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大将张云逸的爱情故事

　　同时有两位贤惠妻子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位大将中，张云逸是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个：年龄最大(授衔时已63岁)，比毛泽东还大一岁多；工资级别最高，是惟一拿着元帅级别工资的大将；资历最长，参加过同盟会，1926年加入共产党时已是国民革命军的少将参谋长。更让人称道的是，张云逸不仅有着辉煌的革命经历，而且他的婚姻和情感生活也极具传奇色彩。

　　二女共夫———张云逸同时拥有两位贤惠的妻子17岁时，张云逸在广东陆军小学堂里秘密加入革命组织同盟会，成为最年轻的同盟会会员。1914年毕业后被派到部队任连长。不久，他结了婚，妻子王氏是一位十分厚道贤淑的同乡。

　　结婚后，一边是张云逸戎马倥偬，家里难得着边；另一边却是妻子王氏常常忐忑不安，成亲好几年了，她只生养了一个女儿叫张琼，却等不到一个儿子光顾他们的家庭，没有儿子成了妻子的一块心病。旧社会的妇女讲究三从四德，海南岛的妇女尤其为甚，她们认为不能生儿子续香火是最大的不孝和缺憾。因此，王氏自作主张决定给丈夫纳妾。

　　人生旅途上常常出现许多机缘。有一次，王氏带着女儿到理发店剪发时，认识了一位叫韩碧的小同乡。她一打听，原来韩碧出生于海南文昌县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自幼随父母沿街乞讨，尝尽人间疾苦。几年后，父母先后病逝，她便跟着一位远亲离开故土，到广州闯荡。先是在一家工厂当童工，由于不习惯囚笼似的工厂生活，加上听不懂也不会说广东话，苦恼之下，便开始学习理发。她凭着心灵手巧，很快就掌握了一手漂亮的理发技术。于是，她离开工厂到理发店打工去了。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来我往之后，她们觉得很有缘，彼此怎么看着怎么都觉得顺眼，常常无话不谈。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间更加了解了。终于有一天，张云逸的妻子向韩碧倾诉了自己的那块心病，并非常诚恳地要她嫁给张云逸“做小”。

　　韩碧听到这突如其来的请求，十分惊讶和恐慌，她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当时她没有给王氏明确答复。韩碧一直过着飘零动荡的生活，她何尝不希望自己有一个安定的港湾呢?那几天，韩碧一直处在矛盾之中。

　　过了一段时间，王氏又来到理发店找韩碧。她把韩碧拉到一边悄悄问道:“我上次提的那个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阿姐，我知道你对我好。可这个事，是个大事情，大哥他，他知道吗?”

　　“他还不知道。”

　　“不知道?!”韩碧大吃一惊。

　　“我替他做主了，他不会反对的。”王氏笑着拉她坐下，“你又年轻又漂亮，人又这么好，娶过来为他生儿子，他还能不同意呀?我想问的是你，你到底同不同意嘛?”

　　“那不行，万一大哥不同意，那不是给你们家添乱吗?”

　　“你放心好了，我能做大哥的主，家里的事，他一贯听我的。”

　　韩碧禁不住王氏的再三游说，只好含羞地答应了。见韩碧有了那个意思，王氏觉得自己终于了却一件心事。

　　也许是王氏太喜欢这位漂亮聪明的小妹了，她当真不给张云逸捎个信就迫不及待地娶亲过门了。

　　在娶亲这一天，她不声张，不摆宴席，只是选定了良辰吉日，让自己7岁的女儿一手抱着一只大公鸡(代表着张云逸)，一手与韩碧各牵着一个红色的绣球，由她本人当主婚人，举行完再简单不过的拜天地、拜祖宗、夫妻互拜的婚礼仪式，吃完象征喜庆的婚宴，韩碧就算娶过门走进洞房了。那一年是1923年，韩碧刚满19岁，张云逸31岁。

　　终于有一天，张云逸因患风湿性关节炎，腿脚不灵便，只好返回广州看病。他一进家门，便看见一位陌生的年轻女子在家里做饭。妻子王氏赶紧把他拉到一边，向他说明原委。

　　张云逸听后，觉得此事做得太荒唐，于是勃然大怒训斥道:“什么!这么大的事，你竟然就背着我替我做主了，你简直是太糊涂了!明天一早，你把她送回家，我不认这门亲事!”

