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色土地革命洪流 上杭才溪，位于福建西部的中心地带，蜿蜒的汀江东岸。1916年7月21日（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清晨，我出生在才溪乡竹子背的一个贫农家庭里。
我家坐落在海拔五百多米的半山山坳里，家屋由三间瓦房组成。家屋周围的风景十分优美，四周群山环抱，树木参天。屋背后和后山生长着翠绿的松林，前面是一片片水田，北边有一个庵（屯呢庙），错落有致。
王家是一个客家家庭，我们的祖先是从遥远的山西太原迁移来的，已经是第二十六代了，在这块土地上已经500多年，同它完完全全地融为一体了。
才溪自然条件良好，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农产品以稻谷、甘薯、大豆、花生、油菜为主。土特产品有木材、毛竹、土纸、笋干、茶叶、香菇，其中尤以竹、木为著。手工业有竹器、木器、银器、编织等。建筑业的泥水工匠不少，有数千人之多，素称“千把洋头八百斧”，其工艺精湛，擅长雕塑龙凤、花卉等。这里地处山区，交通不便，偏僻闭塞，大部分人家散布在崇山峻岭之中，彼此相互阻隔。闽西有一首民谣真实地反映了这里的境况：
上山入云端，下岭到溪漳；对村喊得应，相通走半天。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闽西深受其害。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掠夺下，才溪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陷入了苦难的深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在北洋军阀黑暗统治时期，地方豪绅霸占的田地达85％，农民所有田地平均不过15％。农民少地无地，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忍受沉重的地租剥削而向地主租佃土地耕种，田租最低60％，高的达80％，地主豪绅还以放高利贷、买青苗、买青烟等方式剥削农民。同时，农民还要服劳役和纳捐税。地主、军阀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已达到了“无人不捐，无物不税”的地步。军阀曹万顺民团统治上杭时，向农民预征了二十多年的钱粮。劳苦人民的沉重负担可见一斑。加上军阀连年混战，人民苦不堪言。劳苦群众无力发展生产，农业停滞不前，手工业萧条冷落，农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濒临破灭，温饱无法解决。
我出生时，全家共有16人。父亲王富生，母亲余木娣。我家从地主那里租种田地16亩，一家人从早到晚，从春到冬，一年里劳碌而收获的果实，要送30担粮谷给地主纳租，剩下的余粮勉强够一家人半年糊口。父亲勤劳忠厚，母亲勤俭持家，正像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广大贫苦农民一样，勤劳是我家的家风。因为只有勤劳才能维持这贫困的生活。
农闲时，家里人还做一些副业。大哥王汉宗做手镯，二哥王汉兴做裁缝，四哥王汉权做木匠。三哥王汉经，因家庭生活困难在我10岁那年过继给二叔。
为了生计，家里借债10O多块银元，还开小店铺一间，做裁缝，卖豆腐等。
革命时，我家分得土地10多亩，生活比以前好。后来全家分家，我同父、母住一起。那时父亲患病，身体很弱，种地困难，我年纪尚小，只顶半个劳力，家庭生活每况愈下。
二、母亲 我爱母亲。她很贤淑，很和蔼，很勤劳。1872年，她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13岁嫁到王家当童养媳。那时家境十分贫寒，穷得锅底朝天，厨房里长草。但她从没有嫌弃夫家的穷。她说：“我虽年幼，但有双手，劳动、生活要靠自己。”她整天整天，总是手脚不停地劳作。她生儿育女，种粮卖柴，操持家务，省吃俭用，帮贫助老的形象，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1929年春末夏初，红军第四军一个支队来到才溪。在红军到来之前，母亲听说是自己的队伍要来，赶忙打扫卫生，把大厅厢房腾出来给红军住，并用新稻草给战士铺床，还把最新鲜的蔬菜从地里摘回来送给红军。那时因家里很穷，一年到头辛勤劳动得来的稻谷，除了交租外也剩不了几斗。为了照顾好红军，不顾全家人挨饿，把剩余的谷子连夜碾成米送给红军吃。红军战士都十分感动，都称她是“好房东、好姐妹”。一天，连里战士小秦得了病，头痛发烧、直喘粗气。母亲发现后，烧了糖姜汤送到他床边，又找来医生给他诊脉开药方。小秦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不几天身体康复了。他返回前线后给母亲写信，说他立了多次战功，母亲十分高兴。
母亲生活在旧社会，没有读书学习的机会。但她认清了共产党红军队伍的好主张。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使她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和明天。因此，她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并当选为乡苏维埃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母亲听了红军宣传革命道理，懂得越来越多，懂得要保住家乡的江山田地，就要壮大老百姓自己的队伍，用枪杆子打败敌人，保卫胜利果实。母亲先后动员了三个孩子参加红军。村里人说：“过去国民党讲三丁抽一，五抽二，余妈一下就把三个孩子动员出来参加红军，真是艰苦难移爱国之志。”母亲对我们教育极其严格，儿女们对妈妈也百依百顺、十分尊重，相信妈妈的话不会错，自愿报名参加红军。1931年5月，我刚15岁，在乡苏维埃政府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自愿报名当红军。当时，我是留在母亲身边最小的一个孩子。记得我参军临走时，母亲眼里含着泪花，伸出那爱抚的手摸着我的肩膀说：“孩子，到了红军队伍里，要听领导的话，为人民多做好事，多消灭白鬼子，多打胜仗立功劳。”为了表彰母亲送子参军的事迹，乡苏维埃政府授予母亲“模范光荣军属”称号。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她那温和善良而又刚强坚韧的性格，遗传给了我。我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将领，是和母亲的亲切教诲和关怀分不开的。
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妇女们积极参加生产建设。男人出征了，母亲在家犁田耙地，施肥播种，她担负的1O多亩稻田年年获丰收。1933年毛泽东同志来才溪乡调查时，认识了母亲，夸她是个热爱劳动的生产能手。村里的共青团员在歌词中唱道：劳动生产余妈强，年年丰收谷满仓，家里事务干得好，为了胜利送公粮。她把种田中收获最好的一亩作红军公粮。每次送公粮是全村第一个，被人们称为支援红军的模范老妈妈。
母亲不仅在生产上是能手，在购买苏区经济建设公债上也不落后。她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把她出嫁的手饰和养兔积蓄的钱拿出来买公债，一次就认购了150元，成为购买公债的模范之一。为了无偿地支授前线，她白天劳动，晚上在微弱的油灯下为红军做鞋，眼熬得红肿了，手累的麻木了，但没叫过半声苦累。她高兴地说：“做针线活是我们妇女的特长，红军战士打赤脚怎能打仗？
我们要多做草鞋支援红军。”后来村里选她为劳军组长，她愉快地接受了。她经常督促组里的妇女按时完成任务。有时为了搞突击，她把妇女们集中起来一块做鞋，完成任务十分出色。
1935年红军长征后，苏区大地昏暗，乌云翻滚。国民党反动派全力围攻苏区和红军，苏区人民面临着艰苦和困难。母亲从思想上做好了一切准备，迎接更严峻的考验，相信红军一定会回来的。一天，天刚麻麻亮，敌人果然包围了村庄。村里大部分红军家属被敌人抓了起来。地主豪绅也狐假虎威，强迫人们交粮、交人、交钱。敌人说她是“共匪婆”，拉出来要她交待。她面对敌人的凶神恶煞，昂头挺胸。敌人看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尽管软硬兼施，母亲始终没有从嘴里吐出一个字，这些家伙只好扫兴收场，强迫红军家属修建炮楼，把这些红军家属处劳役了事。地主、恶霸露出了凶残的本性，把我家的二间房子、田地都强占了。每天都上门逼债、逼粮。母亲硬是咬紧牙关，顶住白色恐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坚持活了下来。后来，母亲得知儿子在游击队，就托人捎信给儿子，鼓励亲人在部队好好干，只有消灭白匪军才有出路。1938年国共合作，停止了内战，一致抗日。王集成同志把我的口信带给了母亲。她在黑暗的天日里看到了曙光，看到红军游击队陆续下山成立新四军，十分高兴，鼓励我上前线打日本鬼子。这时，她想为我成婚，但看到国难当头，认为娶儿媳是家庭的小事，国家兴亡是大事。她着眼未来，深明大义的精神，鼓舞着我前进。
解放以后，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鼎丞等领导到上杭县才溪视察时，亲自接见了我的母亲。张鼎丞同志称赞母亲：“一生为革命做了重大贡献，这是党和人民的光荣，也是你老人家的光荣。”1956年，母亲受邀参加了省军烈属代表会。她在古稀之年，仍坚持为革命事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曾先后动员5个孙子、孙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她深刻理解毛主席说的“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这个真理。
三、儿童团 我从6岁开始，就随父亲务农。一年差不多有三四个月在田里劳动，六七个月去放牛，上山砍柴、割草，还干一些农家杂活。7岁时，家里把省吃俭用积攒的钱拿出来，供我读书。因为地主、有钱的人家都读过书，他们欺压农民缺乏知识，强横凶暴。但遇到读书识字的人就会收敛一些。为了应付这种灾害，父亲和母亲忍受贫困，决心要把我送去读书。我在乡里的私塾里读书，听先生讲《三字经》、《四书》等。从私塾回家，就帮助母亲挑水、烧饭。在农忙季节，我上午读书，下午帮助干农活。虽然，我只读了半年的私塾，但是，我像干涸的土地受到雨露的滋润，我的心田得到了知识的浇灌。
第二年，我到才溪乡西溪国民小学读书。1928年，我读高小二年级的时候，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回家后家人要我到裁缝店当学徒工，参加了缝业工会。这时候，我接触了社会，了解了复杂的事情，看到了黑暗的世界，开始懂得了地主压迫农民、资本家剥削工人等一些革命道理。
1929年3月间，春风吹绿了山林田野，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入闽，一举攻克长汀，消灭闽西土著军阀郭凤鸣旅20O0多人，威震闽西。红色的光芒照耀了这片灾难的土地。5月间，朱毛红军二次入闽，红色风暴席卷闽西大地。毛泽东挥笔写下了一首非常形象极有气势的词：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问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土地革命的烈火，在闽西大地熊熊燃烧起来，形成了大片的赤色的区域，建立了以龙岩、上杭、永定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实践，在江西和福建边界，奠定了光芒万丈、普照全国的中央苏区的基础。
才溪革命的热潮，蓬勃展开。打土豪分田地，闹得轰轰烈烈。全村的男女老幼都行动起来了，争先恐后为革命战争服务。少年儿童更是情绪高昂，都参加了共产主义儿童团。我自告奋勇地把才溪乡西溪村的儿童都组织起来，成立了儿童团。我也被选为儿童团团长。我们每天站岗、放哨，有时挨家挨户宣传当红军最光荣，还组织参加义务劳动，为军烈属打扫房屋，砍柴挑水。每逢“五—”、“八一”节，都参加工农赤卫队举办的军政训练班，接受革命教育。当时那如火如荼的场面真令人兴奋，有一首十分流行的童谣再现了这个情景：
红军号子嘟嘟响，我家喜得人人忙；爸爸带着红军哥，去把民团消灭光；妈妈进了包扎所，看护伤员煎药汤；哥哥参加赤卫队，一二一二训兵忙；嫂嫂去了小河边，帮助红军洗衣裳；爷爷挑担去进城，传达消息翻山岗；奶奶招待红军哥，挑水起灶烧菜汤；我拿一枝红缨抢，村边树下把岗站。
……我14岁那年，被才溪区苏维埃政府选送上才溪列宁小学，读闽西党组织自编的教科书，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概论》、《红四军布告》、《苏维埃的经济政策》、《社会进化史》和《为土地为自由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等。我非常喜欢学校里悬挂的马克思、列宁的像。从这时候起，我开始接受了革命理论的教育，逐渐了解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有了深刻的认识，决心要为人类最壮丽、最宏伟的事业——共产主义而奋斗。从此，我一下子从茫茫的黑夜里找到了一条光明大道。
