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度过的六个春节

      毛泽东自１９２９年１月率领红四军进入赣南，至１９３４年１０月随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西征，在中央苏区度过了六个春节。这六个春节是他一生中难以忘却甚至铭心刻骨的。有喜有忧，更多的是受到压抑而郁闷难抒的感受。其中的曲折悲欢令人慨叹。

　　１９２９年春节：打欠条吃上年饭１９２９年２月９日，正是春节。在中国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里，红四军来到瑞金北陲十几里人烟稀少的大柏地。官兵们身上只有两件单衣，脚上穿的是沾满雪泥的烂草鞋，冻得咀唇青紫，饥肠辘辘地经受着寒风中的细雨。

　　部队在名叫前村的村庄停下来，军部住进了村中的王家祠。

　　毛泽东坐于祠内的一只禾桶上，长长地叹一口气，感到胸间特别沉重，心灵在承受着败走“麦城”的痛苦。红四军离开井冈山进入赣南后，非但“救赵”不成，反而陷入“魏敌”之围。本月之中连连战败，损失惨重，连朱德妻子也被俘去，不但“赔了夫人又折兵”，而且损了多员猛将：２８团党代表何挺颖，军部独立营长张威等人捐躯战场。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赣敌刘士毅部正以三团之众在背后紧追不舍。

　　毛泽东想到这些不禁凄然伤神，但他更没有忘记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必须停下来搞到一些吃食，算是对将士们有个“交代。”

　　毛泽东将想法对朱德说了，叫人找来军需处长范树德，向他交代了一个重要任务：“找到两个团的司务长，要他们一定想办法搞到酒菜，让官兵们吃上一餐年饭。”范树德也知道年饭的重要性，何况多数连队已经断炊，大家两餐没吃东西了。他召集十几个司务长在一起计议一番，决定先向群众打欠条，凡是吃物全部过秤登记。范将这个办法向前委书记回复。毛泽东说：“就这么办吧，总不能叫大家饿着肚子打刘士毅！”

　　兵祸匪患，是山区群众最为恐惧的。前村的群众听说有支几千人的队伍开过来了，纷纷躲避上山，连过年的鸡鸭鱼肉都来不及带走。红四军以连队为伙食单位，严格执行先过秤算价再打欠条的手续，把群众家的吃物收集起来，还杀了几头猪，大家忙碌到午后两点钟，才吃上了一顿很久未见的丰盛饭菜，还喝了米酒，算是过了年。毛泽东对吃得高兴的战士们说：“大家过了好年，吃饱了打刘士毅！”

　　农历大年初一，作揖拜年的喜庆日子。追敌刘士毅部钻进了红军伏击圈。险处相逢勇者胜。濒临险境的红军官兵，人人与敌拼死相搏。刘士毅部从未遇过如此顽强拼搏的对手，被打得溃不成军。两个团基本被歼，８００余官兵成为俘虏。此役的获胜对于红四军来说太重要了，这支弹尽粮绝的部队不但得到了两个团所携的枪弹和银钱，还打击了追敌的嚣张气焰。其余追敌闻讯，即在于都一线停止了追击的脚步。

　　同年５月，从闽西回师的红四军路过大柏地，向前村的民众兑现了所欠的款项。有的人遗失了欠条，说出数目，红军照予付款。大柏地的群众高兴地说：“红军说话算数。”

　　１９３０年春节：广昌活捉国民党县长１９３０年，随着年关临近，国民党鼓噪已久的“三省会剿”也开始了。其中闽敌刘和鼎五十六师已进占龙岩，离上杭古田仅３０多里。前委决定红四军撤离闽西，回师赣南，以打乱敌人的部署，在运动中相机歼敌。

