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流亡海外十年之谜

叶挺

　　曾被毛泽东当面赞誉为“共产党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的叶挺将军，在参加和指挥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就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告别了轰轰烈烈的国内革命战争舞台，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本文作了详尽的披露。

　　受到批评

　　广州起义失败后，1928年初，在李立三的实际主持下，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会议，专门总结和检查关于广州起义的问题。广州起义的一些领导人也参加了会议。李立三没有参加过广州起义，对起义的情况也没有作认真的了解与研究，就把这次起义说得一无是处。他不符合事实地批评这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省领导及起义领导人犯了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等等。会上，不少人表示不同意他的意见，但是李立三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看法，同时还采取了惩罚措施，对起义领导人都给予了各种处分，“任红军总司令职务”的叶挺因“表示消极，应予以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

　　会后，李立三把处分决定上报给中共中央。但是，中央对李立三的做法给予了批评，认为他这种惩罚主义的做法是不慎重的，要求广东省委重新作出结论。广东省委后来重新作出决议，撤销了原来的处分决定。

　　此时，由于共产党在香港的一些机关接连遭到破坏，香港当局应国民党政府的要求，在香港加紧搜捕共产党人。因起义失败而撤退到香港的叶挺更是成为他们抓捕的重点对象。经组织同意，1928年初，叶挺离开香港，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山区亲友处躲避一下风头。

　　到达马来西亚后的一天，当地一名流氓突然闯进叶挺的住处，向他勒索钱款，并声称如不答应的话，就要向当局告密。叶挺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镇静地回答说：“你要钱没有问题。请坐一会，我进去取款给你。”那流氓信以为真，在外面坐着等候。叶挺走到屋后，扒开篱笆，机智地跑上了山。

　　4、5月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已经开始。叶挺接到党中央和关心他的一些同志的通知，要他到苏联去休养治病，同时讨论广州起义的问题。叶挺感到了新的希望，在他从南洋回香港之后不久，便搭乘远洋轮船，取道日本准备转赴苏联。

　　日本人情报灵通。叶挺刚到东京，当地新闻媒介便将他的行踪作为热门消息，争相刊登出来。事情传到香港，又成了港澳报纸的头版要闻。

　　在香港的广东省委和住在澳门的叶夫人李秀文看到这些消息，又得知叶挺落脚的东京基督教青年会里，同时住着薛岳的弟弟等“右”字号的人物，于是都为叶挺的人身安全担心起来。李秀文想出一句“祖父病重宜速去”的暗语，用电报拍给叶挺，要他离开日本;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也找到叶挺岳父李少村先生，让他迅速赶往日本，通知叶挺立即转移。

　　接到通知的叶挺迅速离开日本，到了苏联的海参崴。他找到了当时正在海参崴工作的肖三，就国内的革命情况及当前形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叶挺还详细地向他介绍了广州起义的经过和经验教训等。肖三十分敬重叶挺，内心感到他“英姿勃勃”，“刚毅、寡言，一派儒雅和俊杰气概”，是这次广州起义“自始至终的积极参加者和忠勇战士”。

　　王明无理攻击

　　6月间，叶挺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要他赶到苏联莫斯科去。在莫斯科，他结合自己在广州起义的亲身经历与体会，给党组织写了一份关于广州起义经验教训的报告，认为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时候，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是很难取得彻底胜利的。对在起义举行后，由于敌众我寡，起义部队不能死守广州，而应及时撤离，转移到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这一问题，叶挺在报告中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这时，中国共产党的“六大”正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成立了以苏兆征为召集人的“广州暴动委员会”，对广州起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在大会上，叶挺的报告受到了米夫、王明(陈绍禹)集团的严厉批评与无情打击。王明等人并没有认真研究过叶挺所写的报告，更没有认真听取叶挺的申明，仅凭个人主观臆测，就无理斥骂和攻击叶挺，毫无根据地斥责他“政治动摇”。在王明一伙的影响下，共产国际也没有人理睬叶挺。

　　当时，莫斯科东方大学打算邀请叶挺前往作关于广州起义问题的报告。共产国际知道后马上进行干预，不让叶挺去作报告。广州起义时，王明根本不在场，但他却把自己装扮成广州起义问题“权威”的样子，主观武断地编造了一篇洋洋数万言的《广东暴动纪实》，毫无根据地攻击叶挺“于暴动前六小时始由香港到广州”，责骂叶挺“对于军事计划不甚熟悉，遂致表示出消极怠工”，等等。这篇文章特别对叶挺在起义中提出的及时将起义部队转移到农村去的正确主张进行了荒唐的批判。

