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伴侣曾山和邓六金的艰苦奋斗历程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许多志同道合的男女走到一起，结为革命伴侣。曾山和邓六金，就是其中的一对。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们艰苦奋斗，克己奉公，体现了一对革命伴侣无私的共产主义胸怀。

　　延水河畔 相识在一个破旧的窑洞

　　南归途中 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姻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坚决地提出了抗日救亡的主张，延安成了全中国人民向往的抗日圣地。从全国各地来延安参加革命的青年人、知识分子都纷纷自发地云集在宝塔山下、延水河边。在延安，中央建立了全国性的妇女组织机构，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邓六金，担任中央妇女工作部部长，危秀英任副部长。

　　一天，危秀英拉着邓六金的手说："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邓六金颇感神秘地跟着危秀英来到中央机关的一间破旧窑洞里，只见面前站立着一位高高瘦瘦、眉清目秀、里里外外透出坚毅刚强性格的人。危秀英指着他说："这位是我们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同志。"转而又指着邓六金，"这位是我的战友邓六金同志。"危秀英以前在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妇女部当部长，和曾山很熟悉，一别三年多，都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考验，现在延安见到面，大家都很激动。

　　曾山热情地招呼她们坐下，交谈中讲述了自己在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的经历：他率领一个团掩护中央主力红军转移后，与敌人在广昌周旋了一段时间，便突出重围转到粤赣边区去。不久又与强敌遭遇，经历了多次突围，伤亡惨重。在敌我悬殊的情况下，为了保存这支队伍，他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自己带领突围，另一路由战友胡海带领突围。就在分手时刻，他从挎包里掏出一面写有"艰苦奋斗"4个字的红旗，对即将生死离别的战友说："这面红旗我们各拿一半，一则用艰苦奋斗的精神互相勉励，二则今后我们胜利会师时，重新把它缝起来作纪念。"就这样，他拿有"艰苦"两字的半面，胡海拿了"奋斗"两字的半面，互道珍重，各自率队突围。他怀揣着"艰苦"半面旗帜，心系着"奋斗"革命意志，历经艰险，最后剩下孤身一人，仍不灰心，不气馁，冒着到处张贴"捉拿曾山者，赏洋八万元"悬赏布告的风险，化装成长途挑油贩卖的农民，挑着油篓闯进上海找到了党组织。后又受组织委派到苏联列宁学院学习两年，刚从苏联回到延安。

　　这是邓六金第一次见到曾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老革命，人很稳重，实实在在，还在苏联学习过。

　　邓六金笫二次见到曾山，是在延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当时，曾山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会后，中央决定委派邓六金等20多位同志去华东地方工作。在离开延安经西安去南昌途中，曾山对同志们很关心，并给他们讲了两个苏联故事。一个故事是，有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富翁到苏联旅游时，爱上一位年轻美丽的苏联姑娘，他便向她求婚并吹嘘自己有很多财产："只要你同我结了婚，我的财产都可以供你享用。"姑娘谢绝了他："先生，我们苏联有辽阔的国土，富饶的资源，作为苏联公民，这里面都有我一份，不比你那点儿财产多得多吗！"这个资本家气馁地走了。另一个故事是，有一次，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去参观苏联的幼儿园，孩子们看到资本家太太手腕上戴着金镯，都很惊奇。资本家太太问孩子们奇怪什么，孩子们回答说："在奴隶社会，这是奴隶的标志呀！"那资本家感到晦气，悻悻离开。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曾山是要通过这两个故事，来反映共产党人的理想、情操和追求，反映共产党人对金钱、爱情的态度。

　　在西安期间，由于国民党不发通行证，致使他们逗留了很长时间。也就是在这等待过程中，曾山与邓六金有了更多的接触时间，相互了解彼此的革命经历、家庭情况，并产生了感情。不久他们向中央组织部打电报申请结婚，很快得到组织批准，随后就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举行了结婚仪式。两天后因为东南分局有紧急情况，曾山一个人搭乘飞机从西安先到重庆，然后，从重庆坐飞机到南昌。