　　韩碧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只能躲在屋里，伤心地悄悄抹眼泪。“云逸，你听我说，你阿爸死了，你的两个弟弟也都死了，张家就剩你一个男人了，我又不争气，嫁给你这么多年也没为你生个儿子!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想绝后呀?你想我还不想呢!再说了，她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姑娘，她哪里还有什么家呀!”妻子说着说着竟然呜呜大哭起来了。

　　看见妻子哭了，张云逸没话了，他一边为妻子擦泪，一边耐心劝导说:“我当然也想生儿子嘛，可生个女儿，也不错啊，再说了，你生女儿我怪过你吗?这又不是你的错!”

　　张云逸思考了一下，又说道:“我是个军人，随时都有可能战死在疆场，你把韩碧姑娘娶进家里，她还那么年轻，我要是战死了，那就要拖累人家一生啊!”

　　躲在房间里的韩碧听着这一番话，她感动了。她在广州也闯荡了多年，三教九流，什么样的男人她都见过，可像张云逸这样正派，为别人着想的男人，她却没有见过。刹那间，她觉得自己应该把终身托付给这样的男人，哪怕就跟他过上三年五载的日子也值得。

　　张云逸回家本来想好好享受一下家的温馨，没有想到妻子背着他做了这么一件荒唐事，这倒让他陷入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如果把韩碧姑娘送走的话，她没有家，她还要再嫁人，虽然没有与她同房，但她已经是“履行了结婚手续的人”，也许终生就找不到婆家了。如果承认现实，实在违背他的意愿。张云逸看到两个女人都很伤心，只好无奈地不再说什么了。

　　在广州治病期间，在王氏的“精心”安排下，韩碧天天去给张云逸送饭送菜。这样，两人接触多了，张云逸也了解了她的身世，对她既同情又佩服，开始喜欢她的干练和聪明，他风趣地对韩碧说:“你由农民当了工人，我由农民当了军人，我们两个加起来就是工农兵了。”

　　张云逸的病好之后，就要离家了，他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接触，也默默地接受了生米煮成熟饭的既成事实。他觉得妻子在家也太不容易了，确实需要一个帮手维持这个家。不久韩碧果真生了个儿子，那时张云逸又调回军队中当了旅长，全家人高兴得又是放鞭炮又是摆喜宴，很是热闹地庆祝了一番。可谁知不久，儿子夭折了，韩碧哭得死去活来，张云逸和妻子轮番安慰她，慢慢地她的心才平静下来。

　　聚少离多———八年杳无音信，他们走过了人生最艰难的岁月1925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次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由于张云逸英勇善战，被任命为着名的第四军(即铁军)二十五师少将参谋长。1926年他加入中共，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留在二十五师做党的秘密工作。他利用该师驻防江西九江市的机会，策划和掩护输送该师大部分人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自己则听从党的安排留在第四军，跟张发奎移师返回广州。这时他又与妻小有了短暂的家庭团聚。革命受挫后，秘密工作又十分紧张，他疲倦的身心从妻小那里得到了很多慰藉。

　　1928年上半年，党中央派他和一批共产党员到苏联学习。于是，张云逸又告别妻小，离开温馨的家，取道香港转赴上海找党中央报到去了。后来，由于国内形势突变，党中央又命他返回广州。这时韩碧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已好几个月了。他回家后，给儿子取名为张远之。不久，张云逸就奉命去广西组织百色起义。就这样，一别8年，张云逸都未与妻儿见过面。

　　韩碧和张云逸的结发妻子王氏则带着儿女，冒着被“格杀勿论”的危险，隐蔽在广州以理发为业，等待张云逸的消息。丈夫长期在外，对于韩碧和王氏两个女人说来，既没有经济来源，又带着两个孩子，日子过得十分艰难。韩碧每日早出晚归，加班加点地在西濠口理发店打工。好在这一带是广州的繁华地带，人来人往，十分热闹，顾客盈门，理发生意非常红火。后来，女儿张琼长大，也出去打零工为家里增加些收入。19岁那年，张琼便出嫁了。这样，王氏那颗善良的心就全用在了儿子远之身上。韩碧早出晚归地外出打工，张远之的衣食住行乃至伤风感冒、头疼脑热一类事，就全包在王氏身上，以至孩童时代的张远之，觉得最亲最爱的倒不是韩碧而是王氏。不幸的是，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一次日军飞机轰炸广州时，王氏在逃难中不幸被炸死。就这样，韩碧独自一人挑起家庭的担子。