四、朱总司令指路 当红军是我梦寐以求的心愿。认识红军、热爱红军及当红军，这要从朱德总司令指引我说起。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起义军主力在周恩来、朱德同志的率领下南下广东，经过闽西的长汀、上杭等地，并来到我们才溪。起义军是沿汀江两岸南下的，而才溪距离汀江只有十余华里。
朱德起义军第一次来到我们这里，群众以为是白军又来，全都跑到山上躲起来了。我那时在上杭县西溪三区国民小学读书。起义军来的时候，我也很害怕，跑到山上去了。这时，地方党组织、学校老师和起义军的宣传员也到山上，宣传起义军是革命的队伍，是为穷苦百姓谋利益求解放的，与白军不一样，并动员、组织群众下山。我下山回到乡里，看到起义军收缴地方反动武装、筹款、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听说，起义军离开上杭时，还给上杭党组织留下一批枪支和弹药。这耳闻目睹的一切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9年春，朱德同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为打破敌人“围剿”和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向赣南出击，后转入闽西。长汀长岭寨一战，歼灭地方军阀郭凤鸣旅，取得了入闽的第一个大胜利。胜利的消息传到了上杭才溪，群众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6月15日，才溪人民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举行了暴动，1000多农民进行了示威游行，并成立了农民协会。当时，我也参加了农民协会，挂起了镰刀斧头的红袖章。
朱德同毛泽东为了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策应汀南、杭西农民运动，于7月21日，朱军长亲自率领红四军来到了才溪，我也第一次见到了朱德同志。在这以前，我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后来看了红军布告，才知道朱德是军长，党代表是毛泽东。这一天，我们在下路楼、太原堂、羊角头、才溪圩等处兴高采烈地夹道欢迎红军。后来红军在才溪大坪岗集合、操练，村里的群众和我们学生都围在边上看热闹。这里是一块平地，可容纳千余人（现在是才溪中学所在地）。
朱军长站在队伍前，他约40岁，身材魁梧，头戴八角帽，身穿很旧的灰军服，打着绑腿，脚穿草鞋，背上背着平顶斗篷，斗篷上写着“工农红军”四个大字，给人一种非常朴素的印象。从外表上看不出他是一个红军军长。朱德向部队训话，他的四川口音较重，边说边打着手势，很吸引人。我只听懂了一个大概。他对部队说：“我们中国红军是工农的队伍，是为穷人求解放的，我们到这里，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护群众的利益，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
部队操练后，朱军长就向学生这边走来。朱军长摸着我的头，和蔼可亲地问：“小鬼你读的是什么书？”我忙把书包里的国语、算术课本和作文本拿给他看。他说：“读的是新书。”又说：“小鬼要好好读书啦！”我看着他那和蔼的笑容，点了点头。这次认识了朱军长，是我永生难以忘怀的一天。
随后，红四军的宣传队，在才溪的大街小巷、群众家门口，贴满了红军布告和标语，满街鲜红，就像过年一样。标语上写着“打倒军阀”、“建立工农政权”、“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打土豪分田地”、“保护经商”、“红军是帮助工农的”、“实行土地革命”等等。
第二天下午，红军在天后宫门前广场，召开盛大的群众大会。朱军长亲自在大会上宣讲红四军布告，讲明红军宗旨和主要任务是解放广大的工农大众，保护工农大众的利益，帮助工农翻身、当家作主、建立工农政权，号召革命群众拿起枪杆子，打土豪分田地，积极参加红军。群众的革命热情非常高涨。接着，在红四军的帮助下，才溪工农赤卫队正式成立了。
朱军长住在才溪商会的两层楼的房子里。商会的前面是个百货店，店主叫王乔高。我的四哥也开个豆腐、糕点店，紧挨着王乔高的商店。有一天，朱德到百货店同王乔高谈话，我和哥哥也到旁边听。朱德同志说：“中国老百姓为什么这么穷，为什么自己养活不了自己，为什么要卖儿卖女，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而造成的。工农只有起来革命，才能推翻这个吃人的旧社会，才能有自己的土地，有饭吃、有衣穿。”
王乔高点点头说：“国民政府的税太多，我们做小生意的，一年赚的钱，只能勉强糊口，这个世道太不合理了，要跟着红军砸碎旧世界。”
王乔高的话音刚落，我在一旁叫嚷起来：“我也要当红军。”
朱军长笑着抚摸我的头说：“小小年纪，人还没有枪杆高，就想着参加红军，志气不小啊！你叫什么名字？”
“王直，原名王汉清，因为排行第五，大家又叫我五羊子，老师却给我取名叫王直。”
“还是王直这名字好，为人要正直，要大公无私嘛。”朱德笑了。
不久，王乔高和我哥哥都参加了才溪赤卫队。赤卫队后来改为第十三大队，编入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的影响下，才溪人民踊跃参军参战，生产支前，处处呈现出一派革命的景象，后来成为中央苏区的模范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
不久，朱德红军到中央苏区去了。但他讲的革命道理，却使我铭记在心，使我更向往红军。
五、踏上革命征途 1931年，红军和中央苏区发展迅猛，而国民党反动派把他视为洪水猛兽，对我红色根据地发动了一次比一次像饿狼似的、极其凶残的“围剿”。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人民为了保卫土地革命的果实，以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中央红军作战。才溪人民纷纷响应党和苏维埃政府关于扩红的号召，当红军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那豪气直冲云霄。
1931年5月，我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报名当红军。其理由有三个：第一，有强烈要求革命的思想，认为当红军是为土地、为自由、为苏维埃而战斗，也是为了解放穷苦人民和全中国而战斗。第二，认为当红军光荣，看到红军有很多“红小鬼”，个个生龙活虎，十分羡慕。第三，受家庭和环境的影响。父母亲极支持我参军，我两个哥哥都参加了红军，村里的青年人几乎都参加了红军。
一天，分区苏维埃政府召开游艺歌咏大会。会场上红旗飘扬，人群鼎沸，歌声嘹亮，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热闹非凡。男女对唱山歌，我也唱了不少山歌。当唱山歌到高潮时，我和五六个青年站起来报名参军，回家后告诉母亲我报名参军了。母亲二话不说，支持我去参加红军，并问我要带什么？参军那天，儿童团也排着整齐的队伍来欢送我们，此时此刻，我眼里含着泪花，看着饱经风霜、宽厚仁慈的母亲，望着美丽的家乡：山峦那样隽秀，小溪那样清澈，松柏那样刚强，青竹那样直立，土地那样肥沃，花朵那样芳香，人民那样勤劳……在我的革命生涯中，光辉灿烂的一页展开了，汇入了像炽热的铁的洪流奔腾向前。
参军后，我被分配到中国工农红军福建军区独立二团第四连任勤务兵。当时，部队驻防武平以北。
连队就像一个大熔炉，很快地把我融化了。在干部、战士的关心爱护和帮助下，我革命热情高，好学上进，进步很快。1932年8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我上过小学，有一点文化基础。团政治处主任胡坚看中了我，就把我调到团政治处宣传队。红军宣传队的任务可不轻，它是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部队走到哪里，就把宣传工作做到哪里，写标语，画漫画，向群众宣传红军。打起仗来，还要上第一线作宣传鼓动。平时还要帮助文盲战士学文化、教唱歌等。宣传队长王月楼分工我负责写标语，布置墙报和画漫画。我对画画很有兴趣，一边学着画，现炒现卖，一边逐渐提高画画技巧。
六、“红小鬼”
1932年11月，福建军区在武平小兰成立了红军独立第十师。我从团政治处调到师政治部宣传队，任漫画组组长。我师在武北、东流、舌头等地展开作战，攻克敌人据点十几个，尔后转入江西寻邬金门岭与赣南独立第三师会合，接着奉命攻打项山敌人据点。这是我参加打仗以来第一个大战斗。
我当时随师部在第一团。攻打敌人险要据点项山的战斗任务就光荣地落到我们的肩上。我们一团的前身就是我参军后所在的红二团第四连。它是一个有名的青少年连队。这连队上至连长、指导员，下至战士、炊事员，都是十三至二十四岁的青少年，十四五岁的最多。我们个头有的只比步枪高出那么一点点，有的还没有步枪高；讲话奶声奶气，穿最小号的军装还像罩件长袍，绑腿打到齐膝羞，腰带一扎要围两圈。平时还爱淘气，上树掏鸟窝，下水摸鱼，有时还会赌气哭鼻子。可是行起军来，不管拖着“几门炮”（战士戏称脚上打泡叫“拖炮”），照样一瘸一拐地走。打起仗来，一个个像小老虎。人们都习惯地热情称呼我们为“红小鬼”。
项山是闽、粤、赣三省交界的一座大山，海拔1500多公尺，高耸入云，山势险峻；周围是一片无边际的原始森林，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盘踞在那里的反动地主武装自恃天险，以为红军攻不上来，整天喝酒、搓牌，把项山当成一个“极乐世界”。
敌人守在高山要塞，通往山上的道路只有一条，又窄又陡，大部队用不上，小部队又不够用；全师只有两挺三节式重机关枪，没有重火炮，要攻上去是件不容易的事。
上级命令要每连抽出六个勇士，组成全师的战斗突击队，由张师长亲自担任突击队长。我和林琳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地高举右拳向连长、指导员宣誓：“我报名参加战斗突击队，不完成任务，决不罢休！”连首长答应了我们的请战要求。
突击队的勇士们踏上了征途。师长走到部队最前面，带着大家大步流星地向前挺进。深山密林里隐现着战士们雄壮的身影，山谷中回荡着嘹亮的歌声：
“炮火连天，战号频吹，决战在今朝，我们少年先锋队，英勇武装上前线。……”
东方露出鱼肚白，山间早晨格外寂静。经过一夜的急行军，部队离敌人已经不远了。战斗突击队按预定的作战方案，分成两路：一路由山的左边绕过敌人据点，袭击敌人后路；一路由张师长亲自指挥攻击正面。
敌人的第一道防线是南天门。当突击队快要接近时，突然被两个哨兵发觉。这两个哨兵还没来得及隐蔽，就被我们的突击队员两枪结果了性。里面的敌人听到枪声，知道情况有变，慌忙敲起了大锣。
冲破南天门是胜利的关键，突击队员们像猛虎下山似地往里猛冲。
我和林琳一股劲冲向前。
“哒哒哒……”忽然正面五六十米处的掩体里，响起了剧烈的机枪声。敌人利用掩体进行顽抗，拦阻突击队前进的道路。我们机灵地爬上靠近掩体的一堵矮墙，往掩体里扔了两个手榴弹。机枪被炸哑了，几个没有炸死的敌人抱头鼠窜。
“冲啊，杀啊！”……我们边冲边喊，喊声惊破了敌胆。
此时，袭击敌人后路的部队也打响了。龟缩在这里的反动地主恶霸武装，遭到腹背夹击，眼看大势已去，不敢抵抗，都各自四散逃命。
敌人看看逃不脱了，竟回头一撒手，抛出许多雪白的小圆片，发出一阵清脆的“锵铃”声。
突击队员们定眼一看，原来尽是银元。
“不捡银元，活捉敌人，不让敌人跑掉！”我和林琳边喊边继续前进。
战士们踩着满地的银元奋勇冲击。敌人走投无路，纷纷举枪投降。
夕阳把整个天空照红。这一仗胜利结束了，我站在南天门上，望着刚劲挺拔、清翠可爱的苍松，感到自己更加坚强了。
七、毛主席来到我们宣传队 战后，部队满怀胜利的喜悦开往江西寻邬休整。一天师首长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要我们师和江西军区独立第三师北上，经瑞金到宁化集结待命。
那时正值繁花似锦的阳春季节，满山遍野山花烂漫，争芳斗研，把苍翠的群山装点得更加艳丽。在春水盈盈的山间梯田中，翻身解放的广大农民经过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查田”运动的锻炼，劳动热情更加高涨，正喜气洋地忙播种，到处是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我们部队由江西寻邬出发，踏着山花簇拥的蹊径，经均门岭、会昌、武阳到达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红色首都——瑞金。
我们部队在瑞金休息了三天，驻在瑞金城南门和田光坑、上山坝一带。部队刚驻下，师司令部就下达通知，要求各连队打扫环境，整理个人卫生。同志们洗涤了征尘，换上新衣，精抻格外振奋。
当天下午，师政治部主任赖玉宏同志接到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电话，说是中央负责同志明天上午要来看望部队。赖主任马上通知我，要我带分队的宣传员到各连队检查宣传标语和“列宁室”（当时称连队学习和活动的场所为“列宁室”，即俱乐部）布置得怎么样？我们听说中央负责同志要来看望我们，都高兴得又蹦又跳，猜测着到底是哪一位首长要来？
3月29日早晨，红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放射出万道金光。我们部队迎着朝阳，披着霞光，精神抖擞地出早操。因为今天中央负责同志要来看望我们，同志们非常振奋，“一、二、三、四！”的喊声特别宏亮，步伐特别整齐，表现出部队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早饭后，师宣传科林科长给宣传队上了一个半小时的（红军宗旨和任务）课。下课时，己是上午9点钟左右。艳阳高照，春风和煦。同志们走出“列宁室”，呼吸着室外的清新空气，倍觉心旷神怡。我和李志标同志信步走出师政治部大门，突然发现红桥方向有十多个人朝着我们的驻地走来。我定眼一看，走在前头的一位身材魁梧，穿着一身灰色“列宁装”，头戴缀有红五星的灰色军帽，脚穿布鞋，步履从容，神采奕奕，感到好生脸熟！稍近，看清他那高高的额角，聪慧的目光，亲切的笑容，我认出来了——是毛主席，是毛主席来看望我们了！
