则是“地主老财的压迫”。王承登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租地主一亩田，收了10担谷子，要交7担给地主，自己只有3担。“那个时候我就想，只有参加革命才有自身的解放，才有前途。”

　　农闲的时候，王承登断断续续读过一年私塾：“我们村子里没有小学，我就跑到邻村一个地主家里的私塾里读书。”至今，王承登还能背诵《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他不喜欢这些古板的课文，最后没有参加考试就跑出来了，因为——红军来了。

　　村子里有一个姓康的青年参加了红二十军，回来过春节，动员王承登去当红军。于是，春节之后，王承登跟随他来到了吉安县城参军，正式加入红军这个大家庭。

　　这是1929年的春天，同时也是放牛娃王承登人生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