　　1937年上半年，时任红一方面军副总参谋长的张云逸奉党中央之命，到香港开展华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在亲友的多方帮助下，1937年年底，张云逸才找到他们母子俩，而且知道自己的结发妻子死于战火，他含泪把妻儿接到香港，韩碧则协助他做党的秘密工作。

　　那时，他们住在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阁楼上，狭窄、低矮、闷热，既是寝室又是办公室。室内放着一张硬板床，一张桌子，一把藤椅，还有木凳，拥挤不堪。虽然条件简陋，工作繁重，然而韩碧母子却感到十分满足，这总是个家呀！儿子受到父亲的抚爱，夫妻团圆和睦。对韩碧来说，这也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她参加了革命，成了张云逸的革命伴侣，并开始艰难地学文化。嫁给张云逸十几年了，她才头一次有这么长时间的相对稳定的夫妻团聚生活。

　　可半年之后，张云逸奉命离开香港返回延安，韩碧本坚持也要跟他同去，但张云逸耐心地劝道：“咱们一起走目标太大，等我回去把一切安排妥了再派人来接你们母子俩，这样比较安全些。”韩碧只好含着泪点头。就这样，这对恩爱的夫妻又离别了。韩碧重操旧业，以理发养活自己和儿子1939年7月，韩碧和张远之奉命离开香港，到新四军张云逸身边工作。一行人到桂林之后，叶挺军长接见了韩碧母子。在桂林稍作调整，他们继续上路，直到9月份才到新四军军部。一到军部韩碧和张远之就穿上了军装，算是正式参军了。韩碧和张远之编在军部教导队，母子参军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文化，接受抗日教育。他们一人一个背包，课堂就设在山坡上，除了上文化课，他们也常演戏学唱歌。这使中年的韩碧也觉得自己变得年轻了，视野开阔了，知道的新鲜事越来越多了。

　　因为张云逸在江北指挥部，所以韩碧母子于1940年2月离开军部，出发到江北去与张云逸团聚。1940年3月，韩碧带着长子远之和新四军干部以及护送的战士25人，行至安徽无为县刘家渡时，遭到国民党武装部队的包围，并被无理扣押，送到无为县襄安镇的保安第八团。当他们得知韩碧和张远之是新四军高级将领张云逸的妻儿，便急速将韩碧一行25人被扣详情电告蒋介石，想邀功请赏。国民政府立即回电：“秘密扣押，当作人质。”

　　消息传来，张云逸立即发电强烈要求国民政府下令释放妻儿及被扣押官兵。电文说：“炮火余生，不罹于暴寇(指日寇)之后，反被国家军队横加捕押，妻子何辜？遭此荼毒。况职(指张云逸自己)弃家抗战，家属从未受优待，亦不得以侮辱。”张云逸在电文中强烈要求国民政府下令释放妻儿及官兵，归还我新四军枪支、军械和军款等，但国民党方面不予理睬。

　　这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出面，亲自过问此事，向蒋介石等反复申明大义，要以国家民族为重，尽快释放新四军官兵家属以利抗战。直到1940年9月，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才释放了被扣押7个月之久的韩碧和10多岁的儿子远之。

　　韩碧从血泊中走出来了，10多岁的张远之也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他们辗转来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淮南。韩碧见到了丈夫，热泪忍不住扑簌簌掉了下来。张云逸深知妻儿受苦了，扶着他俩坐下来。张远之劝道：“娘，你别哭，见到爹爹咱们应该高兴呀！”张云逸也劝慰说：“儿子说得好，我们全家团聚了，应该高兴呀！”

　　组织上考虑到韩碧忠诚老实，为人可靠，而文化水平比较低，就安排她到供给部做出纳员。出纳员就是管钱，工作单纯，但责任重大。韩碧非常珍惜这个工作，每天都非常认真，并且夜间抓紧时间学习，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1941年3月，由于表现突出，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时，一家人虽然团圆了，但三人分在三处，根本没有办法待在一起：张云逸经常在一线指挥，韩碧在供给部工作，远之送到学校学习去了。直到1942年，张云逸与她们母子俩才真正住到一起，因为这时他不兼任师长而回到军部专任副军长了。从此，韩碧就跟着张云逸走南闯北，迎来了新中国的解放。