我和小李高兴地跳起来，想回转身向师首长报告。可是，这时毛主席已经走到我们跟前。他俯下身子，用纯朴的湖南口音亲热地问我：“小同志，你是哪一个部队的？”
我腼腆地回答：“我们是独立十师政治部宣传队的。”
“你们政治部驻在这里吗？”
“是的，政治部和宣传队都驻在这座大屋里头！”
毛主席刚跨进大门，张师长和赖主任就从后厅迎了出来，向毛主席敬了个军礼，走上前去向毛主席问好：
“毛主席，您好！”
毛主席笑容满面地回答：“同志们好！大家辛苦了！”
我和李志标同志赶忙抽身往队里跑，又蹦又跳，三步并成两步地跑回宣传队报喜：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看望我们了！
毛泽东同志当时是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工作很忙。我们是行军途经瑞金的部队，刚驻下，他就抽空来看我们，那么关心红军战士，怎不令人感动！这种深厚的阶级感情，怎不暖人心房！
不一会，师首长和赖主任就陪同毛主席要到连队去看看。当路过我们住房时，毛主席问赖主任：“这间屋子驻的是哪个单位？”
赖主任回答说：“是师政治部宣传队。”
毛主席听说是宣传队，高兴地说：“好啊，我们先看看宣传队吧！”
毛主席走进宣传队，同志们都站立起来，热烈鼓掌，表示欢迎。
赖主任向毛主席介绍：“这是宣传队长王月楼同志！”
王队长走近前去向毛主席敬礼，毛主席亲切地同他握手。我搬了张木板椅子请毛主席坐。毛主席坐了下来，也招呼大家坐下。
毛主席刚进屋时，大家还有点拘束，但毛主席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谈笑风生，很快地感染了大家。屋子里谈话气氛也越来越活跃了。
毛主席提起了古田会议之前，部队中有些人存在着一种轻视宣传队的倾向，就问赖主任说：“过去有人轻视宣传队，说什么宣传队是‘闲杂人员’、‘卖狗皮膏药’的，这些奇谈怪论现在还有说的吗？”
赖主任说：“没有了，现在的宣传队员都是从部队中挑选出来的。我们宣传队是培养干部的好场所。”
毛主席高兴地说：“没有就好。”接着，毛主席教导我们，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大工作，如果忽视宣传工作，就放弃了红军的一项主要任务。红军宣传队，是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宣传若搞不好，红军的宣传就荒废了。主席转身对赖主任说：“你们政治部要按照红四军古田会议的精神，加强对宣传队的领导，把宣传队教育好，训练好，建设好，才能胜任宣传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好地完成任务。”
毛主席又关切地问王队长：“你们宣传队怎样开展工作的？”
王队长汇报说：“我们宣传队，在部队行军时走在前头写标语，发动群众烧开水，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向群众宣传红军性质、宗旨、任务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起仗来，就参加战斗，到第一线作宣传鼓动工作，开展对敌人宣传，瓦解敌军。在部队里还要帮助战士识字，布置‘列宁室’，教连队唱歌。我们队里还有个漫画组，有两个同志会画画……”接着，王队长把我也介绍了一番。
毛主席很有兴趣地问我：“门口的画是谁画的？”赖主任用手指着我说：“是那个小王画的。”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是我咋天画的，画得不好。”
毛主席鼓励我说：“画得不错嘛！我们做宣传工作的，要多注意搞一些形象化的宣传，让群众一看就懂，不识字的也能看懂，这就是要多通过艺术的形式来进行宣传。”毛主席还教导我们：做好对内、对外的宣传工作非常重要。“列宁室”、识字班、夜校，都可以在连队和地方群众中普遍办起来，通过这些活动场所，对干部、战士和广大群众进行军事、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和开展文娱、体育活动，提高部队和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宣传工作有针对性，艺术性，要搞得生动活泼。比如，采用漫画、化装演出这些宣传形式就很起作用，很受欢迎。
毛主席对我的鼓励，是喜悦，是振奋，是鼓舞！
1933年作者在江西瑞金街头墙上的两幅漫画。毛主席看到后非常高兴，赞扬说：这漫画花的好，不识字的人也能看懂。
八、东方军攻克连城 1933年3月，我师在瑞金驻防三天后，奉命往宁化禾口集，组建红军东南作战军。其下辖三个纵队：江西独立三师编为一纵队，福建独立十师编为二纵队，红军大学编为三纵队，总指挥叶剑英。
这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出动50万兵力，分三路对我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敌人来势汹汹，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激起了苏区军民的极大义愤。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二纵队一口气打了几个大胜仗，收复了一些失地。清流县莲花山阻击战，连城县溪尾上村阻击战等都打得很顽强，很漂亮。
同年6月，东南作战军奉命取消，成立红十九军，我二纵队又编为第三十六师，师长张荣发。不久，红十九军又改编为福建军区兼红十二军：我师改为新三十四师，师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赖玉宏。我仍在师政治部宣传队任分队长，随一O一团行动。两天后，我师接到上级下达“歼灭进犯上杭苏区之敌”的战斗命令。我们像猛虎下山，势不可挡，一举收复了上杭白沙镇并抢占了水西渡、风云岭和七峰山，战斗从清晨打到晚上7点，全歼进犯敌人，共缴获机枪、步枪400多支。这一仗，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气焰，大大鼓舞了苏区军民的士气。
为了粉碎敌人即将发动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向福建开辟新苏区，1933年7月，中央军委决定由红三军团、红七军团第十九师、红十二军团第三十四师组成东方军，东征福建。
1933年夏，东方军转入闽西作战。7月下旬，攻克泉上土堡。东方军首战告捷，军威大振。在取得清流、归化、将乐、顺昌之后，既而进攻连城，攻打十九路军。这时，我们红三十四师及红四师一部已先后奉命进至连城周围的四堡、北团一带，准备待机收复。
连城，当时是红军在闽西的主要根据地之一。5月中旬，十九路军区寿年的七十八师占据连城。区寿年师是十九路军进犯闽西的先头主力部队。该师辖两旅六团及师属炮、工、通讯、辎重、特务营等，总兵力约万余人，系国民党军队的甲种编制装备师。区寿年将主力驻防于连城及四堡一带，将四六七团丁荣光部驻防莒溪，另以该团之黄康营驻防朋口，守卫龙岩至连城和龙岩至长汀两条大路的交叉口要道，具有战略要地价值。
区寿年进入连城后，积极巩固和建立地方反动政权，改编地方民团，宣传“耕者有其田”“抗日必先剿共”等，企图继续进行对长汀侵犯的军事准备。
这时，东方军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消灭蒋蔡主力七十八师”和“夺取连城、新泉，争取福建苏区扩大与联成一片”。
东方军的红三军团第四、第五师，红七军团第十九师和我们三十四师在连城山下村一带集结，在距连城约20里的地方召开了热烈的誓师大会。总指挥彭德怀在会上作了鼓舞人心的战斗讲话。会场上，充满了强烈的战斗气氛，场中，刺刀闪闪眩目，刀光剑影，“活捉蒋蔡”、“消灭敌人七十八师、纪念八一”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次日，上级决定进攻朋口之敌。部队到达中屋后，东方军政治部分为前后两个梯队，前梯队随军出发，后梯队留中屋协助政府动员群众参军参战。部队向朋口出发时，我们宣传队沿途唱歌、喊口号，做宣传鼓动工作。我们和红四师宣传队还化装成难民演出，向部队控诉敌人摧残苏区的罪行，部队很受感动，许多同志高呼“为苏区受难群众报仇”。
连城朋口战斗，是东方军最主要的战斗之一。
朋口位于连城西南侧，距连城五六十华里，为龙岩至连城和长汀两条大道的交叉处。当时，尚未修筑公路，部队行动必须步行。朋口是一个四面高地环围的小圩镇，东北面通连城比较开阔，西北面通长汀和东南面通莒溪都是山地隘道。我军如控制朋口，即可切断敌人的后方交通线，威胁连城及龙岩。
据彭德怀同志回忆，当时，上级给东方军规定了由北向南的进攻路线。这样，我军就处于仰攻地位，对我十分不利，而且难于接敌，无法完成任务。为此，彭德怀为了找到攻击点，亲自带领侦察排，冒着酷暑，深入前沿阵地侦察。经过研究，选择朋口作为突破口，采取围城打援的方针，调动莒溪及连城援敌，而集中主力歼灭援敌于运动之中。这个作战计划，后来获得批准。
7月29日晨，我东方军向朋口、莒溪守敌同时发起进攻。我们红三十四师和红五师则在外围担负牵制连城敌人、打击增援之敌的任务。区寿年即从连城派出钟经瑞四六六团于当晚赶到莒溪，次日晨增援朋口。30日，在我东方军绝对优势兵力的强大攻势下，敌人全部阵线被我突破，红军愈战愈勇，不到五个钟头，敌钟经瑞团和丁荣光团及黄康营被我全歼。
8月1日，东方军第三军团、第七军团十九师和第三十四师在连城东面的下堡胜利会师，举行了“八一”建军节纪念和祝捷大会。在庆祝会上，三军团军团长兼东方军总指挥彭德怀，政委滕代远都讲了话，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主持了大会。寻淮洲也参加了大会。同时，还举行了宣誓和授团旗仪式。当晚，还举行了文艺节目表演，火线剧社表演了新编的《谁能救中国》一剧。整个文艺晚会一片欢腾，热闹空前。
8月3日，十九路军总部恐区寿年师被全歼，电令区师放弃连城，向永安撤退。当区师主力撤至连城姑田镇时，我红四师、红十九师和红三十四师的先头部队奋起直追，一口气奔跑40余里，终于在姑田追上敌人。敌人一触即溃，纷纷向小陶方向夺路而逃。我军直追小陶，敌人一败如水。我们三十四师追至小陶及大陶，歼敌一个营，缴获轻机枪3挺，重机枪3挺及步枪300多支，子弹10万余发，取得了很大胜利。这时，区师残部已如惊弓之鸟，不顾士兵疲劳饥饿，马不停蹄向永安奔逃，昼夜败退170华里。据说，区师残部沿途争相窃取居民食物，有一人家的喂猪饲料亦被抢食一空，尤如丧家之犬。
此役，我东方军共消灭区师1个旅3个团，俘敌团以下官兵2000余人，缴纳各种枪支2000余枝，军粮150O担，无线电台3架，筹款万元以上。当时，区师的一位李参谋曾说：连城的溃败，是十九路军参加“反共”内战史上受到的一次重大打击，也是尔后该军觉悟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袁国平主任在总结连城战斗时，曾高度评价此役“士气之盛，作战之勇，动作之速，歼敌之多，鼓动之烈”为当时战斗所罕见。
东方军攻下朋口后，敌人弃城而逃，我军不费一枪一弹，就收复了连城。8月5日，东方军追击部队从姑田、小陶、大陶回师连城。次日晨，三军团先头部队进驻连城。7日，我们三十四师也奉命进城。
这时，东方军已完成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8月16日，东方军除留红三十四师驻守连城外，其余部队奉命执行第二阶段新的战斗任务，即向闽中进军。
我们三十四师进城后，师部驻南门，其余部队驻城郊。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广泛发动和宣传群众，恢复整顿各级苏维埃政权，建立地方武装。这时福建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由上杭南洋、茶树下等地搬到连城。我们红三十四师归还福建军区建制。福建军区司令部驻南门的一个祠堂里，政治部驻在一所四合院的小学里，供给部、卫生部驻在体育场边上的民房里，我所在的宣传队和政治部驻在一起。同时，福建军区直属特务营、新兵团、随营学校等单位也在连城整训。
福建军区在连城驻防期间，首先是帮助恢复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其次，帮助整顿地方武装，主要是红九团、红七团和县独立营。为了纪念在保卫连城战斗中壮烈牺牲的原县委书记李光明，命名连城县为明光县，原连城独立营为明光独立营。
这期间，福建军区建立了工作团，帮助地方开展群众工作和政权建设，同时，还广泛的开展了查田阶级运动。我们宣传队同福建军区宣传队合并，被派到林方、坑子堡、罗坊等一带工作。当时，连城城郊附近土匪活动猖獗，我们宣传队出发之前，文场区苏维埃政府已在坑子堡成立，但是，还不到半个月，就遭到当地敌人的袭击，十几位工作人员全部遭难，有的被打死在床上，有的躺在地上，其景惨不忍睹。当我们赶到时，匪军早已逃跑了。
我们工作团重点是做好查田的组织宣传工作，帮助乡一级恢复和建立政权，发动群众进行分谷分田的斗争。从连城的东、北部来看，团匪活动频繁，群众工作基础较差，每人分得田地约一亩，而实际每人未分到耕地。从东、西部来看，群众基础较好，一般团匪不敢骚扰，局势较稳定，查田运动开展得较顺利。由于“左”倾错误对查田运动的影响，出现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还打击了少数富裕中农，因而不少人外逃，有的地区工作很不好做。