　　在邓六金的记忆中，虽然她与曾山从认识到结婚时间很短，但能感觉到，曾山善良、稳重、可靠、作风好、思想进步，值得托付终生。当时，曾山是个高级领导干部，但连一件微小的结婚纪念品都没有给她。在他们看来，组织上的同意和身边战友的祝福就是最好的礼物。以后的几十年，他们经历了风风雨雨，都能互相体谅和理解，不悔当初的选择，恩重有加。
　　皖南岁月 她不随丈夫吃领导"小灶"

　　淮南乡里 谭震林派她当乡党委书记

　　在皖南工作期间，曾山与邓六金生活艰苦，只住半间房，一张桌子，一张床，床上铺的是稻草。吃的是红苕、糙米、野菜、芋头，油水很少，每月只能吃一次肉，而且数量很少。根据当时的条件，曾山等几个领导人配有一个炊事员做饭，他们吃的是小灶。虽然如此，她却不能跟随丈夫吃小灶。曾山很过意不去，对妻子说："其实，我吃什么都行。我把你从延安带来，应该多照顾才是，可这是组织的规定，我必须遵守。"看到丈夫严肃认真的样子，邓六金忍不住笑着说："这我还能不懂。你们那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就是人少，不用排队。你们那么忙，没时间排队，大家都知道。"一个高级干部的妻子，就是这样对丈夫的理解和支持。

　　曾山生活一直艰苦朴素。他穿着发旧的军装，破了补补，冬天戴一个有耳朵的棉帽子，脚穿芦苇草编的草鞋。为了照顾老弱病残的同志，组织决定给他们发一点保健费。按照规定，曾山完全符合标准，他身体不好，但每次他都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他说："我主管这项工作，怎么能领这个？我们现在经费困难，要把钱用到最需要的地方，我不能要，近水楼台不能先得月。"就是这样，有了好处，他让给别人，有了困难，他留给自己。那时期，曾山同志因为营养不良，胃坏了，还几次晕了过去。

　　1939年农历七月十五，曾山和邓六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孩子出生在丁家山，所以小名就叫丁儿。当时，皖南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之下，条件极为恶劣。经他们商量，决定由邓六金送四个月大的丁儿回江西吉安的曾山老家。从吉安到曾山家的崎岖乡路上，她有生以来笫一次坐轿子。颤颤悠悠的轿子在一排破旧的房子前停下后，儿媳妇怀抱着小孩笫一次见到婆婆。没有多久邓六金要回部队了。临行前，她来到丁儿面前默默念道："带着你，妈妈怎么参加战斗呢？你在婆婆家呆着，会熬过来的。等到我们胜利了，爸妈一定要把你接到身边！"

　　1940年底，邓六金身体不适，肚子疼痛厉害，当地医生诊断为腹部长了瘤子。由于皖南医疗条件不好，组织决定她去上海治病。但到上海后，医生告诉她不是瘤子，而是怀了孩子，她只好在上海把孩子生下来。不久邓六金第二个孩子出生，小名叫阿留。在此期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军部及皖南部队近万人壮烈牺牲了。为了革命，邓六金失去了那么多好领导、好战友，非常悲痛。由于革命异常艰苦，孩子生下来身体就不太好，时常发高烧，特别是在苏北盐城时，数以万计的日伪军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邓六金只能带着两个多月的阿留"到山上打埋伏".山区生活条件艰苦，没有床，只能在地上铺一层草，垫一个被单；吃的是白薯、野菜，大人们挺一挺就熬过来了，可孩子要吃奶，没奶吃只能让孩子吃棒子糊糊、野菜汤。打完"埋伏",邓六金找到曾山说："想把孩子送出去寄养，以便脱身出来工作。"开始曾山不同意，后来他让步了，决定放到老乡家带着。