　　朱德率领三个纵队先行从古田出发，经宁化向赣境挺进。嗣后三天，毛泽东带着胡少海第二纵队离开上杭。

　　时下“大寒”将至，寒风怒号，雨雪交加，一路艰难行走可是苦了红军将士。红二纵队翻过武夷山巅，直向广昌县境逼进。毛泽东但见一路上群山起伏，积雪茫茫，红旗翻卷，战马嘶鸣，不觉豪情顿生，即兴吟出一首《如梦令》：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１月２７日，红二纵队抵达广昌的尖峰。毛泽东看见一路上走着办年货的农民，才想起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于是想到“怎样让大家过上一个像样的春节”的问题。第二纵队司令员胡少海也有这样的考虑，来找毛泽东计议。“是呀，我们应该好好过个年，叫化子也有年节呢。”毛泽东自语般说道。

　　怎样让大家过个好年？胡少海在犯愁。忽然毛泽东对他说道：“少海呀，这么说我们得要打广昌了，拿下了县城，春节就好过。”胡少海一听感到正合心意，点头道：“我也是这样想的，我这就派人去广昌城打探敌情，要他们连夜赶回来。”

　　翌日凌晨４时，派去侦察的战士赶回尖峰，报告说广昌县城没有敌人的正规部队，只有一支２００余人的靖卫团。毛泽东听后对胡少海说：“胡司令，天赐良机啊，赶到广昌城去过年吧。”胡少海也高兴地说道：“我们二纵有九百多人枪，还怕他靖卫团不成？广昌城是三个手拐拴田螺——稳拿了。”

　　大年三十这天，正及辰时，红四军第二纵队突然出现在广昌城外，摆开架式以凌厉攻势向守敌发起进攻。出乎意外，该县靖卫团大部分兵丁已回家过年，只留下几十条枪唱“空城计”。红军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了城池，胡少海自带一个连扑向县府“衙门”。国民党广昌县县长车福正与太太在美美地品味佳肴，忽被城外的剧烈枪声惊得掉了筷子。八九分钟后，派去察看究竟的警署科长尚未返回，只见一彪人马疾冲而来，已把乌黑的枪口指在他的脑门上。车县长惊恐万分：“啊，红军来了！”

　　这个可怜的国民党县长，一餐年饭还没有吃到一半，就连同太太成了红军的“年猪”。车福是江西临川县人，去年１１月底由省政府到广昌上任，才坐热屁股就从“衙座”上跌落下来。红军轻取广昌县城，过上了热闹而丰盛的春节。因为缴获了国民党县政府的一批银洋，每个官兵还得到了一份压岁钱，大家别提有多高兴。毛泽东高兴地对胡少海等人说：“广昌过年，好运连连啊！

　　１９３１年春节：让位于项英１９３１年２月１６日，又是一个大年三十。宁都县东北边陲的小布村，苏区中央局机关驻地显得喜气洋洋，充满着节日的喜庆。虽说看不到那种张灯结彩的气氛，但农民家都贴上了红军战士帮助写的春联，家家户户杀鸡宰鸭张罗着过年。就在不久前，红军５天内两战两胜，先于永丰龙冈歼灭敌第十八师９０００余人，生擒师长张辉瓒；接着又于宁都东韶歼敌谭道源师，光是俘虏就有８０００余人。蒋介石对苏区发动的第一次“围剿”，被红军彻底击败。获得了这么大的战绩，苏区军民怎能不为之欢欣鼓舞呢？

　　这天，一向晚睡晚起的毛泽东，起了一个大早，自己去打热水洗脸。贺子珍奇怪地问：“今天怎么啦！还没有到日头晒床脚的时候嘛。”毛泽东淡淡一笑道：“今天是过年呀，怎么好赖床？再说，昨天说好了，上午８点钟项英同志就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贺子珍听到这里，忽然涌上一种怨气说道：“都给人家排挤了，还开会，不是明摆着叫你让位吗？”