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我们在连城也开展了所谓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这场斗争的实质是针对省委、省苏的正确路线。当时，福建军区司令员兼红三十四师师长周子昆、政委谭震林等领导同志认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提出的在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连城、长汀一带发展，使闽西与闽北联成一片等意见是正确的，是符合毛泽东同志关于开展游击战争、发展和保卫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也是符合当时苏区反“围剿”的实际情况。但是，由于对“反罗明路线”的不同看法，上级将福建军区司令员周子昆调离，随三十四师赴归化反“围剿”，政委谭震林也调往瑞金去了。
9月，红三十四师主力奉命北上，编入红军主力一军团配合三军团行动，留下少数部队驻防连城，其中，我们政治宣传队都留下来了。由于连城驻防兵力较薄弱，中央军委派苏区工人师共2000余人，驻防连城姑田一带，主要任务是保卫连城，打击华仰侨团匪和反动武装大刀会。
10月20日，福建军区奉命移驻长汀十里铺，与福建省委、省苏一起。第一天，我们在罗坊宿营，第二天才到十里铺。同时，苏区工人师也奉命调回。福建军区第二分区司令部、政治部、红九团、明光独立营、军区特务营共2000余人，仍驻防连城。第二分区司令员为朱森，政治部主任赖荣传。连城的主力部队是红九团。
东方军人闽作战，取得了伟大胜利，给敌人第五次围剿以沉重打击，极大地鼓舞了苏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士气，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在闽西战斗中，东方军取得了连城朋口战斗的重大胜利，解放了连城等广大地区，并在不长的时间里，帮助恢复了红色政权和发展生产，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从政治方面看，帮助恢复和发展苏维埃政权，掀起了踊跃参军参战的热潮。东方军夺取连城后，即派出红三十四师，以及福建军区、红九团等红军部队，保卫连城县委和县苏政权。红三十四师和红九团深入姑田、宣和、北团、罗坊等地，广泛宣传和发动群众，恢复区、乡政权。福建军区则在城郊一带，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和政权工作。同时，开展了分田分地的斗争，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县苏的各项工作。当时，连城全县扩大红军360O名。仅新泉模范团就有100O余人参加红军。在东方军的胜利影响下，闽西恢复了（上）杭、新（泉）、连（城）各县苏区，并开拓了泉（上）、清（流）、归（化）纵横数百里的新苏区。
从经济方面看，帮助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查田查阶级运动，激发了广大劳苦群众参加生产建设和支授革命战争的积极性。红三十四师和福建军区都成立了工作团，深入农村宣传查田查阶级运动的意义，发动群众进行斗争，使广大农民在查田运动中得到实惠，从而提高了生产热情。虽然，查田运动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过火了点，但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他们在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竞赛中，提出推销经济建设公债8万元。他们还慰劳红军布草鞋7万多双，筹款4.5万元支援革命战争。东方军还在连城一带，筹集了大量物资运回中央苏区，部分地解决了当时红军穿衣、吃盐等困难。
从军事方面看，帮助整顿和加强了地方武装力量，保证了各项工作的开展。连城朋口战斗，东方军打垮了十九路军主力区寿年师，是以后促进该军联共反蒋抗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福建军区和红三十四师的帮助下，红九团和明光独立营通过整顿，大大提高了战斗力，不但击溃和消灭了连城一带华仰侨土匪和大刀会，保卫了连城苏维埃政权，而且深人敌后，配合主力兵团作战，牵制了敌人，巩固和开辟了新苏区。
九、红军青年训练队长汀，是中央苏区的繁华城市，素有“小上海”之称。福建军区政治部就设在东郊，我们宣传队驻长汀十里铺，改编为福建军区随营学校青年训练队。我在青年训练队一班当班长，全班共12人。成立青年训练队是为革命战争服务，培养军事、政治人才。学习内容主要有军事、政治和文化知识。军事方面有单兵战术、班进攻、防御和指挥等。政治方面有《列宁主义概论》、《论政党》、《古田会议决议》、《红军政治工作条例》和俱乐部文化工作等。
在革命战争这一艰苦的环境中，能有相对稳定的时间坐下来学习，是一次十分难得的机会。时问就像黄金一样宝贵。在学校里，我听课、记笔记、写心得，如饥似渴，不浪费一丁点时间。在考试中，我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所有课目的成绩均为优秀，是全校15个优秀生之一。在红军这所大学校里熔炼、抚育，使我的思想坚定了，骨头坚硬了，肌肉坚实了，认识得到了提高。
这次学习，也使我能够有时间坐下来回顾我参加红军以来的经历。我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为土地为自由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
在我们革命队伍里有许多“红小鬼”，这些“红小鬼”大多是十四五岁，也是我的亲密战友，如武平的李志标、林琳，长汀的张福标，古城的廖寿柏．兴国的黄家盛，湖南的张日佐等。我们参加红军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人民革命，为了人民解放，为了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而英勇战斗。
我们一参军，就在军旗下宣誓：我们是工农的儿子，自愿来当红军，为土地为自由为苏维埃政权战斗，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牺牲一切，为保卫苏区人民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当红军，首先要解决好生死观。不怕死，树立正确的生死观，是我们人生观面对的一个重大选择。我参军后的首仗是随部队攻打武平中堡。开始，我听到枪炮声，有点紧张，但很快就被强烈的战斗气氛所感染，恐惧感一扫而光，心里只想着一句话：冲上去，坚决消灭敌人。这次战斗共歼灭地主民团40多人，虽然是小胜仗，但是对我这个新兵是一个鼓励。在攻打项山的战斗中，我参加突击队，冲锋在前，不怕死，机智灵活，英勇顽强。经这次战斗的锻炼，使我变得更加成熟了。在红军学校里，我们系统地学习了红军游击战战术。这个战术最重要的要领是：敌进我退，敌住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毛泽东在井冈山总结的作战经验，它是我后来指挥打仗的战术思想，这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中。
第二，不怕苦，不怕牺牲，不怕任何困难。
部队行军、打仗，如同家常便饭。但其艰苦性是难以形容的。
闽西在地理位置上，东靠博平岭，南与粤东毗邻，西与赣南接壤，北与建宁泰宁相连，包括龙岩、漳平、宁祥、永定、上杭、长汀、连城、武平、归化、宁化、清流、平和等十几个县。全区山脉纵横，绵亘起伏，山高林密，地形险要。部队时常要在闽粤赣的山区中辗转奔走。
隆冬降临，山谷、丛林都布满了积雪。我们红军战士身着单衣，脚穿草鞋，冒着风雪在崇山峻岭和没膝的草丛中跋涉前进。有的没了鞋袜，只好赤脚踏雪翻山，岩石剌肤，寒风透骨。我们几个“红小鬼”都互相帮助，互相团结友爱l咬紧牙关紧跟队伍。到了夏天，炎天似火，骄阳流金。我们时而涉过激流，时而穿过丛莽，时而翻山越岭，面对滚滚热浪，挥汗如雨。艰难转战，衣衫褴褛，饥饿疲乏。我们有时两三天未吃一粒米，天天吃南瓜、野菜和草根。但是，我们胸中的革命意志是那样旺盛，一种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冲破严寒、酷暑和饥饿，写下了热情洋溢的诗篇。
1933年7月，我们在上杭南阳马洋洞和十九路军打了一仗，共歼敌两个连约500人。那时，气温高达38℃，我们押着100多名俘虏爬上海拔1000多米的大山。到了山顶，炎热难忍，人就像在蒸笼里一样，浑身是汗，嗓子冒火，想喝一口水都没有。我带领宣传队协助押送这批俘虏，一边行军，一边向俘虏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十九路军的士兵们在我们宣传的感染下，觉醒了。
他们说：“我们在上海淞沪县是有名的抗日部队，被迫调来福建打红军，真不应该。”
我赞扬地说：你们十九路军在上海打日本鬼子，很英勇壮烈，名气很大，全国人民都拥护。但是你们到福建、江西来打红军，确实不应该，这里的老百姓都反对你们。
“你们不要怕，红军优待俘虏，想回家的，发给路费，想革命的，就留下来当红军，我们欢迎。”我反复地讲道理，以开导他们。
这批俘虏，经我们一路上的宣传教育，终于有80多人自愿留下来参加红军，并很快地补充到部队。
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我入伍以来，基本上是干红军的宣传工作。部队打到哪里，我们就把宣传工作做到哪里。写标语，画漫画，讲革命，唱山歌，演节目，特别是红军歌曲，我会唱30多首。在连城，我学会了做地方工作，学会了调查研究，写出了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政权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有分析有研究，受到上级的表扬。这也是我的一个成功尝试。
根据军人誓词和共青团章程，我们都坚持每周六劳动日制度。在苏区，我们帮助军烈属耕田、收割粮食。在白区行动时，帮助贫农和困难户搞些生产劳动，把打土豪、地主的粮食分给他们，挑粮上门。在长汀十里铺的半年时间里，我带领全班12人，与12户军烈属挂钩，坚持为她们挑水、砍柴、种菜、养猪、耙草、积肥等，几乎样样农活都干。我们的这一活动，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赞扬。
第四，《古田会议决议》冲破了重重叠叠的乌云，光芒四射。
1929年12月底，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当时，红军基本上是由农民、游民和参加起义的国民党军队组成的，都或多或少的带有农民意识和旧军队的思想作风，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打骂体罚和枪毙逃兵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就同流寇一样，根本承担不起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任务。为了迫切地解决这样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毛泽东亲手起草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一具有决定意义和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虽然才开了短短几天，却解决了红军的命运、前途的大问题。《古田会议决议》，完完全全地置红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引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创造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它同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融为一体，担当起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无比伟大的任务。
我一参军，就学习《古田会议决议》，行军、打仗都离不开它，几乎成了我工作上的法宝，其指导思想始终指引着我向前……1934年元旦过后，上级决定学习成绩优异的同学提前毕业。14日，我同张花南等同志奉命到红九团报到。出发前，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杨英专门找我去，很严肃地说：“红九团需要配一名有经验的地方工作干部，你人伍后长期从事宣传工作，政治表现好，经验丰富，而且在训练队进步很快，政治、军事、文化成绩都是第一名，又熟悉当地的情况你担任这项工作很适合。军区政治部研究决定，任命你为红九团地方工作干事。同时，我们党委和学校党总支同意你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浑身的血液在奔流、沸腾，庄严地举起右手：服从组织决定，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一切！