　　孩子安顿好后，邓六金和曾山马不停蹄地到苏北盱眙黄花塘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驻地。这时候，华中局机关有了很大变动，邓六金要求曾山给她分配工作。邓六金对曾山说："我要工作！你是组织部长，你给我分配工作。"曾山回答道："正因为我是组织部长，可我们是夫妻。你要工作，你自己去找吧。"后来，在谭震林的安排下，派邓六金到淮南根据地的一个乡里，当了党委书记，在乡里搞土改，宣传妇女解放，发展组织，支援前线，工作卓有成效。在战争年代里男人艰苦，女人更艰苦。邓六金是一位刚强好胜的女人，尽管是一位母亲，她却在革命工作和培养后代中选择了前者，多么祟高的精神境界！

　　经过八年浴血奋战，抗日战争胜利了，新四军从日军铁蹄下解放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山东等地。在人们欢庆胜利不久，乌云又笼罩全国。国民党再次发动了内战，形势立即严峻起来，解放战争随即在全国展开。

　　主管财政 曾山饿得全身浮肿胃出血

　　寻夫途中 六金遇险死里逃生到大连

　　随着全面内战爆发，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成立了华东野战军。当时的山东，正碰上百年不遇的饥荒，灾民流离失所。曾山主管华东局财委工作，搞经济，支援前线，解决新四军的军需供给，日常生活处于极度的困难中，缺吃少穿，连高粱米、地瓜干都吃不饱，部队只能吃槐树叶、吃野菜。又要行军，又要打仗，还要搞土改。曾山、邓六金和局机关所有人一样，脸都饿得浮肿了，腰都挺不直。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曾山和华东局财委开会决定，每一个人要节约四两粮食，救济受灾的农民，不能眼看着饿死一个农民。曾山还专门对出去挖野菜的战士交代说："我们部队尽量吃树叶，要把好一点的野菜留给农民。"

　　蒋介石国民党全面进攻解放区失败后，便对山东解放区开展重点进攻。山东的局势很紧张，华东局在发展生产、土地改革的同时，还要寻找战机，打激烈的运动战、歼灭战。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华东局决定将在山东的一些主要党政军领导干部的家属转移到由苏联红军管辖的大连去。

　　1947年7月的一天，邓六金一行，从莱阳经文登出发途经石岛，前往大连。在石岛，由于国民党的军舰严密封锁了海面，山东和大连的海路被切断。身怀六甲的邓六金行动不便，在石岛的小船上住了一个月。为了不影响队伍从威海去大连，邓六金决定到当地老乡家待产。可在老乡家住了一天，邓六金便呆不住了，队伍才是她的家，是她工作的地方。想想自已离生产还有两三个月，便谢绝了老乡的挽留，问清路线，一个人朝威海方向走。途中走了不久，她就出血了，血顺着腿往下流。就这样走一段，歇一会儿，再坚持走，后来昏倒在路上。不知过了多久，几个山东老乡发现了她，得知她是解放军，要到威海码头去。老乡们砍了树枝，扎了个担架，硬把她抬到了威海的码头，让她回到这支特殊的部队。船在开往大连的途中，一会狂风大作，惊涛骇浪，一会浓雾弥漫，不见天日，一连几天，一船人饱受颠簸，精疲力尽。邓六金肚里的孩子也折腾苦了，导致早产。由于难产，邓六金疼痛难忍，却不敢叫出声来，怕叫声被敌人听见，只好用力地抓住地上的绳子。失血过多的她几度昏迷。后来邓六金回忆说，真应验了一句老话："妇女生孩子是一只脚在棺材里，一只脚在棺材外。"看似有点夸张，其实那时妇女生孩子，的确这样吓人。

　　孩子终于生下来了，但孩子的哭声难免惊动附近军舰上的敌人，这样就要殃及全船人。这时，长征路中女红军生孩子的情景一幕幕映现在眼前：毛主席的夫人贺子珍在贵州生了一个小孩，寄托给了乡亲；周子昆的夫人曾玉，行军时一步一个血印，生下孩子来；邓发的夫人陈慧清生孩子的时候，敌机在头上飞，敌人在后面追，枪声都听得清楚。长征时有好几个婴儿一生下来就写张纸条扔在路边，现在，考验自己的时候到了。为了整船人的安全，她准备承受常人难以置信的痛苦，把婴儿扔向大海！