　　全国解放后，张云逸受命来到广西筹建领导机构。韩碧则被任命为广西保育院第一任院长。在丈夫的鼓励下，韩碧逐渐进入角色，把保育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但两年后，张云逸却病倒了。为了丈夫的身体健康，韩碧辞去保育院院长一职，无微不至地照顾张云逸的衣食住行。一直到1953年底，他们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不离不弃———韩碧突发精神分裂症，张云逸铁心“糟糠之妻不下堂”

　　1953年底，眼看50岁的韩碧进入妇女更年期，她的生理和心理突然间出现明显变化，对人对事常常感到烦躁不安，情绪波动特别大，这本是正常现象。只是韩碧受过关押折磨和战友惨死的精神刺激，解放战争期间1岁的女儿的死又几乎使她精神失常，这些历史因素使她更年期现象显得格外突出。偏偏此时，她又收到文昌老家同胞弟弟的来信，他在土改中被定为地主成分。这一消息让她惊呆了：不错，她祖上确实是大户人家，但到他父亲一辈已经没落潦倒，如若不是这样，她也不会浪迹广州去打工求生了。她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实在想不通，但又不想告诉丈夫，怕加重丈夫的病情。沉重的精神负担折磨着韩碧，久而久之终于爆发了。

　　一天晚上，楼下正在举行舞会，她疯也似地从楼上奔跑下去，冲着正在跳舞的人大声嚷叫：“别跳了，我受不了啦！”说完，就冲出楼外，向海滩跑去，边跑边在寒风中脱去衣服，跳进大海，向远处游去……等大家把她从海里拉上来，送到医院检查后，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原因是妇女更年期综合症加上过去的精神刺激所致。韩碧在医院吃药静养时，组织上又专门从上海请来名医，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她就回家了。

　　然而，她的病时好时坏，有一次张云逸请战友来吃饭时，她先还好好地在饭桌旁作陪，大家边吃边聊，谈笑风生。谁知她突然间莫名其妙地变脸了，愤怒地一把将饭桌掀翻，饭菜盘碟撒满一地，她却若无其事地转身上了楼。狼狈、尴尬、难堪，张云逸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发呆，秘书慌忙陪着笑脸送走客人。

　　这件事发生之后，张云逸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一致主张把韩碧送到精神病院去，理由是：一可以抓紧治疗彻底治好韩碧的病，二免得刺激影响到张云逸，保证他的身体健康。

　　为此，张云逸也犹豫不决，老也拿不定主意。他在海边沙滩散步，他坐在办公室里独自沉思，他走进卧室静静地凝视着韩碧……最后，他毅然决定把韩碧留在家里。

　　他对工作人员说：“送到医院，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她会感到孤独，情绪恐怕会更坏。这种病，光靠药物，我看不顶用。韩碧同志跟了我几十年，实在不容易啊！她跟我长期分别，受苦受累受折磨，没有过上几天安稳舒心的日子，总是艰难曲折悲欢离合。她是个农民，后来当了理发工人，后来又参加了新四军，但到底没有多少文化，为人忠诚厚道，可处事又十分认真。眼下如果送她去精神病院，离开我，离开儿子孙子，离开你们这些熟悉热情的工作人员，她会失去亲人的温暖，失去更多的关心和体贴，不仅不能治好病反而还会加重她的病。”

　　就这样，韩碧就留了下来。张云逸每天陪着韩碧去海边散步，陪着她说话，带着小儿子和大孙子陪着她玩耍。与此同时，医生经常来家里给韩碧看病检查，吃药治疗。渐渐地，韩碧犯病的间隙期越来越长了，情绪也相对稳定多了。

　　1954年，张云逸接到中央指示，带着一家人调到了北京。

　　也许是伟大的爱情力量在起作用，在张云逸的精心照料下，两年后，韩碧的病竟奇迹般地好转了。到了1956年韩碧又重新穿起军装，被分配到总参管理局工作，后来一直担任张云逸的生活秘书。从此，他们一直和睦恩爱地生活在一起。

　　1957年长子张远之和妻子调到北京后，张云逸告诉他们：“五月初九是你们母亲的生日，你们应该有所表示，让她高兴高兴。”张远之和妻子给她买了一套绣花绿绸衣服，韩碧非常喜欢，这套衣服她一直保留着。从那以后，每逢韩碧的生日，儿孙们都会记起张云逸的嘱咐，送一件韩碧最喜欢的东西作为生日礼物。