时代像大海波涛在奔腾汹涌，在我的革命生涯中，艰苦而又壮丽的一页展开了。 (责任编辑：苏红网)
我家坐落在海拔五百多米的半山山坳里，家屋由三间瓦房组成。家屋周围的风景十分优美，四周群山环抱，树木参天。屋背后和后山生长着翠绿的松林，前面是一片片水田，北边有一个庵（屯呢庙），错落有致。
王家是一个客家家庭，我们的祖先是从遥远的山西太原迁移来的，已经是第二十六代了，在这块土地上已经500多年，同它完完全全地融为一体了。
才溪自然条件良好，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农产品以稻谷、甘薯、大豆、花生、油菜为主。土特产品有木材、毛竹、土纸、笋干、茶叶、香菇，其中尤以竹、木为著。手工业有竹器、木器、银器、编织等。建筑业的泥水工匠不少，有数千人之多，素称“千把洋头八百斧”，其工艺精湛，擅长雕塑龙凤、花卉等。这里地处山区，交通不便，偏僻闭塞，大部分人家散布在崇山峻岭之中，彼此相互阻隔。闽西有一首民谣真实地反映了这里的境况：
上山入云端，下岭到溪漳；对村喊得应，相通走半天。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闽西深受其害。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掠夺下，才溪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陷入了苦难的深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在北洋军阀黑暗统治时期，地方豪绅霸占的田地达85％，农民所有田地平均不过15％。农民少地无地，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忍受沉重的地租剥削而向地主租佃土地耕种，田租最低60％，高的达80％，地主豪绅还以放高利贷、买青苗、买青烟等方式剥削农民。同时，农民还要服劳役和纳捐税。地主、军阀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已达到了“无人不捐，无物不税”的地步。军阀曹万顺民团统治上杭时，向农民预征了二十多年的钱粮。劳苦人民的沉重负担可见一斑。加上军阀连年混战，人民苦不堪言。劳苦群众无力发展生产，农业停滞不前，手工业萧条冷落，农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濒临破灭，温饱无法解决。
我出生时，全家共有16人。父亲王富生，母亲余木娣。我家从地主那里租种田地16亩，一家人从早到晚，从春到冬，一年里劳碌而收获的果实，要送30担粮谷给地主纳租，剩下的余粮勉强够一家人半年糊口。父亲勤劳忠厚，母亲勤俭持家，正像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广大贫苦农民一样，勤劳是我家的家风。因为只有勤劳才能维持这贫困的生活。
农闲时，家里人还做一些副业。大哥王汉宗做手镯，二哥王汉兴做裁缝，四哥王汉权做木匠。三哥王汉经，因家庭生活困难在我10岁那年过继给二叔。
为了生计，家里借债10O多块银元，还开小店铺一间，做裁缝，卖豆腐等。
革命时，我家分得土地10多亩，生活比以前好。后来全家分家，我同父、母住一起。那时父亲患病，身体很弱，种地困难，我年纪尚小，只顶半个劳力，家庭生活每况愈下。
二、母亲 我爱母亲。她很贤淑，很和蔼，很勤劳。1872年，她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13岁嫁到王家当童养媳。那时家境十分贫寒，穷得锅底朝天，厨房里长草。但她从没有嫌弃夫家的穷。她说：“我虽年幼，但有双手，劳动、生活要靠自己。”她整天整天，总是手脚不停地劳作。她生儿育女，种粮卖柴，操持家务，省吃俭用，帮贫助老的形象，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1929年春末夏初，红军第四军一个支队来到才溪。在红军到来之前，母亲听说是自己的队伍要来，赶忙打扫卫生，把大厅厢房腾出来给红军住，并用新稻草给战士铺床，还把最新鲜的蔬菜从地里摘回来送给红军。那时因家里很穷，一年到头辛勤劳动得来的稻谷，除了交租外也剩不了几斗。为了照顾好红军，不顾全家人挨饿，把剩余的谷子连夜碾成米送给红军吃。红军战士都十分感动，都称她是“好房东、好姐妹”。一天，连里战士小秦得了病，头痛发烧、直喘粗气。母亲发现后，烧了糖姜汤送到他床边，又找来医生给他诊脉开药方。小秦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不几天身体康复了。他返回前线后给母亲写信，说他立了多次战功，母亲十分高兴。
母亲生活在旧社会，没有读书学习的机会。但她认清了共产党红军队伍的好主张。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使她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和明天。因此，她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并当选为乡苏维埃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母亲听了红军宣传革命道理，懂得越来越多，懂得要保住家乡的江山田地，就要壮大老百姓自己的队伍，用枪杆子打败敌人，保卫胜利果实。母亲先后动员了三个孩子参加红军。村里人说：“过去国民党讲三丁抽一，五抽二，余妈一下就把三个孩子动员出来参加红军，真是艰苦难移爱国之志。”母亲对我们教育极其严格，儿女们对妈妈也百依百顺、十分尊重，相信妈妈的话不会错，自愿报名参加红军。1931年5月，我刚15岁，在乡苏维埃政府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自愿报名当红军。当时，我是留在母亲身边最小的一个孩子。记得我参军临走时，母亲眼里含着泪花，伸出那爱抚的手摸着我的肩膀说：“孩子，到了红军队伍里，要听领导的话，为人民多做好事，多消灭白鬼子，多打胜仗立功劳。”为了表彰母亲送子参军的事迹，乡苏维埃政府授予母亲“模范光荣军属”称号。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她那温和善良而又刚强坚韧的性格，遗传给了我。我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将领，是和母亲的亲切教诲和关怀分不开的。
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妇女们积极参加生产建设。男人出征了，母亲在家犁田耙地，施肥播种，她担负的1O多亩稻田年年获丰收。1933年毛泽东同志来才溪乡调查时，认识了母亲，夸她是个热爱劳动的生产能手。村里的共青团员在歌词中唱道：劳动生产余妈强，年年丰收谷满仓，家里事务干得好，为了胜利送公粮。她把种田中收获最好的一亩作红军公粮。每次送公粮是全村第一个，被人们称为支援红军的模范老妈妈。
母亲不仅在生产上是能手，在购买苏区经济建设公债上也不落后。她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把她出嫁的手饰和养兔积蓄的钱拿出来买公债，一次就认购了150元，成为购买公债的模范之一。为了无偿地支授前线，她白天劳动，晚上在微弱的油灯下为红军做鞋，眼熬得红肿了，手累的麻木了，但没叫过半声苦累。她高兴地说：“做针线活是我们妇女的特长，红军战士打赤脚怎能打仗？
我们要多做草鞋支援红军。”后来村里选她为劳军组长，她愉快地接受了。她经常督促组里的妇女按时完成任务。有时为了搞突击，她把妇女们集中起来一块做鞋，完成任务十分出色。
1935年红军长征后，苏区大地昏暗，乌云翻滚。国民党反动派全力围攻苏区和红军，苏区人民面临着艰苦和困难。母亲从思想上做好了一切准备，迎接更严峻的考验，相信红军一定会回来的。一天，天刚麻麻亮，敌人果然包围了村庄。村里大部分红军家属被敌人抓了起来。地主豪绅也狐假虎威，强迫人们交粮、交人、交钱。敌人说她是“共匪婆”，拉出来要她交待。她面对敌人的凶神恶煞，昂头挺胸。敌人看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尽管软硬兼施，母亲始终没有从嘴里吐出一个字，这些家伙只好扫兴收场，强迫红军家属修建炮楼，把这些红军家属处劳役了事。地主、恶霸露出了凶残的本性，把我家的二间房子、田地都强占了。每天都上门逼债、逼粮。母亲硬是咬紧牙关，顶住白色恐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坚持活了下来。后来，母亲得知儿子在游击队，就托人捎信给儿子，鼓励亲人在部队好好干，只有消灭白匪军才有出路。1938年国共合作，停止了内战，一致抗日。王集成同志把我的口信带给了母亲。她在黑暗的天日里看到了曙光，看到红军游击队陆续下山成立新四军，十分高兴，鼓励我上前线打日本鬼子。这时，她想为我成婚，但看到国难当头，认为娶儿媳是家庭的小事，国家兴亡是大事。她着眼未来，深明大义的精神，鼓舞着我前进。
解放以后，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鼎丞等领导到上杭县才溪视察时，亲自接见了我的母亲。张鼎丞同志称赞母亲：“一生为革命做了重大贡献，这是党和人民的光荣，也是你老人家的光荣。”1956年，母亲受邀参加了省军烈属代表会。她在古稀之年，仍坚持为革命事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曾先后动员5个孙子、孙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她深刻理解毛主席说的“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这个真理。
三、儿童团 我从6岁开始，就随父亲务农。一年差不多有三四个月在田里劳动，六七个月去放牛，上山砍柴、割草，还干一些农家杂活。7岁时，家里把省吃俭用积攒的钱拿出来，供我读书。因为地主、有钱的人家都读过书，他们欺压农民缺乏知识，强横凶暴。但遇到读书识字的人就会收敛一些。为了应付这种灾害，父亲和母亲忍受贫困，决心要把我送去读书。我在乡里的私塾里读书，听先生讲《三字经》、《四书》等。从私塾回家，就帮助母亲挑水、烧饭。在农忙季节，我上午读书，下午帮助干农活。虽然，我只读了半年的私塾，但是，我像干涸的土地受到雨露的滋润，我的心田得到了知识的浇灌。
第二年，我到才溪乡西溪国民小学读书。1928年，我读高小二年级的时候，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回家后家人要我到裁缝店当学徒工，参加了缝业工会。这时候，我接触了社会，了解了复杂的事情，看到了黑暗的世界，开始懂得了地主压迫农民、资本家剥削工人等一些革命道理。
1929年3月间，春风吹绿了山林田野，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入闽，一举攻克长汀，消灭闽西土著军阀郭凤鸣旅20O0多人，威震闽西。红色的光芒照耀了这片灾难的土地。5月间，朱毛红军二次入闽，红色风暴席卷闽西大地。毛泽东挥笔写下了一首非常形象极有气势的词：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问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土地革命的烈火，在闽西大地熊熊燃烧起来，形成了大片的赤色的区域，建立了以龙岩、上杭、永定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实践，在江西和福建边界，奠定了光芒万丈、普照全国的中央苏区的基础。
才溪革命的热潮，蓬勃展开。打土豪分田地，闹得轰轰烈烈。全村的男女老幼都行动起来了，争先恐后为革命战争服务。少年儿童更是情绪高昂，都参加了共产主义儿童团。我自告奋勇地把才溪乡西溪村的儿童都组织起来，成立了儿童团。我也被选为儿童团团长。我们每天站岗、放哨，有时挨家挨户宣传当红军最光荣，还组织参加义务劳动，为军烈属打扫房屋，砍柴挑水。每逢“五—”、“八一”节，都参加工农赤卫队举办的军政训练班，接受革命教育。当时那如火如荼的场面真令人兴奋，有一首十分流行的童谣再现了这个情景：
红军号子嘟嘟响，我家喜得人人忙；爸爸带着红军哥，去把民团消灭光；妈妈进了包扎所，看护伤员煎药汤；哥哥参加赤卫队，一二一二训兵忙；嫂嫂去了小河边，帮助红军洗衣裳；爷爷挑担去进城，传达消息翻山岗；奶奶招待红军哥，挑水起灶烧菜汤；我拿一枝红缨抢，村边树下把岗站。
……我14岁那年，被才溪区苏维埃政府选送上才溪列宁小学，读闽西党组织自编的教科书，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概论》、《红四军布告》、《苏维埃的经济政策》、《社会进化史》和《为土地为自由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等。我非常喜欢学校里悬挂的马克思、列宁的像。从这时候起，我开始接受了革命理论的教育，逐渐了解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有了深刻的认识，决心要为人类最壮丽、最宏伟的事业——共产主义而奋斗。从此，我一下子从茫茫的黑夜里找到了一条光明大道。
四、朱总司令指路 当红军是我梦寐以求的心愿。认识红军、热爱红军及当红军，这要从朱德总司令指引我说起。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起义军主力在周恩来、朱德同志的率领下南下广东，经过闽西的长汀、上杭等地，并来到我们才溪。起义军是沿汀江两岸南下的，而才溪距离汀江只有十余华里。
