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晚年的情感语录(2)

　　怕我不开心吗?我要看到对我的批评

　　文革初起时,宋庆龄对这场“新的革命”还抱有幻想,“尽了最大的努力去理解”。她曾希望看到对她的批评,也想改掉不好的作风。她给从前的秘书罗书章写信说:“请你把红卫兵对我的大宇报借给我看……因为上次你借给我看的没有包括在内,你怕我不开心吗,我要看到对我的批评,如果我有不对的地方,我要知道,以便改掉不好的作风。如果不知道,怎么改呢?”

　　在宋庆龄遭到种种流言和压力期间,毛泽东曾亲自派江青登门拜访,向宋解释这场“新的革命”。当时的江青,已是“中央文革首长”。她“完全采取了一副教育的口吻,把红卫兵捧上了天”,当听到宋说“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的话时,她的脸立刻沉了下来。但随着红卫兵造反狂潮的肆无忌惮,宋庆龄越来越难以理解,陷入了困惑之中。北京的红卫兵运动,很快把矛头指向了“出身剥削阶级,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的宋庆龄,并准备冲击她的寓所。在周总理的极力保护下,红卫兵才没有冲进宋宅。周恩来还下令对宋宅增派了警卫力量,加强保护。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小将”在宋府实施“革命”,他们斥责宋庆龄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让她在家养花喂鸽,还勒令她剪去几十年的传统发式。宋庆龄并没有屈从,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国妇女,就是要梳自己的发式。”

　　文革“破四旧”中对宋庆龄刺激最深的,就是上海红卫兵“砸烂了她父母在万国公墓的墓地”的野蛮之举。他们推倒石碑,把墓中骸骨挖掘出来,野蛮地实行“暴尸”。当墓地遭破坏的照片从上海寄到北京时,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看到她精神上支持不住而痛哭起来。廖梦醒把这些照片寄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立即下令上海有关部门将宋墓修复,并将修复后的照片寄给宋庆龄。宋庆龄看了照片后才稍感宽慰地说:“祖宗总算有个地方蹲了。”但那时墓碑并没有全部照原样修复。原来的墓碑上列有六个子女的名字,只保留了宋庆龄一人的名字。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又将墓碑重新复原。

　　宋庆龄虽因最高当局的保护,免遭人身劫难,但是她的许多亲友却在劫难逃。她的表弟倪吉士被诬为“国际三K党”,打为专政对象,全家被赶到一间小屋,每月只发15元的生活费。宋庆龄虽然尽力送钱、衣服、药品,接济他们,但在那风霜雪打的岁月里,他们的生活依然艰难。 宋庆龄的表妹倪吉贞遭遇更悲惨。她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精通英语,富于教养。宋庆龄非常喜欢这个表妹,见她一直独身曾想邀她来做秘书,陪伴自己度过晚年。不料文革突起,倪吉贞一下被打成“管制分子”,扫地出门,强制劳动。倪吉贞不堪凌辱,于1968年被迫跳楼自杀。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宋庆龄手中没有实权,但还能设法从蒋介石的手中,保护和营救出许多革命者和进步人土。而现在,她是堂堂的国家副主席,却无法保护一个无辜而柔弱的表妹。面对亲友的惨境,宋庆龄感到悲愤交加,羞愧难容。她常常气得吃不下饭,或大病一场,严重损害了身体健康。

　　“文革”中的宋庆龄,心情十分抑郁,百思不得其解。她只能保持沉默,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连为解除她晚年的孤独,而经常陪伴她在楼下餐厅一起用餐的老友黎沛华和秘书刘一庸,也因受到种种毁谤而不得不悄然离去。宋庆龄从此就经常在卧室的小圆桌上用饭,很少下楼了,一般情况下,几乎足不出户。

　　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

　　“幽居”中的宋庆龄,尽管被冷落,被另眼看待,但她仍不顾自己的处境,尽力去关心老朋友、老战友的安危,帮助他们解除危难。

　　在故居的展室里,陈列了一份证明信。那是1968年,宋庆龄顶着压力,担着风险,为久居中国的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写的证明。她说:“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做出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者……”

　　路易·艾黎曾十分感激地说:“孙夫人宋庆龄在‘文革’中,亲笔为我写了一份证明书,使我免遭怀疑和迫害,也使我的家人得到了保护……”

　　对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致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他的家人,宋庆龄更是表示了极大的同情。据宋庆龄解放初期的秘书罗叔章回忆,在全国刚掀起打倒刘少奇的高潮中,宋庆龄常请罗到她寓所来说说话,她曾疑惑地问罗:“原来是伟大的革命家,突然变成了反革命,有这样的怪事,对刘少奇这样的老革命家,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呢,”有一天,她坐车外出时,看到满街的大字报和“造反有理”的大标语,不禁口中默语:“造反,还有理,”看到一些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口号,她的脸上也表现出不解和疑虑。

　　1966年12月底,刘少奇全家已处于逆境。出乎意料的是,他们仍收到了宋庆龄送给几个孩子的贺年片、日记本和糖果,一切与往年一样。这是对他们全家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无声抗议,是对受害者的最珍贵的同情和支持。刘少奇全家看着那熟悉刚劲的笔体和无比亲切的“宋妈妈”的签名,犹如荒漠中看到了一口甘泉,感到温暖和慰藉。

　　1967年后,刘少奇和他一家受到了更严重的迫害和摧残,全家被逐出中南海,弄得妻离子散,天各一方。孩子们千方百汁打听父母的下落。万般无奈,他们只好给宋妈妈写信。宋庆龄不怕担风险,立即把信转给了毛泽东。同时,又尽她所能,努力保护孩子们的安全,照顾他们的生活,鼓励他们好好学习。

　　1972年,孩子们终于获准到监狱里探望母亲,王光美见到孩子们的精神面貌很好,知道是宋庆龄关怀着他们时,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她深深感到“庆龄同志又一次在我们心中成为伟大人民的象征”。直到1976年,宋庆龄还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南长街,给住在那里的刘少奇的子女转送物品。 (责任编辑：依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