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学谦夫人毕玲：为了地下工作 党命令我烫发

　　解说：1949年5月中旬，中共的部队迫近上海近郊，隆隆的炮声即使在市区也清晰可辨，尽管国民党方面调动了20万军队固守上海，但是似乎每个人都清楚，上海落入共产党的手中只是早晚的问题。

　　毕玲：解放的时候，郊区打得很厉害啊，但是我们（市区）没有开炮，为什么呢？不要损伤城市里的建筑，城市里的工厂、学校，各种建筑。那时候国民党只想突破我们的包围，到海边去逃走，这个恋战心一点也没有了。

　　解说：到了5月25日陈毅、粟裕统帅的解放军三野，已经占领了上海苏州河以南地区。那一天凌晨5点，毕玲接到了吴学谦打来的电话。

　　毕玲：到解放那天，老吴，我的老头，我的领导，打电话说，你们苏州河以南已经全解放了，电话公司也解放了，你们可以组织迎接解放军了。我说你呢，说我在苏州河以北，还正在打，也快了。那是25号，我兴奋的那个时候是五点钟，凌晨。我们说天亮了，天要亮了，我就跑出去找我领导的分区委，我是地区委员会，下面有校区委、行政区。到那里已经靠近苏州河听到炮声，而且看到好多国民党逃兵，我都不害怕。六十年解放，六十年，有过风雨也有过阳光。

　　改革开放以后，我当然更加开心，但是什么开心也比不上那天，上海解放，天亮了。因为我们艰苦奋斗11年，在这个地下工作当中，各种各样力量的积累，能量的增长，艰苦奋斗冒着危险，终于有一天可以唱解放军的天是明朗的天，扭秧歌。

　　陈晓楠：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毕玲的家乡宁波受到日军飞机的轰炸，17岁的她也跟随着家人开始经历颠沛流离的生活。"八一三"事变之后，他们一家辗转来到了上海，毕玲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备受家里的宠爱，不过初到上海的毕玲，还是感到非常苦闷。

　　毕玲：因为从一个小城市里，突然进到大城市，歌舞升平，一点没有抗日的气氛，而且那些看不惯的那种舞女啊、妓女啊，就是觉得这个地方不是我们学生待的地方。

　　解说：一个偶然的机会，毕玲在一位同学带领下，参加了上海学生抗日救亡协会的一个秘密会议。毕玲当时并不知道，这个组织其实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毕玲：到了以后呢，他们说，我们要念一本小册子，请大家仔细听。我是宁波人，听得懂上海话，就讲了，越听越好听，越听越好听，这本书叫什么？就叫《论持久战》。因为我对国民党南京政府逃到四川去不满意，打仗越来越往后退。卢沟桥稍微打一次胜仗，马上就高兴得不得了，以为好像很容易可以把日本鬼子打下去，对战争不了解，对政治不了解，对党派不了解。

　　所以听了《论持久战》三个阶段，我觉得太对了，毛主席理论，我不知道有毛主席，就问这个人是谁，我说写这个书的人，他们说毛泽东，毛泽东是谁啊，他们说共产党的主席。共产党主席那么聪明，这本书写的那么好，寄一本给蒋委员长。因为我认为蒋介石也是抗日的了，应该让他知道应该怎么抗日，三个阶段。他们就非常惊讶，以为我是什么国民党派去的特务了。

　　解说：毕玲回忆说，当年17岁的她还是一个天真纯洁的孩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和地下党组织的联系日益紧密。 (责任编辑：曾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