朱德起义军第一次来到我们这里，群众以为是白军又来，全都跑到山上躲起来了。我那时在上杭县西溪三区国民小学读书。起义军来的时候，我也很害怕，跑到山上去了。这时，地方党组织、学校老师和起义军的宣传员也到山上，宣传起义军是革命的队伍，是为穷苦百姓谋利益求解放的，与白军不一样，并动员、组织群众下山。我下山回到乡里，看到起义军收缴地方反动武装、筹款、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听说，起义军离开上杭时，还给上杭党组织留下一批枪支和弹药。这耳闻目睹的一切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9年春，朱德同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为打破敌人“围剿”和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向赣南出击，后转入闽西。长汀长岭寨一战，歼灭地方军阀郭凤鸣旅，取得了入闽的第一个大胜利。胜利的消息传到了上杭才溪，群众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6月15日，才溪人民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举行了暴动，1000多农民进行了示威游行，并成立了农民协会。当时，我也参加了农民协会，挂起了镰刀斧头的红袖章。
朱德同毛泽东为了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策应汀南、杭西农民运动，于7月21日，朱军长亲自率领红四军来到了才溪，我也第一次见到了朱德同志。在这以前，我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后来看了红军布告，才知道朱德是军长，党代表是毛泽东。这一天，我们在下路楼、太原堂、羊角头、才溪圩等处兴高采烈地夹道欢迎红军。后来红军在才溪大坪岗集合、操练，村里的群众和我们学生都围在边上看热闹。这里是一块平地，可容纳千余人（现在是才溪中学所在地）。
朱军长站在队伍前，他约40岁，身材魁梧，头戴八角帽，身穿很旧的灰军服，打着绑腿，脚穿草鞋，背上背着平顶斗篷，斗篷上写着“工农红军”四个大字，给人一种非常朴素的印象。从外表上看不出他是一个红军军长。朱德向部队训话，他的四川口音较重，边说边打着手势，很吸引人。我只听懂了一个大概。他对部队说：“我们中国红军是工农的队伍，是为穷人求解放的，我们到这里，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护群众的利益，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
部队操练后，朱军长就向学生这边走来。朱军长摸着我的头，和蔼可亲地问：“小鬼你读的是什么书？”我忙把书包里的国语、算术课本和作文本拿给他看。他说：“读的是新书。”又说：“小鬼要好好读书啦！”我看着他那和蔼的笑容，点了点头。这次认识了朱军长，是我永生难以忘怀的一天。
随后，红四军的宣传队，在才溪的大街小巷、群众家门口，贴满了红军布告和标语，满街鲜红，就像过年一样。标语上写着“打倒军阀”、“建立工农政权”、“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打土豪分田地”、“保护经商”、“红军是帮助工农的”、“实行土地革命”等等。
第二天下午，红军在天后宫门前广场，召开盛大的群众大会。朱军长亲自在大会上宣讲红四军布告，讲明红军宗旨和主要任务是解放广大的工农大众，保护工农大众的利益，帮助工农翻身、当家作主、建立工农政权，号召革命群众拿起枪杆子，打土豪分田地，积极参加红军。群众的革命热情非常高涨。接着，在红四军的帮助下，才溪工农赤卫队正式成立了。
朱军长住在才溪商会的两层楼的房子里。商会的前面是个百货店，店主叫王乔高。我的四哥也开个豆腐、糕点店，紧挨着王乔高的商店。有一天，朱德到百货店同王乔高谈话，我和哥哥也到旁边听。朱德同志说：“中国老百姓为什么这么穷，为什么自己养活不了自己，为什么要卖儿卖女，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而造成的。工农只有起来革命，才能推翻这个吃人的旧社会，才能有自己的土地，有饭吃、有衣穿。”
王乔高点点头说：“国民政府的税太多，我们做小生意的，一年赚的钱，只能勉强糊口，这个世道太不合理了，要跟着红军砸碎旧世界。”
王乔高的话音刚落，我在一旁叫嚷起来：“我也要当红军。”
朱军长笑着抚摸我的头说：“小小年纪，人还没有枪杆高，就想着参加红军，志气不小啊！你叫什么名字？”
“王直，原名王汉清，因为排行第五，大家又叫我五羊子，老师却给我取名叫王直。”
“还是王直这名字好，为人要正直，要大公无私嘛。”朱德笑了。
不久，王乔高和我哥哥都参加了才溪赤卫队。赤卫队后来改为第十三大队，编入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的影响下，才溪人民踊跃参军参战，生产支前，处处呈现出一派革命的景象，后来成为中央苏区的模范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
不久，朱德红军到中央苏区去了。但他讲的革命道理，却使我铭记在心，使我更向往红军。
五、踏上革命征途 1931年，红军和中央苏区发展迅猛，而国民党反动派把他视为洪水猛兽，对我红色根据地发动了一次比一次像饿狼似的、极其凶残的“围剿”。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人民为了保卫土地革命的果实，以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中央红军作战。才溪人民纷纷响应党和苏维埃政府关于扩红的号召，当红军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那豪气直冲云霄。
1931年5月，我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报名当红军。其理由有三个：第一，有强烈要求革命的思想，认为当红军是为土地、为自由、为苏维埃而战斗，也是为了解放穷苦人民和全中国而战斗。第二，认为当红军光荣，看到红军有很多“红小鬼”，个个生龙活虎，十分羡慕。第三，受家庭和环境的影响。父母亲极支持我参军，我两个哥哥都参加了红军，村里的青年人几乎都参加了红军。
一天，分区苏维埃政府召开游艺歌咏大会。会场上红旗飘扬，人群鼎沸，歌声嘹亮，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热闹非凡。男女对唱山歌，我也唱了不少山歌。当唱山歌到高潮时，我和五六个青年站起来报名参军，回家后告诉母亲我报名参军了。母亲二话不说，支持我去参加红军，并问我要带什么？参军那天，儿童团也排着整齐的队伍来欢送我们，此时此刻，我眼里含着泪花，看着饱经风霜、宽厚仁慈的母亲，望着美丽的家乡：山峦那样隽秀，小溪那样清澈，松柏那样刚强，青竹那样直立，土地那样肥沃，花朵那样芳香，人民那样勤劳……在我的革命生涯中，光辉灿烂的一页展开了，汇入了像炽热的铁的洪流奔腾向前。
参军后，我被分配到中国工农红军福建军区独立二团第四连任勤务兵。当时，部队驻防武平以北。
连队就像一个大熔炉，很快地把我融化了。在干部、战士的关心爱护和帮助下，我革命热情高，好学上进，进步很快。1932年8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我上过小学，有一点文化基础。团政治处主任胡坚看中了我，就把我调到团政治处宣传队。红军宣传队的任务可不轻，它是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部队走到哪里，就把宣传工作做到哪里，写标语，画漫画，向群众宣传红军。打起仗来，还要上第一线作宣传鼓动。平时还要帮助文盲战士学文化、教唱歌等。宣传队长王月楼分工我负责写标语，布置墙报和画漫画。我对画画很有兴趣，一边学着画，现炒现卖，一边逐渐提高画画技巧。
六、“红小鬼”
1932年11月，福建军区在武平小兰成立了红军独立第十师。我从团政治处调到师政治部宣传队，任漫画组组长。我师在武北、东流、舌头等地展开作战，攻克敌人据点十几个，尔后转入江西寻邬金门岭与赣南独立第三师会合，接着奉命攻打项山敌人据点。这是我参加打仗以来第一个大战斗。
我当时随师部在第一团。攻打敌人险要据点项山的战斗任务就光荣地落到我们的肩上。我们一团的前身就是我参军后所在的红二团第四连。它是一个有名的青少年连队。这连队上至连长、指导员，下至战士、炊事员，都是十三至二十四岁的青少年，十四五岁的最多。我们个头有的只比步枪高出那么一点点，有的还没有步枪高；讲话奶声奶气，穿最小号的军装还像罩件长袍，绑腿打到齐膝羞，腰带一扎要围两圈。平时还爱淘气，上树掏鸟窝，下水摸鱼，有时还会赌气哭鼻子。可是行起军来，不管拖着“几门炮”（战士戏称脚上打泡叫“拖炮”），照样一瘸一拐地走。打起仗来，一个个像小老虎。人们都习惯地热情称呼我们为“红小鬼”。
项山是闽、粤、赣三省交界的一座大山，海拔1500多公尺，高耸入云，山势险峻；周围是一片无边际的原始森林，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盘踞在那里的反动地主武装自恃天险，以为红军攻不上来，整天喝酒、搓牌，把项山当成一个“极乐世界”。
敌人守在高山要塞，通往山上的道路只有一条，又窄又陡，大部队用不上，小部队又不够用；全师只有两挺三节式重机关枪，没有重火炮，要攻上去是件不容易的事。
上级命令要每连抽出六个勇士，组成全师的战斗突击队，由张师长亲自担任突击队长。我和林琳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地高举右拳向连长、指导员宣誓：“我报名参加战斗突击队，不完成任务，决不罢休！”连首长答应了我们的请战要求。
突击队的勇士们踏上了征途。师长走到部队最前面，带着大家大步流星地向前挺进。深山密林里隐现着战士们雄壮的身影，山谷中回荡着嘹亮的歌声：
“炮火连天，战号频吹，决战在今朝，我们少年先锋队，英勇武装上前线。……”
东方露出鱼肚白，山间早晨格外寂静。经过一夜的急行军，部队离敌人已经不远了。战斗突击队按预定的作战方案，分成两路：一路由山的左边绕过敌人据点，袭击敌人后路；一路由张师长亲自指挥攻击正面。
敌人的第一道防线是南天门。当突击队快要接近时，突然被两个哨兵发觉。这两个哨兵还没来得及隐蔽，就被我们的突击队员两枪结果了性。里面的敌人听到枪声，知道情况有变，慌忙敲起了大锣。
冲破南天门是胜利的关键，突击队员们像猛虎下山似地往里猛冲。
我和林琳一股劲冲向前。
“哒哒哒……”忽然正面五六十米处的掩体里，响起了剧烈的机枪声。敌人利用掩体进行顽抗，拦阻突击队前进的道路。我们机灵地爬上靠近掩体的一堵矮墙，往掩体里扔了两个手榴弹。机枪被炸哑了，几个没有炸死的敌人抱头鼠窜。
“冲啊，杀啊！”……我们边冲边喊，喊声惊破了敌胆。
此时，袭击敌人后路的部队也打响了。龟缩在这里的反动地主恶霸武装，遭到腹背夹击，眼看大势已去，不敢抵抗，都各自四散逃命。
敌人看看逃不脱了，竟回头一撒手，抛出许多雪白的小圆片，发出一阵清脆的“锵铃”声。
突击队员们定眼一看，原来尽是银元。
“不捡银元，活捉敌人，不让敌人跑掉！”我和林琳边喊边继续前进。
战士们踩着满地的银元奋勇冲击。敌人走投无路，纷纷举枪投降。
夕阳把整个天空照红。这一仗胜利结束了，我站在南天门上，望着刚劲挺拔、清翠可爱的苍松，感到自己更加坚强了。
七、毛主席来到我们宣传队 战后，部队满怀胜利的喜悦开往江西寻邬休整。一天师首长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要我们师和江西军区独立第三师北上，经瑞金到宁化集结待命。
那时正值繁花似锦的阳春季节，满山遍野山花烂漫，争芳斗研，把苍翠的群山装点得更加艳丽。在春水盈盈的山间梯田中，翻身解放的广大农民经过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查田”运动的锻炼，劳动热情更加高涨，正喜气洋地忙播种，到处是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我们部队由江西寻邬出发，踏着山花簇拥的蹊径，经均门岭、会昌、武阳到达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红色首都——瑞金。
我们部队在瑞金休息了三天，驻在瑞金城南门和田光坑、上山坝一带。部队刚驻下，师司令部就下达通知，要求各连队打扫环境，整理个人卫生。同志们洗涤了征尘，换上新衣，精抻格外振奋。
当天下午，师政治部主任赖玉宏同志接到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电话，说是中央负责同志明天上午要来看望部队。赖主任马上通知我，要我带分队的宣传员到各连队检查宣传标语和“列宁室”（当时称连队学习和活动的场所为“列宁室”，即俱乐部）布置得怎么样？我们听说中央负责同志要来看望我们，都高兴得又蹦又跳，猜测着到底是哪一位首长要来？
3月29日早晨，红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放射出万道金光。我们部队迎着朝阳，披着霞光，精神抖擞地出早操。因为今天中央负责同志要来看望我们，同志们非常振奋，“一、二、三、四！”的喊声特别宏亮，步伐特别整齐，表现出部队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早饭后，师宣传科林科长给宣传队上了一个半小时的（红军宗旨和任务）课。下课时，己是上午9点钟左右。艳阳高照，春风和煦。同志们走出“列宁室”，呼吸着室外的清新空气，倍觉心旷神怡。我和李志标同志信步走出师政治部大门，突然发现红桥方向有十多个人朝着我们的驻地走来。我定眼一看，走在前头的一位身材魁梧，穿着一身灰色“列宁装”，头戴缀有红五星的灰色军帽，脚穿布鞋，步履从容，神采奕奕，感到好生脸熟！稍近，看清他那高高的额角，聪慧的目光，亲切的笑容，我认出来了——是毛主席，是毛主席来看望我们了！
