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农家和松毛岭战地的特殊情缘--访连城县宣和乡黄沙村村民黄润通

　　2012年深秋，笔者专程来到松毛岭寻访战地遗址，巧遇至今还独家住在松毛岭的连城县宣和乡黄沙村村民黄润通。年近七旬的黄润通回忆祖父和父亲当年为参战红军服务并因此招来杀身之祸的往事，一段不为人知的光荣而辛酸的家史，揭示了这个普通农家和松毛岭战地的特殊情缘。

　　我们跟随黄润通一路登山，来到已经成为无人村的郭公寨，这里居于两山之间的凹部，是战地指挥所的最佳位置。由于多年没再住人，黄家世代居住的老屋显得一片破败和荒凉。只有老屋木板门墙上，一个个密密麻麻的弹洞，似乎在告诉我们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朴实憨厚的黄润通只有上过一年学，不善言词，但回忆父亲郑重相传的话语时，他的思维和语言却是异常地清晰。

　　“我们黄家从开基祖黄永远同公开始，世代居住在郭公寨，到我儿子这一代算是第六代人。郭公寨原来有7户人家，90多口人，因为生活条件恶劣，先后到搬迁到山下15华里外的黄沙村了。1934年红军来到郭公寨时，村里除了一座老祠堂，就只有我们一家了。我18岁那年，父亲对我说，你已经成人了，现在我把家里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你，你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

　　1934年农历7月下旬，正是割中稻的时节。有一天，郭公寨来了10几个红军，父亲和爷爷商量，不管来的是什么人，我们都不能走，我们祖上在这里住了好几代人了，家里的猪、牛、稻谷都在这里，一走就什么都没有了。23日的早上5点到8点，郭公寨突然来了许多红军。先来的红军有的挖战壕，有的接电线，有的煮粥做饭，郭公寨一下子热闹了起来。我们附近村庄有个叫桂林嬷的，她也曾经对我，那天她正好在郭公寨对面的七岭高地砍柴火，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么多的红军上山来，山路都快被踩平了。她索性柴火也不砍了，停下来看了一天的热闹。她看到到处都是红军在堆火堆做饭吃，和我父亲讲的情形一模一样。

　　第二天早上，领头的红军大官安排人员到每个山头去勘察地形，出发的红军每个人背着一个米袋，里面装着玉米、小米等干粮。从郭公寨到七岭有10多里山路，原来路很小，很少有人走，红军把路劈宽了，每天都从这条路上出去勘察地形、上山挖壕沟。有一天，红军让我父亲带路，领了40多个人去山上看地形。家里还有20多个人，整天在打电话询问到了哪个山头，海拔多少，地形地貌如何，几个领头的带着一些人在画地图。红军在各个山头上挖了很多壕沟，大概有一人多高，两三米宽。山头上红军搭了一个指挥所，用大树干搭框架，上面铺了树枝和石头、泥土，距离郭公寨2里路有个砖瓦厂，红军把全部砖瓦都买来了，用来盖指挥所，

　　我们家租种了吴家坊地主的田，红军一来，父亲和爷爷正发愁怕耽误了割稻子，有个红军干部对他们说，老乡不要着急，我们会帮助你割稻子。在红军的帮助下，我们家的稻子5天之内就全部割完，晒干后装了满满的一仓，大概有8000多斤谷子。得到红军的帮助，我们认定红军不会欺负穷人，全家非常高兴，和红军的感情也亲近了很多。第5天，外出勘察地形的红军陆续都回到了郭公寨。第6、7天，各个基层单位的干部来到山头上的指挥所开会，看到大家脸上的表情很严肃，我们预感到会有大事发生了。”

　　朴实的黄家人没有想到红军的到来对于他们是福是祸，他们像传统的闽西客家人一样，把红军当作远道而来的客人热情招待。一段时间的相处，黄家人由开始的紧张害怕到后来和红军战士水乳交融亲如一家，这支劳苦大众组成的军队就这样不知不觉走进了他们的心里。

　　接下来的情况是黄家所有人没有想到的，偏僻闭塞的郭公寨会来那么多日后蜚声遐迩的大人物。更没想到，从此全家就和红军结下了不解之缘，而爷爷黄景潮也因此被反动民团毒打致死。

　　父亲告诉我说，在郭公寨指挥所出入的大约有17个人，经常听到有人叫聂荣臻、朱德的名字，其他的都称呼“老X”。有个叫“老林”的，年纪看上去20多岁，什么事都要管。不管哪个方向有战斗情况，他都要前沿部队及时报告。有一次，一个前沿部队汇报情况不准时，老林当场跳了起来：“你们要不要对我们负责?”指挥所里的人员上厕所都要向老林请假，没有请假的也会被老林骂，老林骂人的时候很严厉，后来我们才知道“老林”就是林彪。

