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为何称曾李不如左宗棠：左新疆平叛功不可没

        王震常自称“大老粗”，人们提起他也往往想到他作战勇猛、行事果断的一面，却疏于了解他爱读书特别是从历史书中汲取智慧的另一面。
        1949年10月6日至8日，王震和彭德怀、许光达、甘泗淇一起在酒泉同陶峙岳、郝家骏、彭铭鼎、曾震五举行会谈，商讨人民解放军进疆、起义部队改编等事宜以及中共新疆省委、新疆省政府、省军区等机构的组建问题。王震带领部队提前几天到了酒泉。酒泉古称肃州，是河西走廊上的古代名城。刚一到达，王震不顾鞍马劳顿，便令人找来大量历史典籍，认真翻阅起来。王震特地对汉代的张骞、班超出使和经略西域、唐玄奘西土取经，以及近代的左宗棠率部进疆的路线，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究。显然，王震此举是为了与国民党起义将领就解放军入疆和建设新新疆问题进行会谈做准备。
        其实，早在解放西安的时候，王震就开始收集有关边疆政治、军事、地理、历史、宗教、民族、农业、水利等各种书籍和历史资料，在进军途中反复阅读。他的住处，床上、床下、窗台上、桌子上，到处都堆满了书，其中不乏平时不多见的古籍，如清代徐松撰写的《西域水道记》、俞浩撰写的《西域考古录》，以及《新疆私议》、《新疆识略》、《新疆图志》等，这些书籍有的因年代久远缺卷缺页，但偶得一见，他也颇觉欣慰。他从仅残存一卷的《新疆私议》一书中获益匪浅。此书列举了汉代以来经营西域的史例，论证了新疆安定对我国国防和领土统一的重大意义；针对1827年清政府平定新疆叛乱后的局势，提出加强军政建设，慎重处理民族关系，以及探明当地水道、开发水利、实行屯田、发展边疆经济和巩固国防等主张。书中记载的这些历史经验，对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王震开发新疆、建设新疆的战略方针，起到了重要的资鉴作用。
        王震在读史的同时，往往对历史上的人和事作出自己的评价，其中不乏有深度、有创见的观点。例如，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对左宗棠作过如下评价：“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设想。”“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力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他回忆说，解放初期，我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宗棠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还能看到当年种的“左公柳”。走那条路非常艰苦，可以想象，当年走那条路就更艰苦了。他还指出：“办洋务的人也有所不同，有些是爱国的，有些是卖国的。像曾国藩、李鸿章，就不能和左宗棠相提并论。”原因是曾国藩、李鸿章是丧权辱国的，而左宗棠在福建办船政局，在甘肃办织呢厂，在新疆的屯田，客观上还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左宗棠一生有功有过，收复新疆的功劳不可泯灭”。王震对左宗棠能作出如此客观细致的分析，是与他认真研读历史并注意从中汲取历史经验是分不开的。
        老一辈革命家们读书经历虽不尽相同、各具特色，却都充满着智慧，给人以启迪。任弼时将读报看作开启民智的重要途径，说明读书之于国家民族的重要性；叶剑英仅以“抓”、“挤”、“偷”三字就巧妙化解了读书与工作、休息之间矛盾的难题，说明读书时间不是没有，关键是有没有读书的恒心和毅力；刘伯承一生钻研军事学一门学问，说明博览群书固然很有必要，但专于一门、学有所长也很重要；王震戎马倥偬，却不忘认真读史，且能鉴史知今，亦令人钦佩。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读书能增加智慧，读书要读好也需要智慧。毛泽东曾说：读史是智慧的事。读史，读任何书都是智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