　　1974年11月19日，传奇将军张云逸走完了戎马生涯的最后征程。10年后，韩碧也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临终前，她轻轻呼喊着张云逸的名字，她那份真情、痴心让守候在床边的所有人为之落泪。

　　剑胆琴心：百战将军大德至爱——专访张云逸之子张远之月的北京。天有点热。

　　北四环附近北太平庄龙翔路30号1802室，住着张云逸大将的长子张远之一家。这是一幢远离闹市的普通民居。记者刚走出18层的电梯，还没找到老人家的门，一声熟悉而亲切的招呼已扑面而来：“是淄博晚报的记者来了吧？”

　　拐过一个楼道，记者看到了已迎出门的王婷老人，她是张远之的妻子。在前一晚的聚会上，她和记者说的话最多，并热情邀请记者到她的家里来坐坐。

　　这是一个温馨朴素的家。

　　张远之给记者拿出三本厚厚的影集，里面所有的照片都是他自己拍摄的。张远之战争年代在三野服役。1949年南下，一直征战到广西。1950年在广西日报做过摄影记者，曾用苏联产的一架老相机，拍摄下许多广西建设的镜头。老人一直酷爱摄影，1985年大阅兵，举世瞩目，他曾经混进阅兵现场，拍下许多珍贵图片。看到记者手里的数码相机，老人也拿出一台，说：“我现在也用这个拍了。”

　　没有架子，没有隔阂，甚至没有一丝的生分。两位老人说：关于我父亲，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们。

　　于是，在记忆的长河中，记者笔下涌现出一位一生忠勇而温和敦厚的大将。剑胆琴心。

　　战士叫他“老火头军”。大将跑着去给房东请医生。“张将军毫无官场习气，犹是书生本色。”

　　张远之对记者说，在战争年代，陈毅元帅和父亲一直在新四军作搭档。陈毅称他是“同志长兄”，“有大海容人之量，高山仰止之德”。他还这样评价父亲：“云逸既是一个好主角，也是一个好配角。当主角时能集思广益，从善如流；当配角时则主动配合，精诚合作。”大将的人格气度，撼人心魄。

　　张远之给记者讲了这样几件小事。

　　据曾任父亲随从医生的欧阳山回忆，百色起义后，父亲任红七军军长，他和士兵发一样的薪水，穿一样的衣，吃一样的饭。每到一个宿营地，父亲一定要到炊事班里，拾柴、烧火、煮饭、炒菜，忙个不亦乐乎，又因为他年纪大，红军战士都叫他“老火头军”。

　　1931年1月，红七军奉命北上往江西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师。敌人前堵后追，部队且战且走，伤亡很大。有一天，父亲正在行军，忽然看见一个伤员一拐一拐，十分艰难地往前走，便上前相扶，这名伤员非常害怕，一个劲地往旁边躲。父亲感到非常奇怪，旁边的人告诉他说，这个伤员已经安置在老乡家里，他是偷偷跟来的。父亲听后心情非常沉重，传令：“什么东西都可以丢掉，就是不能丢掉伤员！”父亲的话迅速遍传全军，伤员们听到后都为之动容。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任新四军副军长。有一天，房东大娘忽然肚子痛起来，父亲非常着急，他赶忙跑到距房东家很远的军部门诊所，请医生去诊治。又一天，正巧母亲患头痛，警卫员要到门诊所请医生，正碰上父亲，父亲不让去，说：“以后凡是我家属有病，只要她自己能走来看的，不要门诊所派人来。”原新四军司令部门诊所医生沈华新回忆这件事说：“将军风范，终身难忘啊。”

　　广西解放后，父亲任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当时一家人住在南宁市桃源路3号，父亲常常穿着粗布长衫出门，到闹市上去，和老百姓坐着拉呱，没人知道他就是张云逸，这儿最大的父母官。有一天，父亲坐车到柳州去，半路上看到两个樵夫在山里打柴，父亲就下车走上前去，和他们互相拍着肩膀说话。当时广西许多地方土匪还没有肃清，警卫员见樵夫手里拿着砍刀，非常紧张，可是父亲谈笑自如，过了很长时间才上车。当地人士敬佩有加，说：“张将军毫无官场习气，犹是书生本色。”

　　刘少奇两次到家里做客。王婷只能趴到窗帘缝上，偷偷向外看一眼。大将立下家规：“家里人谁都不能过问工作上的事。”