我和小李高兴地跳起来，想回转身向师首长报告。可是，这时毛主席已经走到我们跟前。他俯下身子，用纯朴的湖南口音亲热地问我：“小同志，你是哪一个部队的？”
我腼腆地回答：“我们是独立十师政治部宣传队的。”
“你们政治部驻在这里吗？”
“是的，政治部和宣传队都驻在这座大屋里头！”
毛主席刚跨进大门，张师长和赖主任就从后厅迎了出来，向毛主席敬了个军礼，走上前去向毛主席问好：
“毛主席，您好！”
毛主席笑容满面地回答：“同志们好！大家辛苦了！”
我和李志标同志赶忙抽身往队里跑，又蹦又跳，三步并成两步地跑回宣传队报喜：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看望我们了！
毛泽东同志当时是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工作很忙。我们是行军途经瑞金的部队，刚驻下，他就抽空来看我们，那么关心红军战士，怎不令人感动！这种深厚的阶级感情，怎不暖人心房！
不一会，师首长和赖主任就陪同毛主席要到连队去看看。当路过我们住房时，毛主席问赖主任：“这间屋子驻的是哪个单位？”
赖主任回答说：“是师政治部宣传队。”
毛主席听说是宣传队，高兴地说：“好啊，我们先看看宣传队吧！”
毛主席走进宣传队，同志们都站立起来，热烈鼓掌，表示欢迎。
赖主任向毛主席介绍：“这是宣传队长王月楼同志！”
王队长走近前去向毛主席敬礼，毛主席亲切地同他握手。我搬了张木板椅子请毛主席坐。毛主席坐了下来，也招呼大家坐下。
毛主席刚进屋时，大家还有点拘束，但毛主席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谈笑风生，很快地感染了大家。屋子里谈话气氛也越来越活跃了。
毛主席提起了古田会议之前，部队中有些人存在着一种轻视宣传队的倾向，就问赖主任说：“过去有人轻视宣传队，说什么宣传队是‘闲杂人员’、‘卖狗皮膏药’的，这些奇谈怪论现在还有说的吗？”
赖主任说：“没有了，现在的宣传队员都是从部队中挑选出来的。我们宣传队是培养干部的好场所。”
毛主席高兴地说：“没有就好。”接着，毛主席教导我们，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大工作，如果忽视宣传工作，就放弃了红军的一项主要任务。红军宣传队，是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宣传若搞不好，红军的宣传就荒废了。主席转身对赖主任说：“你们政治部要按照红四军古田会议的精神，加强对宣传队的领导，把宣传队教育好，训练好，建设好，才能胜任宣传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好地完成任务。”
毛主席又关切地问王队长：“你们宣传队怎样开展工作的？”
王队长汇报说：“我们宣传队，在部队行军时走在前头写标语，发动群众烧开水，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向群众宣传红军性质、宗旨、任务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起仗来，就参加战斗，到第一线作宣传鼓动工作，开展对敌人宣传，瓦解敌军。在部队里还要帮助战士识字，布置‘列宁室’，教连队唱歌。我们队里还有个漫画组，有两个同志会画画……”接着，王队长把我也介绍了一番。
毛主席很有兴趣地问我：“门口的画是谁画的？”赖主任用手指着我说：“是那个小王画的。”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是我咋天画的，画得不好。”
毛主席鼓励我说：“画得不错嘛！我们做宣传工作的，要多注意搞一些形象化的宣传，让群众一看就懂，不识字的也能看懂，这就是要多通过艺术的形式来进行宣传。”毛主席还教导我们：做好对内、对外的宣传工作非常重要。“列宁室”、识字班、夜校，都可以在连队和地方群众中普遍办起来，通过这些活动场所，对干部、战士和广大群众进行军事、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和开展文娱、体育活动，提高部队和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宣传工作有针对性，艺术性，要搞得生动活泼。比如，采用漫画、化装演出这些宣传形式就很起作用，很受欢迎。
毛主席对我的鼓励，是喜悦，是振奋，是鼓舞！
1933年作者在江西瑞金街头墙上的两幅漫画。毛主席看到后非常高兴，赞扬说：这漫画花的好，不识字的人也能看懂。
八、东方军攻克连城 1933年3月，我师在瑞金驻防三天后，奉命往宁化禾口集，组建红军东南作战军。其下辖三个纵队：江西独立三师编为一纵队，福建独立十师编为二纵队，红军大学编为三纵队，总指挥叶剑英。
这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出动50万兵力，分三路对我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敌人来势汹汹，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激起了苏区军民的极大义愤。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二纵队一口气打了几个大胜仗，收复了一些失地。清流县莲花山阻击战，连城县溪尾上村阻击战等都打得很顽强，很漂亮。
同年6月，东南作战军奉命取消，成立红十九军，我二纵队又编为第三十六师，师长张荣发。不久，红十九军又改编为福建军区兼红十二军：我师改为新三十四师，师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赖玉宏。我仍在师政治部宣传队任分队长，随一O一团行动。两天后，我师接到上级下达“歼灭进犯上杭苏区之敌”的战斗命令。我们像猛虎下山，势不可挡，一举收复了上杭白沙镇并抢占了水西渡、风云岭和七峰山，战斗从清晨打到晚上7点，全歼进犯敌人，共缴获机枪、步枪400多支。这一仗，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气焰，大大鼓舞了苏区军民的士气。
为了粉碎敌人即将发动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向福建开辟新苏区，1933年7月，中央军委决定由红三军团、红七军团第十九师、红十二军团第三十四师组成东方军，东征福建。
1933年夏，东方军转入闽西作战。7月下旬，攻克泉上土堡。东方军首战告捷，军威大振。在取得清流、归化、将乐、顺昌之后，既而进攻连城，攻打十九路军。这时，我们红三十四师及红四师一部已先后奉命进至连城周围的四堡、北团一带，准备待机收复。
连城，当时是红军在闽西的主要根据地之一。5月中旬，十九路军区寿年的七十八师占据连城。区寿年师是十九路军进犯闽西的先头主力部队。该师辖两旅六团及师属炮、工、通讯、辎重、特务营等，总兵力约万余人，系国民党军队的甲种编制装备师。区寿年将主力驻防于连城及四堡一带，将四六七团丁荣光部驻防莒溪，另以该团之黄康营驻防朋口，守卫龙岩至连城和龙岩至长汀两条大路的交叉口要道，具有战略要地价值。
区寿年进入连城后，积极巩固和建立地方反动政权，改编地方民团，宣传“耕者有其田”“抗日必先剿共”等，企图继续进行对长汀侵犯的军事准备。
这时，东方军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消灭蒋蔡主力七十八师”和“夺取连城、新泉，争取福建苏区扩大与联成一片”。
东方军的红三军团第四、第五师，红七军团第十九师和我们三十四师在连城山下村一带集结，在距连城约20里的地方召开了热烈的誓师大会。总指挥彭德怀在会上作了鼓舞人心的战斗讲话。会场上，充满了强烈的战斗气氛，场中，刺刀闪闪眩目，刀光剑影，“活捉蒋蔡”、“消灭敌人七十八师、纪念八一”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次日，上级决定进攻朋口之敌。部队到达中屋后，东方军政治部分为前后两个梯队，前梯队随军出发，后梯队留中屋协助政府动员群众参军参战。部队向朋口出发时，我们宣传队沿途唱歌、喊口号，做宣传鼓动工作。我们和红四师宣传队还化装成难民演出，向部队控诉敌人摧残苏区的罪行，部队很受感动，许多同志高呼“为苏区受难群众报仇”。
连城朋口战斗，是东方军最主要的战斗之一。
朋口位于连城西南侧，距连城五六十华里，为龙岩至连城和长汀两条大道的交叉处。当时，尚未修筑公路，部队行动必须步行。朋口是一个四面高地环围的小圩镇，东北面通连城比较开阔，西北面通长汀和东南面通莒溪都是山地隘道。我军如控制朋口，即可切断敌人的后方交通线，威胁连城及龙岩。
据彭德怀同志回忆，当时，上级给东方军规定了由北向南的进攻路线。这样，我军就处于仰攻地位，对我十分不利，而且难于接敌，无法完成任务。为此，彭德怀为了找到攻击点，亲自带领侦察排，冒着酷暑，深入前沿阵地侦察。经过研究，选择朋口作为突破口，采取围城打援的方针，调动莒溪及连城援敌，而集中主力歼灭援敌于运动之中。这个作战计划，后来获得批准。
7月29日晨，我东方军向朋口、莒溪守敌同时发起进攻。我们红三十四师和红五师则在外围担负牵制连城敌人、打击增援之敌的任务。区寿年即从连城派出钟经瑞四六六团于当晚赶到莒溪，次日晨增援朋口。30日，在我东方军绝对优势兵力的强大攻势下，敌人全部阵线被我突破，红军愈战愈勇，不到五个钟头，敌钟经瑞团和丁荣光团及黄康营被我全歼。
8月1日，东方军第三军团、第七军团十九师和第三十四师在连城东面的下堡胜利会师，举行了“八一”建军节纪念和祝捷大会。在庆祝会上，三军团军团长兼东方军总指挥彭德怀，政委滕代远都讲了话，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主持了大会。寻淮洲也参加了大会。同时，还举行了宣誓和授团旗仪式。当晚，还举行了文艺节目表演，火线剧社表演了新编的《谁能救中国》一剧。整个文艺晚会一片欢腾，热闹空前。
8月3日，十九路军总部恐区寿年师被全歼，电令区师放弃连城，向永安撤退。当区师主力撤至连城姑田镇时，我红四师、红十九师和红三十四师的先头部队奋起直追，一口气奔跑40余里，终于在姑田追上敌人。敌人一触即溃，纷纷向小陶方向夺路而逃。我军直追小陶，敌人一败如水。我们三十四师追至小陶及大陶，歼敌一个营，缴获轻机枪3挺，重机枪3挺及步枪300多支，子弹10万余发，取得了很大胜利。这时，区师残部已如惊弓之鸟，不顾士兵疲劳饥饿，马不停蹄向永安奔逃，昼夜败退170华里。据说，区师残部沿途争相窃取居民食物，有一人家的喂猪饲料亦被抢食一空，尤如丧家之犬。
此役，我东方军共消灭区师1个旅3个团，俘敌团以下官兵2000余人，缴纳各种枪支2000余枝，军粮150O担，无线电台3架，筹款万元以上。当时，区师的一位李参谋曾说：连城的溃败，是十九路军参加“反共”内战史上受到的一次重大打击，也是尔后该军觉悟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袁国平主任在总结连城战斗时，曾高度评价此役“士气之盛，作战之勇，动作之速，歼敌之多，鼓动之烈”为当时战斗所罕见。
东方军攻下朋口后，敌人弃城而逃，我军不费一枪一弹，就收复了连城。8月5日，东方军追击部队从姑田、小陶、大陶回师连城。次日晨，三军团先头部队进驻连城。7日，我们三十四师也奉命进城。
这时，东方军已完成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8月16日，东方军除留红三十四师驻守连城外，其余部队奉命执行第二阶段新的战斗任务，即向闽中进军。
我们三十四师进城后，师部驻南门，其余部队驻城郊。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广泛发动和宣传群众，恢复整顿各级苏维埃政权，建立地方武装。这时福建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由上杭南洋、茶树下等地搬到连城。我们红三十四师归还福建军区建制。福建军区司令部驻南门的一个祠堂里，政治部驻在一所四合院的小学里，供给部、卫生部驻在体育场边上的民房里，我所在的宣传队和政治部驻在一起。同时，福建军区直属特务营、新兵团、随营学校等单位也在连城整训。
福建军区在连城驻防期间，首先是帮助恢复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其次，帮助整顿地方武装，主要是红九团、红七团和县独立营。为了纪念在保卫连城战斗中壮烈牺牲的原县委书记李光明，命名连城县为明光县，原连城独立营为明光独立营。
这期间，福建军区建立了工作团，帮助地方开展群众工作和政权建设，同时，还广泛的开展了查田阶级运动。我们宣传队同福建军区宣传队合并，被派到林方、坑子堡、罗坊等一带工作。当时，连城城郊附近土匪活动猖獗，我们宣传队出发之前，文场区苏维埃政府已在坑子堡成立，但是，还不到半个月，就遭到当地敌人的袭击，十几位工作人员全部遭难，有的被打死在床上，有的躺在地上，其景惨不忍睹。当我们赶到时，匪军早已逃跑了。
我们工作团重点是做好查田的组织宣传工作，帮助乡一级恢复和建立政权，发动群众进行分谷分田的斗争。从连城的东、北部来看，团匪活动频繁，群众工作基础较差，每人分得田地约一亩，而实际每人未分到耕地。从东、西部来看，群众基础较好，一般团匪不敢骚扰，局势较稳定，查田运动开展得较顺利。由于“左”倾错误对查田运动的影响，出现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还打击了少数富裕中农，因而不少人外逃，有的地区工作很不好做。