　　李坚真大姐见状，果断制止和劝阻，才保住了这条弱小的生命。为纪念这次生与死的考验，孩子取名叫海生。

　　1948年春，华东野战军解放了潍坊，不久邓六金带着三个孩子从大连回到曾山身边。曾山在潍坊、济南是负责接收工作，在人们看来"接收大员"可是"财神爷",那时接管的物资还是很多的，吃的东西也很多。但他在大会上宣布：坚决不能动一分一厘的物资，谁动处分谁，更不能随便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这位"接收大员"还连点儿细粮、肉都不吃，怎么苦就怎么过，每天仍然是地瓜干、野菜。有一次，曾山胃出血，经医生诊断，是"白薯吃多了，胃酸太多，导致胃溃疡引起的大出血".

　　为了支援前线，曾山任华东局财经委员会书记兼财办主任期间，向前方部队拨出黄金5000两，华中票10万元，现洋5万元，调集上千万斤粮食，保证每个指战员每天1.5斤的粮食供应，还组织了51万民工，担负前方的运输、担架、押送俘虏、警戒及养路破路等工作。为了保障淮海战役的顺利进行，为华东野战军东西兵团准备了夏衣250万至300万套，粮食1.5亿斤，组织人力14万，担架1.5万副，挑子1.7万副，小车2.1万辆。陈毅曾经对此无限感慨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营养不良 财经主任晕倒坠落楼梯

　　上海解放了，曾山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组织上安排了一处离机关很近的洋房给曾山一家人住，曾山坚持要先去看看。房子很大，还有花园草坪，一看条件太好了，肯定超出规定。他马上就不高兴了，黑着脸说："这地方不能住。""住房只要有吃饭睡觉的地方就可以了，必须按规定办。"后来，在复兴中路安排一处房子，一楼是秘书长李人俊住，楼上三间房，一间是曾山主卧兼办公室，稍大的一间让五个孩子和保姆挤着住，另一间用作吃饭和接待客人。其他房间，曾山让机关都给锁了起来，房子里原有的沙发、地毯之类的贵重家具和花瓶、鱼缸等陈设，全部封存起来。

　　到上海不久，丁儿也从江西老家接回身边。后来才知道，他在战争年代也受了不少苦。在丁儿四五岁时，有一次，日军"扫荡",他和家人失散了，自己跑到村外的山洞里躲了两天，才幸免于难。祖母那次可吓坏了，以后就时刻把他带在身边，万分爱护，一到念书年龄，全家省吃俭用把孩子送进学堂。丁儿刚回上海家里时，对爸爸、妈妈都很陌生，吃饭时拘束得很，还老看父母是不是真的。

　　曾山非常孝敬老人。他的父亲、哥哥、弟弟都为革命牺牲了，家里就剩下他一个儿子。他心里明白，给老母亲养老、照顾嫂子和弟媳是他的责任。1949年底，曾山把母亲、兄嫂、弟媳和两个女儿从江西老家接到上海，一家十几口人终于团圆了，全家人特别高兴。

　　母亲虽然在身边，曾山却无暇照顾，整日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有时饭也顾不上吃。工作紧张时，他干脆两顿并做一顿，或者白开水把米饭一泡，放一点辣椒，吃几口对付对付。有一次，邓六金接到市政府电话，说"曾副市长晕倒了，从楼梯上跌下来".经医院医生检查后，说是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造成的。医生们很惊讶：堂堂的大上海副市长劳累过度还可能，怎么会营养不良呢？