　　红军上山后，我们家本来就有10来口人，加上红军指挥所的17个人，二、三十人人吃喝拉撒都在山上。红军讲卫生，为了方便，特地砍来木头，钉上长长的铁马钉，在郭公寨指挥所护坡下搭了一排吊脚楼，楼下再挖厕所，这样就能挡雨。厕所距离指挥所20多米，现在这些遗址都还在。刚开始，红军还有专门运粮的队伍，从朋口、文坊、中复一带不断挑米上山，每个人挑着七、八十斤重的粮食，山路难行，穿烂的草鞋沿路到处都是。后来，上山来的红军越来越多，红军买来的粮食很快就吃光了。国民党军队占领朋口后，红军的粮食供应就更困难了。父亲说红军在山上前后大概73天，有50多天没有粮食。先是有粥吃没有菜，连很多粘液、难吃得要命的山苍子也拿来做菜，后来粥和菜也没得吃。没有吃的，红军就吃山上的野菜。野菜吃完了就吃树叶，凡是没有毒的树叶，比如冬青树、枪子树的树叶都吃光了。父亲和爷爷说，从来没有看到这么能吃苦的军队。

　　父亲说郭公寨的红军大概有20几口锅，都是两边有拉手的行军锅，红军吃得很省，一口大锅一般都是两桶水，5斤碎米，粥稀得能看见人影。战斗打响时，就轮到我爷爷和父亲帮忙做饭，我父亲就会多放些米煮干饭，做好了挑到升旗坪、猪鬃岭、唐牯脑等山头的阵地上。挑饭的一组有5、6个人，包括我的爷爷和父亲和其他几个红军。红军考虑得很周到，白天更危险一般都是红军送饭，晚上大多是我父亲和爷爷送饭，相对安全一些。饭送到山头上，往往饭挑子一放下，就被饥饿的战士“抢光”了。郭公寨以外的山头，红军吃得更差，没有工具就砍毛竹用竹筒舂碎谷粒，经常吃带谷壳的稀粥。

　　1934年的9月份，红军就基本断粮了，连树叶也没得吃了。红军只好向我们家借粮食，爷爷和父亲二话没说，给!红军给我们家写了借谷条，说是日后得势了要还给我们。我们家的上厅、吊脚楼一共有三座砻，还有一架风车、一座舂，同时开工，整整砻了4天，才把一仓谷子全砻成了米。可是米也很快就吃完了，红军没办法，又提出向我们家借猪和牛，猪和牛在当时我们这样的家庭，就是最大的财富了，也是一家人生活最基本的靠山啊。爷爷和父亲商量后，爷爷还是那句话，支援!

　　我们特地从山下请来屠夫，在一棵枣树下杀猪，猪放血后摊在门板上，开水烫，拔毛，杀好后，猪头给屠夫抵了工钱，猪肉由五、六个红军用刀割分配给各个部队。爷爷把牛牵给了红军，就不敢看，红着眼睛走开了，那可是他的命根子啊，还好还有两头小牛留下来耕地。屠夫用斧子砸在牛头上，牛一下子跪倒在地，轰地一声四脚朝天，牛皮剥下来后，牛肉也分配给了各个部队。

　　红军在郭公寨秋毫无犯，有礼有节，吃苦耐劳，感动了黄家人，以至于黄家几乎倾尽所有支援红军。不幸的是，红军撤退后，留给黄家的借谷条、借猪牛的条子，被进攻松毛岭的国民党军队搜出来了，爷爷黄景潮被抓走遭到严刑拷打，奄奄一息，几天后抬回郭公寨吐血身亡。年仅55岁的爷爷含恨而去，32岁的父亲黄金比随后参加了当地红军游击队，落实政策后享受民政补助，直到83岁高龄去世。临终前特地交代黄润通：“不要离开松毛岭、郭公寨，总有一天，共产党会回报我们家的……”

　　松毛岭战役被党史军史誉为“中央苏区最后一次大战”，是一次经典的立体攻防战，也是一次实力对比悬殊的战役，兵力和装备都处于绝对劣势的红军，以血肉之躯英勇抗击拥有飞机大炮的10万国民党军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终于达到了战役的目的。

　　父亲说红军先后在松毛岭山上70多天，小战经常有，大战是最后的七天七夜。郭公寨在松毛岭的半山腰，寨顶上有个升旗坪，有白军打来了，红旗就升起来了。白军没来，就升四方旗。山上风大，风吹旗子哗哗响。松毛岭的几个山头，金华山、七岭、猪鬃岭都有升旗，远远看去很好看。在红军修筑工事的山头，原来都是树林很茂密的地方，几个人合抱的松树、柞树、杉树都是都是。为了打仗需要，阵地周围的小树都被砍掉了，用来搭建工事。大树就留着，可以当掩护。