　　毛泽东听后身子直了一下，欲言又止，怔在那儿不知如何回答贺子珍，一种微妙难言的复杂之情写在了脸上。

　　今年的１月初，中共中央的一位大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项英，从上海来到了中央苏区。按照中央的决定，撤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立苏区中央局，由周恩来任书记，周未到达苏区之前，项英担任代理书记，主持中央局的工作。１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在小布正式成立，但还有相应的工作来不及进行，要在今天的会议上最后落实。作为总前委的秘书，贺子珍对这些情况是了解的，故而带着一股怨怒之气嗔怪毛泽东，把丈夫抢白得好不窘迫。

　　心头怏怏不乐的毛泽东吃过早饭，来到苏区中央局驻地参加项英主持的会议。会议作出了正式撤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决定，包括正式建立直属中央局的苏维埃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宣布由项英兼任主席，朱德、毛泽东担任副主席，毛只保留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实职。会议在吃年饭之前——上午１１时结束。项英带着轻松的语气对众人说：“今天是传统佳节，大家留下来庆贺一番。”

　　毛泽东没有留下来庆贺的雅兴，以有家属为由，向项英打了招呼，回到居住的地方。从这天起，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党与红军最高负责人的职位，全部让位于项英。这也是“左”倾中央发出的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领导地位的信号。

　　１９３２年春节：古庙中与道士对弈“左”倾中央对毛泽东实行政治上严酷无情的扫击，使得这位中央苏区的创始者，不是“又逢过年，好运连连”，而恰恰是厄运连连。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无情。毛泽东在朱德等人的辅佐下，领导苏区军民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总共歼灭敌军８．７万余人，光是生擒或击毙敌方师长就达８个。然而这些战绩却成了“左倾机会主义”和“狭隘经验论”的代表。军事局势最严重的时候需要他来指挥战争，而战争获胜后可以把他一脚踢开。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上旬召开的“赣南会议”，成为排挤、贬黜毛泽东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受到攻势凌厉的政治批判，被戴上了七顶“重大错误”的帽子。

　　屋漏偏遭连夜雨。在１９３２年１月初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对攻打赣州的战略加以反对，提出了连周恩来也认为“中肯切实”的理由。然而他的好意被当成是与“进攻路线”唱反调，受到了指责，还有人扬言“拿下了赣州再与老毛算账”。赣南会议的压抑和此间又得到的严厉批评，一齐搅合在一块，更使得他郁闷痛楚。毛泽东以肺疾发作为由提出去东华山古庙疗养一段时日，得到了批准。

　　东华山位于叶坪东去５里处，山头不高，却有名庙——山顶的古庙建于宋代。庙堂不大，只有一厅两间，庙后的墙壁镶嵌在后面的岩石上，岩石的一半伸进厅堂，成了天然的供奉神像的龛位。山上长满葱郁的苍松古杉，掩映小庙其中，山脚下一座木桥傍山依水，衬出山间古庙“修身养性”的幽静风韵。

　　毛泽东带着四个警卫战士上到东华山，一边服药治病，一边看书疗养，布置警卫战士每天必须学习５个小时以上。七八天之后，即２月５日，便是春节。头夜看书很晚的毛泽东于上午辰时左右醒来，洗脸后在庙坪散了一阵步，听得山下陆续响起鞭炮声，他问在旁边扫地的警卫员吴吉清：“今天怎么了？山下这么热闹？”“今天是大年三十，过年嘛。”毛泽东听了猛然记起什么，说道：“哦，过年了，真快。”接着问：“小吴，今天过年，我们怎么安排呀？”吴吉清为难地告诉毛泽东：“也没什么好吃的荤东西，只是请道士帮我们在山下买了一只鸡，另外搞了一些煎米果。”毛泽东连连点头说：“这样也好。我倒没什么，只是别让你们几个年轻人过斋年了。”

　　一钵鸡汤，一些油煎米果，加上几盘道士送的斋菜，成了毛泽东和警卫战士们的年饭。吃过之后，毛泽东突然雅兴顿生，找到道士老钟，对他说：“钟师傅，吃过年饭没有？我们来‘杀’上一盘，怎么样？”

