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六金：永远的“孩子王”

　　1938年底，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一间房子里举行着一场没有宴席、没有嫁妆的简朴婚礼。新娘是中央妇女部的邓六金，新郎便是时任江西省苏维埃主席、代理书记曾山。媒人是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富春。随后几年，他们爱情的结晶四儿一女相继出世。可邓六金却无暇顾及他们，授命当上了部队的“孩子王”。

　　“孩子们把我的心都叫年轻了!”

　　1949年。济南火车站。130多个衣衫褴褛的孩子，被阿姨们从马驮着的箩筐里抱出来。孩子们睁大眼睛注视着陌生的一切。邓六金在熙熙攘攘的火车站指挥着这支“特别部队”，随着拥挤的人流，走过天桥，登上了一列开往上海的火车。此时，上海已经解放，保育院正式迁往上海。

　　为使部队全身心投入解放全中国的战斗中去，邓六金将全部的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到保育院的孩子们身上。开始，保育院的孩子生活很艰苦，天天吃白薯，许多孩子营养跟不上。于是，邓六金到处找人“化缘”。有一次，她为了拯救一个年幼女孩的性命，连夜骑马到济南教会医院购买青霉素等药品。

　　前方，将士们奋勇作战。后方，邓六金带着他们的后代辗转搬迁。两头大奶牛始终跟着她们——一起赶路，一起乘火车，一起搭木船……邓六金回忆说：“我当时最担心的就是孩子们喝不上牛奶。”

　　疼孩子，爱孩子，她以慈祥和宽爱之心倾力于儿童福利事业。“开始时，孩子们叫我阿姨，以后叫我邓奶奶，再以后，叫我邓老奶奶。孩子们怎么叫都好听，把我的心都叫年轻了。”邓六金曾这样说。在孩子中，在孩子“奶奶好”的欢声笑语中，她找回了人生的依托……

　　爱孩子，但邓六金从不溺爱和骄惯他们。她对孩子要求严格，又关怀备至，让孩子从小就过集体生活，培养他们的集体观念与组织纪律性，并经常对孩子进行劳动教育。在邓六金的言传身教下，孩子们受到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与教育。当年的孩子们现在都已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们依然称邓六金为“妈妈”。

　　为“大家”带孩子，她惟独没有尽心照料自己的孩子

　　1940年，邓六金随曾山从上海来到苏北，身边带着刚出生几个月的第二个孩子庆淮。庆淮小名“阿瘤”，是他出生前医院误诊瘤子而得的小名。

　　“阿瘤”几个月时患了抽风病，邓六金把他寄养在老百姓家里。一天，陈毅在党校找到邓六金，生气地说：“你这个同志，学习，学习，就只顾自己学习，孩子病得那个样子，还放在老百姓的家里。”每当看到发着高烧，抽颤不止的孩子，邓六金的心都快碎了。她何尝不想把孩子接到身边呢，可是她离不开党校。“快把孩子接回来把病治好，否则我不准你在党校学习了!”就这样，陈毅下令把邓六金从党校“赶”了出来。可是，“阿瘤”的病一有好转，邓六金又把他托给了老百姓，自己打起背包来到淮南区党委报到。

　　在特殊的环境里，战士们经常紧急集合、野营，而初孕反应强烈的邓六金总是一声不响地跟在队伍之中。有时强行军下来，浑身虚汗，疼得她真想大哭一场。邓六金是一位刚强好胜的女人，在战争年代里男人艰苦，女人更艰苦。而作为一个母亲，只能在革命工作和培养后代中选择其一。念及小时候的子女，邓六金心里不安，觉得他们在非常岁月受苦太多。但是，苦难的遭遇也使子女们得到了锻炼，帮助他们茁壮成长。这是邓六金所欣慰的。

　　1953年，邓六金调到北京工作以后，依然从事幼儿工作，为“大家”带孩子。她担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分工管三个幼儿园的工作，为培育祖国的下一代而忙个不停。1983年离休以后，邓六金依然在全国妇联为儿童福利事业尽心尽力。她是全国妇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儿童基金会理事，虽已80高龄，仍然为老区扶贫，为希望工程东奔西走，筹集资金。人老了，都喜欢找点事做。有的上老龄大学，有的养花养鱼，各得其乐。而邓六金却不喜欢这些，她有自己特有的爱好，没事就往幼儿园跑。

　　她的心里始终装着老区的父老乡亲，装着老区的孩子们

　　1982年，邓六金和昔日的老战友陈兰、李人俊等同志启程去安徽。那曾是邓六金在抗日战争期间战斗过多年的地方。几十年过去了，旧地重游，感慨万千。70岁的老人竟走了20多个县，行程数千里!她们踏进了许许多多个学校，去了许许多多个幼儿园。看到有些偏僻山区的孩子上不起学，看到农村医疗条件如此之差，邓六金的心在颤抖，她再次感到了一个老战士的责任。回到北京后，她和陈兰等同志一起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应当给皖南老区派出医疗队，给闽西老区增拨教育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