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恩来临终都放不下的“伍豪事件”说到张冲

　　周恩来临终时都放不下的“伍豪事件”，即张冲一手炮制

　　“伍豪事件”是周恩来临终前都放心不下的一件事。所谓“伍豪事件”指：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的一些报纸，如《时报》、《新闻报》、《时事日报》、《申报》，都不约而同地刊登了一则令人惊诧的所谓“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启事”。“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之一，国民党特务机关蓄意制造这样一起陷害事件，目的无非是败坏共产党的名誉，离间共产党内部的关系。事实上，也确实给周恩来同志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使周临终都不能释怀。这则“启事”的炮制者就是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调查科总干事张冲。

　　张冲生于1903年，1923年加入国民党。1929年，由同乡同学萧铮、郑亦同等引荐，始受知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先后担任国民党哈尔滨党部特派员、天津市党部委员、南京特别市党部书记长等职。张冲熟谙俄语，又通晓苏联事务和党务，深得陈氏兄弟器重。上世纪30年代初，他又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总干事，主管情报事务。张冲利用特务机关的权势与金钱迫使这几家报纸一律登出了这则纯属子虚乌有的政治谣言，制造共产党内部矛盾。

　　出于民族大义，为国共合作计，刊启事再次寻找“伍豪”

　　1936年4月的一天，上海《申报》忽然又刊出一则醒目的寻找“伍豪”的启事，要求被寻者见报后务必于6月6日去上海北口川路新亚酒店某号房间，与落款者一晤，谓有要事相商。这则“寻人启事”仍然出自张冲之手，但却不是故伎重演，而是出于民族大义，是为国共合作计，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了。

　　1935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为团结抗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首次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国共两党关系有所松动，秘密交往有所增多，而张冲本人思想也有所变化。《申报》的启事登出后，张冲便派员昼夜守候在这家酒店的房间里。鉴于几年前的教训，我党经慎重考察，几经曲折，终于由潘汉年出面与张冲联系上，商谈了有关国共合作的问题，取得了一定的谅解。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在周恩来等中共代表的斡旋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国共合作有了新的转机。张冲则日益受到蒋介石的重视，脱离了“调查统计”工作，这位国民党最年轻的中央执委奔走其间，穿针引线，成为代表国民党蒋介石同延安及莫斯科秘密联络的专使。自1937年2月到1937年9月，国共共举行了6次正式谈判，历时7个月，其中周恩来与张冲进行过几十次会晤磋商与正式会谈，终于扫除了重重障碍，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既不满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又必须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中共代表周旋

　　1939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已同意周恩来北返延安，但当周恩来到重庆珊瑚坝机场时，检查人员却借故刁难，要他出示离境证件，否则不准离开重庆。双方争执之时，适逢张冲到机场为周恩来送行。张冲眼见情况有异，立即驱车赶到蒋介石侍从室，找到侍从室主任贺耀祖，一起去见蒋介石，取到蒋介石手令后，又亲自送往机场，直至周恩来上飞机才放心。事后，张冲愤愤地说：“这是顽固分子在捣乱，蓄意制造国共分裂！”

　　1941年1月初，国民党悍然发动了“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举世为之震惊。张冲闻讯，痛心疾首地对部下说：“生死存亡之时，还做这等兄弟相煎之事，可耻！可悲！”1月18日，《新华日报》营业部主任涂国林被特务拘捕，周恩来当即通过张冲迫使当局将人放回。2月中旬的一天，《新华日报》发行部又遭破坏，张冲亲自陪同周恩来赶赴现场交涉。我党干部陈家康（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送张冲上车回家时，张冲问陈家康对近日之事作何想法。陈家康说：“成功，是国家民族之福；不成功，

　　坚持到死不变。”张冲听后喟然长叹：“我死必在君先！”这一时期，张冲的处境艰难,他既不满于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想极力弥合两党裂痕；却又必须不折不扣地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周旋。己所不欲者而为之，矛盾而又痛苦的心情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