　　大将的洁身自律和严格家风，让子女们体会最深。

　　王婷老人对记者说，刘少奇到过大将家两次。一次是1951年，在上海。一次是1952年，在杭州。每次有中央重要领导人来找父亲谈工作，父亲就让家里的人回避，公事私事分得明明白白，从不允许家里的任何人过问政治上的事。那次是在杭州，刘少奇来找父亲谈工作。听到刘少奇已到，父亲就对在家的儿媳王婷她们说：“你们都回到你们的房间里去。我们谈工作，你们不要在场，谈话期间不准出来。”儿媳王婷和护士都躲到房间里，刘少奇来了，两人寒暄坐下。刘少奇当时是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自己从未见过，这么大的人物来到自己家里，心里充满了好奇，总想看看刘副主席是什么样。王婷就趴到窗帘缝上，偷偷向外看了一眼。“当时刘少奇穿着整齐的中山装，神采奕奕，我们听不清他们讲什么，但我们能感觉到两人谈得非常融洽。”当时的情景，至今清晰地印在王婷的记忆中。

　　张远之说，父亲给家里定下一个规矩：他回到家里从不谈工作上的事;家人也不能过问工作上的事。上世纪60年代，李宗仁从美国回到祖国大陆，到大将家做客。此事政治性很强，大将要求家中所有无关的人一律回避。这一次会见，张远之他们这些子女们都没能一睹李宗仁这个国民党风云人物的风采。

　　“文革”中，造反派到处抄家。父亲看不惯，就想了一个办法，在桌子上摆了两块手抄的毛主席语录牌。其中一块牌子上写着：“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另一块牌子上写着：“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决不能采取鲁莽的态度，必须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有效的方法。”此后凡是造反派来家里闹事，父亲就先念语录，然后回答问题，造反派只好灰溜溜地走了。父亲说，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张远之感慨地说：“父辈原则之强，境界之高，尽管我们这些子女时时熏陶，但也只能望之项背，遥不可及。”

　　在河北房山一个荒凉的山沟里，张远之夫妇一干就是20多年大将说：“领导干部的子女要冲在最前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张远之对记者说，建国后，高级领导干部包括大将的子女，从事的大都是军工、国防领域的工作，危险大，辐射强，荒凉偏僻，条件艰苦。“父亲对我们说，在祖国需要的时候，领导干部的子女要冲在最前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张远之后来在上海交大学习，搞工程。1956年，他毕业分配到了河北房山县的一个荒凉的山沟里，这里是原子能研究所，他负责原子能反应堆加速器工程建设。1957年妻子王婷也来了，两人在这里安了家，一干就是20多年。当时，国家搞原子弹，有许多苏联专家，王婷是学外语的，给苏联专家当翻译，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被要求全部撤走，她把一批一批苏联专家送上了火车。王婷说，苏联人走了以后，反而激起了中国人更大的勇气和信心：我们自己来干，而且要比他们干得更好。

　　后来，张远之调到了核工业部。王婷转学了英语，到现在还经常在家里读英文小说。

　　巧遇大将当年的服务员。“大将对我就跟自己的女儿一样。”卫生间里摆着十几个水桶。王婷说：“习惯了，一看到浪费心疼。”

　　记者到张远之家里采访的时候，巧遇张云逸大将当年的服务员卢秀玲阿姨。她住得离这儿不远，正好来串门。

　　卢秀玲1956年参加工作的，在国防部办公厅当服务员。1957年6月调到张大将办公室，当服务员，负责大将的饮食。从那时起一直到1974年大将去世，卢秀玲一直陪伴在大将身边，她和大将儿媳王婷年龄差不多，两人就像亲姐妹一样。大将去世后，卢秀玲仍和王婷一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两家住得不远，隔三差五就聚在一块儿啦家常。说起张大将，她的脸上充满了深情。她说：“大将对我就像亲生女儿一样，我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大将一家人最喜欢我做的菜了。”

　　采访中，记者在张远之家的卫生间里看到，不大的地方，摆满了大大小小十几个水桶。记者问：这么多水桶干什么用？王婷说：“都是接水用的。洗脸水、洗衣水、洗脚水都盛起来，可以浇花、拖地、冲厕所。多年来我们家就有个习惯，不能浪费。吃饭掉一个米粒也得拣起来吃了。”记者说，节约也不缺这点水，王婷说：“父亲生活就是这样，从小养成习惯了，改不了。”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两句老话，在张远之家里得到了极好的验证。

　　大德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