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问的人遇到自己未曾见过的字句,往往爱诘问:“语出何典?”
殊不知,还真有一部文学史上罕见的口语化的幽默小说名为《何典》。
《何典》全书采用吴方言写成,原生态的俚语村言活泼俏皮。书中借鬼说事,故事的主角,无一属于人类,他们说鬼话,干鬼事,吃鬼饭,看鬼戏,怀鬼胎,做鬼官,无不栩栩如生。一反旧小说的所谓“文人气”,无章无典,无规无矩。
《何典》在颠覆经典的同时,自身也成为经典。据考证,作者张南庄,书法欧阳,诗宗范陆,著作等身。咸丰初年太平军占上海时,他的著作尽付一炬,独《何典》一本幸存,为后世留下来了一抹书香。
毛泽东就非常喜欢《何典》一书。
延安时期,他曾两次寄书给在苏联求学的毛岸英和毛岸青。1939年,他托林伯渠买了一批书寄去,但中途丢失了。1941年1月,他写信说:“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细心的毛泽东随信附上一张书单,并注明了册数。这张书单共列20多种书,大都是大家熟悉的。但有两本书比较冷僻:一本就是本文所说的《何典》;另一本是《子不语》,清朝乾隆年间大才子袁枚的笔记小说。从这份书单上就可看出毛泽东对《何典》的看重。
毛泽东在不少场合化用或引用过《何典》的言辞。这在“林彪事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林彪出逃时,周恩来曾请示毛泽东是否要拦截林彪的飞机,毛泽东镇定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娘要嫁人”,便可从《何典》中找到出处。
毛泽东不仅化用和引用过《何典》中的言辞,而且还在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上受到《何典》潜移默化的影响。
《何典》一书对死读书和读死书者多有讽刺。活鬼的儿子活死人,很会读书,但竟沦落为乞丐。一日碰到一个老道士称他有大力子、辟谷丸,还有益智仁。活死人吃了他送的辟谷丸和大力子,顿觉精神百倍。只是对益智仁瞧不上眼,自诩:“已有过目不忘的资质,博古通今的学问,还要益他什么?”老道士大笑道:“你只晓得读了几句死书,会咬文嚼字,弄弄笔头……写些纸上空言,就道是绝世聪明了。若讲究实际功夫,只怕就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倒算做弃物了。”活死人见他说得有理,只得乖乖地吃了。
熟读《何典》的毛泽东很欣赏老道士的观点。他在延安时期的著作,特别强调“讲究实际功夫”,念念不忘告诫知识分子要深入到生活和实际中去。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便说过:“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他反复强调知识分子绝对不能停留在书本的字句上。
他在延安整风所列“党八股”的其中一条,便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表现为文章或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么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或者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鉴于此,他强调宣传和文艺工作者“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因为“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
民间的语言有如天籁自鸣,自抒胸臆,又似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大俗便是大雅,张南庄深谙文章之道,所以对民间的语言精研深钻发而为文。
“俗为雅用”加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构成了毛泽东完整的文化观。在毛泽东看来,《何典》正是“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典范,是“俗为雅用”最成功的例子。他对《何典》语言的化用和引用,实际上表达了对这种审美取向的认同与欣赏。
(责任编辑:苏红网主编)- 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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