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阿丕叔叔的＂半个闺女＂

　　
　　1979年，陈丕显和长子陈小津（右），儿媳叶崴崴（左）和孙女陈珞珈在一起

        我对阿丕叔叔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乐观与诙谐。即使他晚年身体不好时，我去看他，他也总是面带笑容地说："我的半个闺女来了！"

　　要弄清我这"半个闺女"的来历，得先从阿丕叔叔与我父亲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说起。

　　阿丕叔叔与我父亲第一次见面，是1932年在闽西上杭白砂的福建军区前线指挥部。当时，我父亲是福建军区司令员，正指挥配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后，我父亲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军事部部长、副主席等职，领导闽西南军民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阿丕叔叔则在赣南游击区里与敌人周旋，共同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

　　抗战爆发后，我父亲和阿丕叔叔的队伍整编为新四军，两人接触从此多起来。我父亲任新四军三支队司令员，阿丕叔叔在皖南军部担任东南局青年部长，两人同在皖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40年，我父亲主持苏南东路地区工作，任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苏南区委书记等职。这一时期，阿丕叔叔任苏中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皖南事变后担负起整个苏中地区党政领导工作。

　　全国解放后，阿丕叔叔接替我父亲担任苏南区委书记，我父亲任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华东局第三书记。1952年，我父亲主持华东局工作，举家由杭州迁往上海。而阿丕叔叔这一年也调上海任市委第四书记并代理第一书记，全家从无锡迁到上海。从此，两位父辈朝夕相处，两家关系十分亲密，我也认识了阿丕叔叔和小谢阿姨。

　　1954年12月，我父亲调北京工作。我当时在上海第三女子中学读初中二年级，因学业不便中断，不得不继续留沪半年，这使我有幸成为阿丕叔叔家中的一员。那段日子里，阿丕叔叔和小谢阿姨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是"路盲",不记路，每次我去阿丕叔叔家，他都要派人接送我。吃饭时，阿丕叔叔和小谢阿姨让我这个孩子中的"大姐姐"紧挨着他们坐，一家人有说有笑，非常温馨。阿丕叔叔非常细心，经常像父亲一样问我学习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在住在阿丕叔叔家的半年时间里，我一点没有陌生的感觉，始终感觉像住在自己家里。从那以后，阿丕叔叔和小谢阿姨每次见到我，都喊我"半个闺女".

　　我回北京上学后，家住中南海，仍能经常看到阿丕叔叔。我父亲来京后有个惯例，他在华东地区工作的老部下、老战友每次到京开会，一定要请他们到家中吃顿饭，阿丕叔叔便是其中的一位。对于请这些叔叔们吃饭，我妈妈很认真，也很操劳，每次都一定要备齐鸡鸭鱼肉。我的印象中，妈妈总是临近月底时就到国管局支取我父亲下个月的工资。"文革"后"抄家退赔",我家没一分钱退回，因为抄家时已无钱可"抄".

　　阿丕叔叔每次见到我，总是问这问那，格外关心我这个"半个闺女"的成长，我感到格外亲切。"文革"后，劫后余生的阿丕叔叔重新出来工作，那时我已参加工作了，阿丕叔叔仍然十分关心我。每当我汇报工作上取得的一点点成绩时，他都非常高兴，夸奖我："还是我闺女能干。"

　　至今，每当想起"半个闺女"这个称呼，我眼前立即会浮现阿丕叔叔笑容满面地招呼我时的情景，心中会涌起一阵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