　　家教严厉 对子女生活约法三章

　　儿女争气 艰苦奋斗成为传家宝

　　全家在上海团聚后，曾山给孩子们开了个会，给他们讲以前的革命历史，讲江西土地革命，讲皖南抗日的困难，讲山东打仗的艰辛。现在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本质不能变。曾山是个和蔼可亲的家长，可对孩子的要求严格不苟。他给孩子们规定了几条生活原则：一是吃饭吃饱、不饿肚子就行，不能挑三捡四；二是穿衣服能御寒、不冷就行，衣服破了补一补，大的不能穿了小的穿，不能和别的同学讲吃比穿；三是要爱劳动，自己的事自己干，不能依赖别人；四是要和同学搞好团结，互相帮助，与人为善；五是现在都在上学，要比就比好好学习，看谁学习好。

　　一到星期天，曾山就询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他对孩子们说："我们小时候家里穷，不能供所有的孩子上学，没文化。后来我们都是一边打仗一边学习。你们现在很幸福，赶上了新社会，有学上了。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做一个有文化的人，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平时，孩子们看到别家孩子由爸爸带着上公园、看电影或出去赏游，可曾山从没在节假日带孩子们出去玩过。

　　1952年，曾山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先后担任中央财经委副主任兼商业部长、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内务部部长之职，直至去世。全家从上海搬到北京，住在东四九条的一个院子里。邓六金也在中财委工作一段时间后调国管局。

　　在北京时，孩子们住在学校，星期天回家。曾山要求孩子很严，每个月孩子们的零花钱，大的给一元钱，小的给伍角钱，主要用来买点牙膏、牙刷、肥皂什么的。大的买书和铅笔多一点，就给一元。曾山要求孩子们不要乱花钱。曾山说，别说没有钱，即使有钱，也不能让孩子乱花，养成坏毛病，"艰苦奋斗是给孩子们的最好礼物".

　　他经常给孩子们讲："在旧社会，我们吃饭穿衣都很困难。现在你们长在新社会，虽然吃穿不用发愁，但不能忘本。"一次，一个孩子回来说："有人笑我，说我是干部子弟，还穿补丁衣服。"曾山对他说："穿补丁衣服有什么关系，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就是好传统。"

　　曾山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但是他一直保持着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他不让孩子享受特权，而是让他们继承艰苦奋斗的传统。曾山和邓六金共有七个子女，大女儿、二女儿分别在工厂当工人，不久二女儿考上了华东纺织技术学校，在工作中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红旗手。大儿子1958年考上了大学，从小没有书读的曾山特别高兴地对儿子说："你是家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好啊！要好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非常有用，将来建设国家必须要有科学文化知识。""文化大革命"中，曾山还支持大儿子到广东的农场下放锻炼。二儿子没有考上高中，曾山没有托人找关系让他继续上学，而是支持他到北京化工厂当工人，他说："当工人是光荣的。你过去没有吃过苦，能不能干得好，那还不一定。这是一个考验，要经得起考验。"儿子开始上班抡大锤，回家后累得不想动。曾山一直鼓励他，要他坚持住。儿子果然坚持住了，而且练出了一身好筋骨，年年拿奖状回家。三儿子毕业后，原来是选送去东欧留学的，后来情况变化，考上四川空军工程学院，先到部队当兵。他给家里写信，希望能回北京上外语学院，不愿在部队。曾山知道后回信说："参了军就要服从组织，哪能想上哪儿就上哪儿？"让他安心在部队锻炼，做个合格的战士。小儿子在学校读书不久也征兵入伍了。小女儿也想去当兵，可女兵名额很少，加上她眼睛近视，体检也通不过。曾山和邓六金商量，想让小女儿留在身边，也好有个照应，但小女儿性格很要强，参不了军，就要去建设兵团，他们也只能支持她和班里同学一起报名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由于表现突出被评为"兵团模范".曾山在给女儿的信中说："你是在艰苦环境下，在海船上出生的，能生活到今天来之不易。一定要跟党走，干一辈子革命。"这些看似心肠太硬，实际上是对子女爱得深切得当，后来孩子们都很感激父母的良好家教，都为有这样的严父慈母感到骄傲。

　　曾山和邓六金就是这么言行一致地走过来的。他们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便把自己交给了党的事业，身体力行，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们虽已双双离开我们，但他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是留给我们的永久财富。○

　　（作者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