　　我父亲说红军很能打仗，如果从地面上进攻，白军打不过红军，来一个灭一个，可是白军有飞机大炮，特别是对飞机，红军实在没办法，死伤太多了。刚开始，白军的20多架飞机从朋口方向飞来，朝郭公寨方向轰炸，飞机不炸山谷，专门炸山头，每隔一、二百米就扔一颗炸弹，所以晴天红军都要离开山头的阵地，或者躲进临时挖的防空洞。

　　有一天，飞机飞到郭公寨上方，我父亲正在做饭，听到飞机的声音，房子里的红军都跑出来沿着“S”形的壕沟撤到四处隐蔽。炸弹扔下来，有一颗在距离厨房不到5米地方爆炸，厨房外面的一棵大樟树被炸掉了一大截，现在那截炸掉的枯枝还架在树上，这棵大樟树正好遮住了房子，救了大家的命。在距离房子20多米的地方飞机又扔下来两颗炸弹，差点命中指挥所，留下了两个大土坑现在都还看得见。我们家房子左侧有三堆稻草堆，有一颗炸弹掉进了稻草堆，草堆柔软，炸弹没有爆炸，那棵大樟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飞机轰炸后，我们家的猪牛栏都倒了，吊脚楼也没了，只有枣树还在，厕所的坑窝也还在。

　　父亲说松毛岭战斗非常的惨烈，白军的飞机轰炸，红军战士的皮带、衣服被炸得满天飞，挂在高高低低的树上，牺牲的烈士残肢飞出去二、三十米远，到处都看得见。有一天，我父亲和爷爷从郭公寨送饭到松毛岭主峰唐牯脑，阵地上原来有100多个红军，现在已经没有一个红军会吃饭了，基本都被炸光了。剩下几个没断气的，我父亲和爷爷赶紧帮忙给伤员做人工呼吸。马上砍毛竹，用竹篾条缠担架，担架中间铺上柔软的稻草，当天有9个重伤员被抬到长汀南山的中复村红军野战医院。回到郭公寨后，老林(林彪)问一起抬担架的红军和我爷爷，他们都很清楚地回答：“抬走了9个伤员，其他的全部牺牲了。阵地上被炸平了，壕沟也看不到了，指挥所的地堡也没有了，碎瓦片子到处都是。”

　　白军的大炮杀伤力也很大。我父亲说，有一天白军对七岭高地的红军指挥所开炮，一共至少打了9发炮弹，第7、第8发炮弹命中了目标，整个指挥所都被封掉了，所有的红军指战员全部牺牲，电台也停止了工作。郭公寨指挥所呼叫七岭阵地，没有听到任何回应，老林在指挥所里跳来跳去，连声说七岭完了、七岭完了。七岭的大洞(指挥所)我这些年找了10几次都没有找到，不然我可以在那里给烈士立个碑。猪鬃岭方向有一条长汀通往宣和(现属连城县)的小路，这个方向的红军牺牲也很多，被白军飞机大炮炸死的不计其数，阵地因为对方来回争夺，牺牲的人员都被滚下山谷，密密麻麻地堆在一起。我13岁那年，猪鬃岭火烧山，父母亲带着我去扫草木灰积肥，随便一扫就可以看见一堆零散的尸骨，可以想像当年的战斗是多么激烈。

　　没有亲身经历的黄润通竟然知晓这么多关于松毛岭战役的细节，这完全来自父亲的口耳相传。松毛岭战役给予父亲和黄润通刻骨铭心的记忆，不仅仅因为祖父黄景潮遇难牺牲至今还寂寂无名，更因为这里的山山岭岭掩埋了太多的忠魂烈骨，这些同样无名的人民共和国的奠基者们理应活在后人永远的记忆中。

　　黄润通生育了两男两女，另外又收养了4个弃婴，8个孩子年龄最小的才16岁，全部靠他和妻子项菊香辛苦种地的收入抚养长大，生活非常困难。由于在山上生活非常不便，黄润通一家被迫违背父亲的遗言，离开郭公寨到山下松毛岭隧道南端的施工工棚里居住，生活条件十分简陋，连最基本的生活用电也无法保障，每隔一段时间，年近七旬的老夫妻都要挑着沉重的挑子，去10里外的长汀南山中复村碾米，可是他们依然不愿离开松毛岭。

　　长风浩荡，青山为证。一个世居松毛岭的普通农民家庭，因为特殊的机缘，和参加中央苏区松毛岭保卫战的红军队伍走在了一起，从此，这个家庭就自觉不自觉地背负着一种沉甸甸的责任，也因之保存着一份珍贵的红色记忆，固守着一个执着的虔诚心愿。时光荏苒，风雨无情。这个家庭深情守护的背影，早已融入松毛岭战地的一沟一壕、一草一木，耐人寻味，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