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我们在连城也开展了所谓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这场斗争的实质是针对省委、省苏的正确路线。当时，福建军区司令员兼红三十四师师长周子昆、政委谭震林等领导同志认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提出的在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连城、长汀一带发展，使闽西与闽北联成一片等意见是正确的，是符合毛泽东同志关于开展游击战争、发展和保卫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也是符合当时苏区反“围剿”的实际情况。但是，由于对“反罗明路线”的不同看法，上级将福建军区司令员周子昆调离，随三十四师赴归化反“围剿”，政委谭震林也调往瑞金去了。
9月，红三十四师主力奉命北上，编入红军主力一军团配合三军团行动，留下少数部队驻防连城，其中，我们政治宣传队都留下来了。由于连城驻防兵力较薄弱，中央军委派苏区工人师共2000余人，驻防连城姑田一带，主要任务是保卫连城，打击华仰侨团匪和反动武装大刀会。
10月20日，福建军区奉命移驻长汀十里铺，与福建省委、省苏一起。第一天，我们在罗坊宿营，第二天才到十里铺。同时，苏区工人师也奉命调回。福建军区第二分区司令部、政治部、红九团、明光独立营、军区特务营共2000余人，仍驻防连城。第二分区司令员为朱森，政治部主任赖荣传。连城的主力部队是红九团。
东方军人闽作战，取得了伟大胜利，给敌人第五次围剿以沉重打击，极大地鼓舞了苏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士气，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在闽西战斗中，东方军取得了连城朋口战斗的重大胜利，解放了连城等广大地区，并在不长的时间里，帮助恢复了红色政权和发展生产，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从政治方面看，帮助恢复和发展苏维埃政权，掀起了踊跃参军参战的热潮。东方军夺取连城后，即派出红三十四师，以及福建军区、红九团等红军部队，保卫连城县委和县苏政权。红三十四师和红九团深入姑田、宣和、北团、罗坊等地，广泛宣传和发动群众，恢复区、乡政权。福建军区则在城郊一带，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和政权工作。同时，开展了分田分地的斗争，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县苏的各项工作。当时，连城全县扩大红军360O名。仅新泉模范团就有100O余人参加红军。在东方军的胜利影响下，闽西恢复了（上）杭、新（泉）、连（城）各县苏区，并开拓了泉（上）、清（流）、归（化）纵横数百里的新苏区。
从经济方面看，帮助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查田查阶级运动，激发了广大劳苦群众参加生产建设和支授革命战争的积极性。红三十四师和福建军区都成立了工作团，深入农村宣传查田查阶级运动的意义，发动群众进行斗争，使广大农民在查田运动中得到实惠，从而提高了生产热情。虽然，查田运动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过火了点，但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他们在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竞赛中，提出推销经济建设公债8万元。他们还慰劳红军布草鞋7万多双，筹款4.5万元支援革命战争。东方军还在连城一带，筹集了大量物资运回中央苏区，部分地解决了当时红军穿衣、吃盐等困难。
从军事方面看，帮助整顿和加强了地方武装力量，保证了各项工作的开展。连城朋口战斗，东方军打垮了十九路军主力区寿年师，是以后促进该军联共反蒋抗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福建军区和红三十四师的帮助下，红九团和明光独立营通过整顿，大大提高了战斗力，不但击溃和消灭了连城一带华仰侨土匪和大刀会，保卫了连城苏维埃政权，而且深人敌后，配合主力兵团作战，牵制了敌人，巩固和开辟了新苏区。
九、红军青年训练队长汀，是中央苏区的繁华城市，素有“小上海”之称。福建军区政治部就设在东郊，我们宣传队驻长汀十里铺，改编为福建军区随营学校青年训练队。我在青年训练队一班当班长，全班共12人。成立青年训练队是为革命战争服务，培养军事、政治人才。学习内容主要有军事、政治和文化知识。军事方面有单兵战术、班进攻、防御和指挥等。政治方面有《列宁主义概论》、《论政党》、《古田会议决议》、《红军政治工作条例》和俱乐部文化工作等。
在革命战争这一艰苦的环境中，能有相对稳定的时间坐下来学习，是一次十分难得的机会。时问就像黄金一样宝贵。在学校里，我听课、记笔记、写心得，如饥似渴，不浪费一丁点时间。在考试中，我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所有课目的成绩均为优秀，是全校15个优秀生之一。在红军这所大学校里熔炼、抚育，使我的思想坚定了，骨头坚硬了，肌肉坚实了，认识得到了提高。
这次学习，也使我能够有时间坐下来回顾我参加红军以来的经历。我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为土地为自由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
在我们革命队伍里有许多“红小鬼”，这些“红小鬼”大多是十四五岁，也是我的亲密战友，如武平的李志标、林琳，长汀的张福标，古城的廖寿柏．兴国的黄家盛，湖南的张日佐等。我们参加红军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人民革命，为了人民解放，为了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而英勇战斗。
我们一参军，就在军旗下宣誓：我们是工农的儿子，自愿来当红军，为土地为自由为苏维埃政权战斗，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牺牲一切，为保卫苏区人民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当红军，首先要解决好生死观。不怕死，树立正确的生死观，是我们人生观面对的一个重大选择。我参军后的首仗是随部队攻打武平中堡。开始，我听到枪炮声，有点紧张，但很快就被强烈的战斗气氛所感染，恐惧感一扫而光，心里只想着一句话：冲上去，坚决消灭敌人。这次战斗共歼灭地主民团40多人，虽然是小胜仗，但是对我这个新兵是一个鼓励。在攻打项山的战斗中，我参加突击队，冲锋在前，不怕死，机智灵活，英勇顽强。经这次战斗的锻炼，使我变得更加成熟了。在红军学校里，我们系统地学习了红军游击战战术。这个战术最重要的要领是：敌进我退，敌住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毛泽东在井冈山总结的作战经验，它是我后来指挥打仗的战术思想，这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中。
第二，不怕苦，不怕牺牲，不怕任何困难。
部队行军、打仗，如同家常便饭。但其艰苦性是难以形容的。
闽西在地理位置上，东靠博平岭，南与粤东毗邻，西与赣南接壤，北与建宁泰宁相连，包括龙岩、漳平、宁祥、永定、上杭、长汀、连城、武平、归化、宁化、清流、平和等十几个县。全区山脉纵横，绵亘起伏，山高林密，地形险要。部队时常要在闽粤赣的山区中辗转奔走。
隆冬降临，山谷、丛林都布满了积雪。我们红军战士身着单衣，脚穿草鞋，冒着风雪在崇山峻岭和没膝的草丛中跋涉前进。有的没了鞋袜，只好赤脚踏雪翻山，岩石剌肤，寒风透骨。我们几个“红小鬼”都互相帮助，互相团结友爱l咬紧牙关紧跟队伍。到了夏天，炎天似火，骄阳流金。我们时而涉过激流，时而穿过丛莽，时而翻山越岭，面对滚滚热浪，挥汗如雨。艰难转战，衣衫褴褛，饥饿疲乏。我们有时两三天未吃一粒米，天天吃南瓜、野菜和草根。但是，我们胸中的革命意志是那样旺盛，一种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冲破严寒、酷暑和饥饿，写下了热情洋溢的诗篇。
1933年7月，我们在上杭南阳马洋洞和十九路军打了一仗，共歼敌两个连约500人。那时，气温高达38℃，我们押着100多名俘虏爬上海拔1000多米的大山。到了山顶，炎热难忍，人就像在蒸笼里一样，浑身是汗，嗓子冒火，想喝一口水都没有。我带领宣传队协助押送这批俘虏，一边行军，一边向俘虏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十九路军的士兵们在我们宣传的感染下，觉醒了。
他们说：“我们在上海淞沪县是有名的抗日部队，被迫调来福建打红军，真不应该。”
我赞扬地说：你们十九路军在上海打日本鬼子，很英勇壮烈，名气很大，全国人民都拥护。但是你们到福建、江西来打红军，确实不应该，这里的老百姓都反对你们。
“你们不要怕，红军优待俘虏，想回家的，发给路费，想革命的，就留下来当红军，我们欢迎。”我反复地讲道理，以开导他们。
这批俘虏，经我们一路上的宣传教育，终于有80多人自愿留下来参加红军，并很快地补充到部队。
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我入伍以来，基本上是干红军的宣传工作。部队打到哪里，我们就把宣传工作做到哪里。写标语，画漫画，讲革命，唱山歌，演节目，特别是红军歌曲，我会唱30多首。在连城，我学会了做地方工作，学会了调查研究，写出了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政权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有分析有研究，受到上级的表扬。这也是我的一个成功尝试。
根据军人誓词和共青团章程，我们都坚持每周六劳动日制度。在苏区，我们帮助军烈属耕田、收割粮食。在白区行动时，帮助贫农和困难户搞些生产劳动，把打土豪、地主的粮食分给他们，挑粮上门。在长汀十里铺的半年时间里，我带领全班12人，与12户军烈属挂钩，坚持为她们挑水、砍柴、种菜、养猪、耙草、积肥等，几乎样样农活都干。我们的这一活动，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赞扬。
第四，《古田会议决议》冲破了重重叠叠的乌云，光芒四射。
1929年12月底，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当时，红军基本上是由农民、游民和参加起义的国民党军队组成的，都或多或少的带有农民意识和旧军队的思想作风，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打骂体罚和枪毙逃兵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就同流寇一样，根本承担不起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任务。为了迫切地解决这样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毛泽东亲手起草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一具有决定意义和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虽然才开了短短几天，却解决了红军的命运、前途的大问题。《古田会议决议》，完完全全地置红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引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创造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它同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融为一体，担当起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无比伟大的任务。
我一参军，就学习《古田会议决议》，行军、打仗都离不开它，几乎成了我工作上的法宝，其指导思想始终指引着我向前……1934年元旦过后，上级决定学习成绩优异的同学提前毕业。14日，我同张花南等同志奉命到红九团报到。出发前，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杨英专门找我去，很严肃地说：“红九团需要配一名有经验的地方工作干部，你人伍后长期从事宣传工作，政治表现好，经验丰富，而且在训练队进步很快，政治、军事、文化成绩都是第一名，又熟悉当地的情况你担任这项工作很适合。军区政治部研究决定，任命你为红九团地方工作干事。同时，我们党委和学校党总支同意你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浑身的血液在奔流、沸腾，庄严地举起右手：服从组织决定，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一切！
时代像大海波涛在奔腾汹涌，在我的革命生涯中，艰苦而又壮丽的一页展开了。 (责任编辑：苏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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