　　对于这些不符合事实的无理指责，叶挺感到极其的苦闷和彷徨，国内暂时是不能回去了，南京政府还在通缉他这个“反叛要犯”。不要说是内地，即便是澳门、香港那些地方也无法安身，况且回到那里也无事可做。大革命失败之后，不少有志之士前往欧洲考察，其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叶挺决定步他们的后尘。下了这个决心以后，他便独自离开莫斯科，离开党组织，开始了艰苦漫长的漂泊生活。他的第一站选择了自己年少时就梦想要去的地方———德国。从此，叶挺在海外度过了十载的流亡生活。

　　关于这次出走，叶挺在抗战时期曾多次表示这是他“一生的遗憾”。1946年他重新加入共产党时也说过：“那时党内清算中国革命失败的问题，我觉得有些脱离事实。同时因失败情绪的影响，与国民党、共产党都脱离了关系。”

　　后来，叶挺曾一再抱着自我批判的态度向别人谈起脱党这件事情的教训：“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可耻!”“干革命不容易的。革命路上，随时都会碰上艰难危险，会有挫折和失败，但是，要干就要干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刀放在脖颈子上，也要把革命继续干下去!”

　　但是，实践证明，当时对于叶挺的无情指责与打击，是完全错误的。周恩来后来曾就此强调指出：“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流亡中得到宋庆龄帮助

　　叶挺的流亡生活，前段时问主要是在德国和法国度过的。这其间，他的经济来源异常困难，生活十分清贫，不时要出外做些短工，帮老板打零工，秋天就去乡下帮人在果园里采摘果子，这样才能赚些钱来维持生活。

　　20世纪20年代初，叶挺曾经担任过护卫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工作，任警卫团营长;陈炯明叛乱时，叶挺殊死奋战，奋不顾身地掩护过宋庆龄脱险。宋庆龄对此一直铭记在心，叶挺开始流亡后，她十分关心叶挺的处境。当时宋庆龄在苏联，当她听说叶挺的日子比较因难，曾主动寄钱接济他。1929年5月，宋庆龄从苏联途经柏林回国时，特意抽空与叶挺见面，对他的情况十分关心，这使叶挺十分感激。

　　刚到德国时的叶挺十分消沉，甚至打算从此再不涉足政治，放弃曾经引为骄傲的军事专长，转而从事德文著作的翻译和著述，以此为国家做些贡献，同时作为谋生手段。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叶挺在柏林加入了德国的一个提倡素食的流派，和一些失意者们一样，吃起素来，大有超脱尘世、修身养性之意。

　　不久，在莫斯科参加了党的“六大”，又参加共产国际的“六大”的周恩来取道欧洲回国，在柏林看到了叶挺，严肃而诚挚地与他交谈，讲了好多道理和形势，最后批评他：“总不能放弃革命不干。”周恩来的这番话加上知识阅历的积累，叶挺终于明白要打破旧的秩序建立新的国家，不论在中国在外国，都不会一蹴而就，而必须经过多次失败和牺牲，才能获得成功。叶挺也明白了干革命不能只承认成功、不承认失败这个道理。尤其在遭遇不公平对待的时候，既不能意气用事，更不能消极沉沦，否则必将一事无成。

　　叶挺思想上的这种变化，给他的国外考察研究增添了新的动力，使他又重新关心起祖国的革命事业，并主动与当时正在德国的廖承志等人来往。国民党知悉叶挺流亡德国，也曾利用各种关系利诱他回国为其服务。叶挺“不同意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也不同意它屠杀共产党人和取缔共产党的政策”，对国民党的利诱断然拒绝。

　　叶挺在海外期间，在生活相当困难的情况下，还经常到图书馆等处翻阅报刊资料。德国军队当时被称为世界最强大的陆军，所以叶挺特别加以考察，进一步学习新的军事科学，掌握有关工兵等方面的知识，研究爆破技术，准备日后有机会时再返回祖国大显身手。

　　回祖国投身抗战

　　“九一八”事变不久，叶挺再也按捺不住对苦难祖国的思念之情，决定立即回国，参加抗日救国斗争。

　　1932年秋天，叶挺偕夫人李秀文和一岁多的二儿子正明，离开德国，回到澳门。初到澳门后的日子依然相当清贫，要靠一些老朋友接济，以及靠借债或典当才能过日，但这并没有减少叶挺一家的生活乐趣。叶挺夫妇相处得很好，互相体贴、勉励。

　　叶挺十分疼爱自己的孩子，平日对孩子们从不轻易发火，而是言传身教，耐心教育他们，向他们讲解做人的道理，启发他们要勤奋读书，不怕困难;要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的命运。他有时还注意让孩子们独立处理一些事情，锻炼他们的办事能力。空闲时，他便带领孩子们外出旅行游玩，一家人相处得很好，家里充满了欢乐。