　　年及六旬的钟道士已与毛泽东相熟，立时作答：“好啊，春节对弈，不失为人生乐趣！”在东华山的庙堂里，毛泽东与钟道士专心致志地沉缅于棋盘上的“厮杀”之中。在这一年一度的春节里，毛泽东不去思索那么多的烦恼之事，以对弈来排遣心中的郁闷。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为清静的春节。

　　１９３３年春节：初识博古遇不快１９３２年１０月上旬，在苏区中央局于宁都小原村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了“左”倾路线对他最为惨重激烈的政治打击：被解除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并责令离开前方，完全剥夺了对红军的战争指挥权。毛泽东满怀惆怅，被迫离开了他所苦心创建的红一方面军。心灵的创伤加剧了久治未愈肺疾的复发，毛泽东病倒了，只得来到长汀福音医院治疗。

　　毛泽东在长汀疗养了三个月，身体基本康复。临近春节之际，毛泽东正打算与妻儿在长汀过上一个合家团圆欢乐的春节，忽然接到新的中共中央局发来的急电：召他速往瑞金参加会议，同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要见这位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

　　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机关的“斗争的布尔什维克”们，是今年１月底群迁到中央苏区的。“左”倾冒险的一套让他们自食其果，在上海站不住脚了，只有跑到苏区来。博古到达瑞金后，立即组成了以他为书记的新的中共中央局。只六七天时间，就在苏区掀起了气势汹涌的反“罗明路线”政治运动。直接原因是博古等人刚进入苏区，在上杭的白砂遇到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因为罗明左一句“毛泽东主席”，右一句“毛主席指示”，双方的谈话不欢而散。

　　接着又看到罗明向省委写的工作意见，内中有“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等话。这激起了博古等人的愤怒，决计掀起名为批判罗明“机会主义路线”，实质上打击毛泽东的政治斗争。毛泽东有很强的组织纪律观念。接到中央局的电报后，第二天就同警卫员骑马赶往瑞金。他们在路上住了一晚，翌日上午辰时到达沙洲坝。稍作休息后，毛泽东便独自来到下肖村中共中央局驻地杨氏私宅。

　　毛泽东到了下肖村，在一名工作人员引领下，于杨氏宗祠见到了素未谋面的博古。这位临时中央负责人已是看过毛的照片，一照面就认出来了，从座位上起身，走上前对毛泽东伸出手说道：“老毛同志，你来了？”

　　一句“老毛同志”的称喟，让毛泽东心里泛起微妙难言的感情，但他没有丝毫的表露，握着这位比自己小１４岁的“中央领导”的手，说道：“博古同志，你们千里迢迢来到瑞金，辛苦了。”

　　“哪里，哪里，你们在山沟里艰苦奋战，才是辛苦了。”博古语气真诚地说了句话，这让毛泽东感到些许慰藉。

　　博古示意毛泽东坐下，自己坐回到办公桌前的梨木太师椅上，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打量着罗明等人曾把他与斯大林相提并论的毛泽东，心里不知道想的是什么。

　　按说，一个是党的负责人，一个是中央政府的首脑，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但毛泽东没有看到那种政治上平等亲和的气象，也没有领略到初次见面应有的热情，连一杯开水、一个笑脸都没有得到，所受到的却是一种有意或无意摆出的居高临下的领导架势。这让毛泽东大失所望，原以为博古要与他交谈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呢。看到这种情形，他原先所怀着的那种热情骤然消落。

　　时间在不甚融洽的气氛中过去一两分钟，博古才说话了，话一出口，就让毛泽东隐约地闻出火药味。博古问道：“泽东同志，你觉得苏区对中央的进攻路线贯彻得怎么样？”