　　叶挺一直没有放弃与党的联系。1933年春，叶挺写信给当年南昌起义的战友、正在上海做地下党工作的阳翰笙，希望他从上海来澳门看看自己，自己有很多心里话想要与他倾诉。

　　共产党十分重视叶挺的情况及要求，由于斗争紧张，阳翰笙无法离开，便委派张云逸前往港澳，与叶挺取得了联系。以后，党组织又派了郑德来往于澳门与香港之间，与叶挺保持联络。1935年至1936年间，宣侠父奉共产党的命令，在香港从事党的工作。叶挺有时亦从澳门专程到香港，主动找宣侠父等人反映自己的情况及想法。

　　1933年秋冬，蔡廷锴、蒋光鼐和陈铭枢等联合了国民党中的李济深、陈友仁等主张抗日的反蒋力量，在福州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蔡廷锴、蒋光鼐等与叶挺过去在粤军及第四军中共过事，而且都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他们敬仰叶挺，因此派人到澳门找到叶挺，邀请他前往福建共事，叶挺欣然应允。

　　1933年11月间，叶挺离开澳门前往福州，受到了蔡廷锴、蒋光鼐等人的热烈欢迎。在福州期间，叶挺住在蒋光鼐的家中，协助蔡、蒋等进行福建事变的筹划工作。

　　但是由于蔡、蒋等人的局限再加上蒋介石的重兵围攻，福建人民政府存在两个月后，于1934年1月宣告失败。叶挺也于此时离开福建，返回澳门。

　　叶挺返回澳门后不久，再次赴香港，加入了李济深、陈铭枢等组织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担任同盟的军委会委员。同盟以反蒋抗日(后改为促蒋抗日)为宗旨。

　　担任新四军军长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再次合作。7月间，周恩来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途经上海。他和叶挺从1928年在柏林分手，已有10年没见面了。借着这个机会，由潘汉年安排，他们见了一面。要谈的话很多，但周恩来时间很紧，只简短地告诉叶挺：当前他正和蒋介石谈判红军部队的改编问题，待这一任务解决之后，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问题，将会提上议事日程，他希望叶挺能够参加这支部队的改编工作。为此，周恩来示意叶挺可在适当的时候向陈诚、张发奎等表示一下自己愿意领导这支部队，借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后，叶挺找到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向他表明希望参加改编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并建议成立一支名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正规部队共同抗日。陈诚听了表示同意，答应由他出面向蒋介石疏通。蒋介石迫于上海危急、南京朝不保夕的严峻形势，采纳陈诚的保荐，再一次被动地接受了我党提出的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合编为一个军的改编方案。9月28日，在没有征得中国共产党同意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发出通报，宣布“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提议改编后的部队称为新四军，意在表示继承北伐战争“老四军”的优良传统和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这一点蒋介石也接受了。

　　蒋介石实际上是企图在冠冕堂皇的“团结抗战”的旗号下，通过对我军的控制、削弱，达到最后消灭我军的目的。他那样痛快点头并抢先任命叶挺当这个军的军长，就是想借助叶挺的手，或者把这支部队改造成国民党的军队，或者把它送上前线，借日寇将它消灭。

　　鉴于这种复杂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在没有充分了解叶挺对我党的路线政策持何种态度之前，并未简单予以肯定，而是相当慎重地与周恩来保持联系，查询“恩来与叶挺究竟谈了些什么”，多次致电秦邦宪和叶剑英，告以“叶挺是否能为军长，待你们提出保证”，并决定请“叶挺来延安商谈”之后“再行决定”。

　　叶挺也深知情况复杂，向在南京的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等表示，他理解党中央的慎重处理方针，并郑重声明，他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战略，完全接受党的领导，愿意到延安去与中央负责同志当面商谈。他还表示，如党中央不赞成他做军长，他仍可辞职。

　　10月下旬，叶挺离开南京，途经武汉、西安，来到延安。在延安，毛泽东等亲自迎接他，为他设宴接风，多次进行广泛交谈，并陪他到抗大、党校等地观光。

　　叶挺对他在大革命失败之后走过的这段曲折道路作了自我解剖，再次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坦诚直率，溢于言表。毛泽东对叶挺在北伐战争中和南昌、广州起义中建立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评价，对他充分理解我党的路线政策和愿意与我党共同抗日的坚定决心表示热烈欢迎。他们的谈话开诚布公，真挚恳切，对于抗战的发展趋势、独立自主原则、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敌后根据地等重大问题，都有详尽的探讨，并相互取得了充分的理解和信任。他们还谈了新四军的组建问题。

　　交谈结束后，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在抗大礼堂举行了一次欢迎叶挺的干部大会，正式宣布了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