　　这样的问话，叫毛泽东怎样作答呢？何况毛是一贯反对盲目进攻的。这时的毛泽东只得应付道：“这几个月我在长汀养病，详细情况还得要问弼时、项英同志”。

　　话不投机半句多。接下来，博古问了些例行公事般的套话，毛泽东也是简单、呆板地作答。不到１０分钟，两人结束了这初次不愉快的见面，一同去参加中央局召开的会议。

　　临近晌午，毛泽东走在返回沙洲坝的路上，心头沉甸甸地，充塞着说不上的酸楚。他根本没有想到，中共中央局打电报召自己赶来瑞金见博古，竟是这么一种结局。这位党的负责人压根儿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早晓得这样，无论怎样也留在长汀与妻儿过团圆春节。

　　就在这时，附近村庄陆续响起了农家吃年饭的鞭炮声。毛泽东再次记起今天是春节。这使他强烈地感受到了：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屈辱和受到冷遇的春节。

　　１９３４年春节：与小儿嘻戏玩耍“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军权，调离前线召回后方，中革军委发出的通令是“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然而，这只是一纸漂亮的空文。回到后方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并没有“主持一切工作”，而是让他扮演了一个又一个难堪的角色——先是担任职能部门的查田运动领导者，然后又派去创办苏维埃大学。就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沙洲坝召开，竟然也不通知身为政治局委员，又是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没有什么比这举动更能体现“左”倾中央对毛泽东的漠视和冷淡了。１９３４年２月１日至３日召开的“全苏二大”会议上，又将毛泽东原来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一职务拿掉了，由张闻天取而代之。这样，毛泽东所担任的最后一个实职被剥夺了，他成了一个完全挂着虚名的“主席”！这才是博古等“左”倾领导人所要的结果。看到毛泽东被架空了，博古等人觉得毛再也“蹦”不起来了，有一次欣喜地对别人说：“哈哈，老毛现在成了中国的加里宁了！”

　　加里宁是苏联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一向有职无权，用这顶“桂冠”戴在毛泽东的头上，是恰如其分的。

　　一年一度的春节又来临了。１９３４年２月１３日，尽管战争局势是那样地险恶，沙洲坝的军民仍旧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上午１０时，在“元太屋”的围院里，贺子珍正带着儿子毛毛在大樟树下玩。毛毛想起爸爸，吵着要找爸爸。贺子珍抱起这个３岁孩童，哄着说：“毛毛乖，爸爸在看书呢。”

　　正说着，毛泽东从房间里走出来，一边走一边说：“好啊，爸爸带毛毛玩。”说着到了跟前，从妻子手里接过毛毛，双手托起孩童一上一下地举着，口里说道：“毛毛，今天是过年，明天你又长一岁啦！”

　　贺子珍站在一旁，望着丈夫托着儿子逗玩，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难受。她深知，丈夫这些年来不断受到排挤与打击，名义上是中央政府主席，在政治上的处境甚至不如一个普通的军队指挥员，过着如同小媳妇般的生活。除了在一些中央政府的通告上印着毛泽东的名字外，什么实质性的权力也没有让他沾边。在丈夫受到冷遇的日子里，来看望他的人越来越少，到后来成了像毛泽东在延安说的“连鬼也不上门”。闲暇之余毛泽东除了在家“相妻教子”，陪同小儿玩耍，又有什么可作排遣呢？

　　毛毛是贺子珍所生的第二个孩子，已经３岁多了，正是会讲话到处乱跑的时候，活泼可爱。毛泽东对这个孩子十分喜欢，给这个排行第五的儿子取名为毛岸红。这天上午，毛泽东与小岸红在“元太屋”的围院时，又是绕着大樟树互相追逐，又是让小孩夹着竹杆“骑马”，有滋有味地玩耍了１个多小时，直到贺子珍来叫父子俩去机关食堂吃年饭，毛泽东方抱着毛毛进屋。

　　春节里与小儿嘻戏玩耍，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

　　毛泽东在瑞金过完最后一个春节。是年１０月中旬，随同中央红军主力离开苏区，踏上了突围西去的漫漫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