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遇难，陈毅悲愤写悼文

　　“埋头做事不说话的江西老表”

　　黄道，江西横峰县人，1900年4月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19年进省城南昌读书，192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黄道在学生运动中结识了陈毅，很快由李大钊、陈毅介绍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共党员，不久担任了北师大党支部书记。

　　1926年，陈毅与黄道共同参与组织了青年学生向段祺瑞政府请愿示威的爱国活动，在这场与反动势力的血腥斗争中，他俩增进了相互了解，加深了革命情谊。陈毅说他是：“埋头做事不说话的江西老表。”

　　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黄道在家乡与方志敏、邵式平等，一起组建中共江西党团组织、开展农民运动以及领导赣东北农民举行了弋(阳)横(峰)暴动，创建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黄道奉命留在闽北，进行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193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其中，新四军分会以项英、陈毅、张鼎丞、曾三、黄道为委员，项英和陈毅分别为主席、副主席。共同的使命又让这两位战友重逢并肩战斗了。

　　1938年1月，黄道奉命调南昌，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在南昌成立，他任东南分局委员，先后担任宣传部长、统战部长，并一度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国民党顽固派对他下了毒手

　　1938年夏，日军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以九江为基地，指挥其部沿南浔铁路向南昌推进。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派出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员任国民党军队基层指导员，他们在南昌会战中作战英勇，在阵地上坚守7昼夜，为国民党军薛岳部歼敌逾万、为保卫江西建立了卓著功勋。尽管如此，黄道及其领导的新四军驻赣联络处仍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所不容。

　　1939年3月17日，冈村宁次指挥其11军，动用10余万兵力，再次发起进攻南昌的战役。国民党方面得知日军主力于23日要直扑南昌的情报，立即布置其所有机构撤离，而故意不通知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不仅如此，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官罗卓英还指示宪兵第八团征用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车辆。十分明显，国民党顽固派欲陷黄道和新四军办事处于绝境。在这关键时刻，在江西省保安司令部组训处任职的中共地下党员黄贤度得知日军次日进城的消息，深夜急忙用"隐语"电话告诉黄道。翌日，黄道与曾山(时任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一起组织驻赣办事处和东南分局人员，分乘5部汽车匆匆出城往向塘疾驰。此时，南昌城果然遭敌机狂轰滥炸。一场惨案得以幸免。

　　3月25日，脱险后的黄道和曾山经上饶赶到金华。他们原打算再赴皖南新四军军部，恰逢周恩来正在金华，于是便决定滞留数日，面见周恩来并协助周恩来安排接见闽浙赣三省委的主要领导人。

　　当时国民党为了限制周恩来的活动，以保卫周副部长(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安全为名，派了一个连和数名特务进行监视。周恩来下榻的中国旅行社被封锁了。黄道得知此情，立即采取对策。他以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少将军衔的公开身份，开来两辆汽车，以来金华接周副部长去江西为由，另布置了一个警卫排，警戒中国旅行社，成功地实现了以封锁反封锁。

　　4月1日，周恩来返回金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黄道于4月5日晚在永康至金华公路旁的一个松树林内召开了东南局及闽浙赣三省党的领导人会议。周恩来在这次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4月6日，黄道陪同周恩来离开金华到国民党第三战区所在地上饶，了解抗战形势及各方面的工作情况，并与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交涉，要求释放被捕的中共同志;还陪同周恩来到监狱探望被关押的同志。此后，他又陪同周恩来到达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所在地吉安。周恩来在吉安停留了约一个星期，即打算取道樟树赴桂林。黄道一直将周恩来送至樟树才返回。

　　黄道在陪同周恩来的20余天中，倾心尽力配合中央领导，出色地做了许多工作，推动了党的民族统一政策的贯彻，扩大了共产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同时，黄道在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声誉和影响也有所扩大。于是，进一步引起国民党顽固派对他的嫉恨。

　　按原先计划，黄道从樟树返回经赣东北再到皖南新四军军部。4月20日，他途经铅山县河口镇时，身体患病，难以支撑。于是他不得已滞留于河口镇大同旅社，求医治病。河口距上饶不足30公里，黄道住大同旅社医病的情况，很快被国民党第三战区的特务头目张超所掌握，他觉得这正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于是一个罪恶的计划很快在他头脑中形成了。

　　在张超的指使下，隐蔽在铅山县的特务黄玉成和吕鹤年立即对黄道的治病，进行了暗中查访并跟踪监视。一天，那个已被特务分子收买的医生在给黄道打针时，向他体内注射了一剂毒液。5月23日，染病在河口整整一个月的黄道不幸"病逝"。

　　陈毅悲愤呼吁：“请国人公判”

　　事后，国民党第三战区十分担心黄道之死会引起中共方面和广大群众的警觉。他们一方面竭力封锁黄道的死讯，另一方面指使特务干预丧事，以便尽快处理遗体。当时黄道身边的同志及黄道的亲属子女面对黄道略有异样的遗体，感到死因可疑，但苦于未掌握任何证据，只能将疑惑和仇恨深深地埋在心底。

　　时任皖南特委青年部长的黄道长子黄知真，接到东南局副书记曾山的急信，星夜从青阳赶到东南局驻地丁家山。曾山让人为他备了马匹，要他立即动身去河口协助组织安排好黄道遗体的收殓及悼念活动。

　　6月3日，黄道的追悼会在河口镇隆重举行。曾镜冰代表中共福建省委主持了追悼会，陈丕显代表东南局和新四军在会上致悼词。鉴于当时的抗日形势和群众悲痛激昂的情绪，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和特务头目张超假惺惺地送来了花圈和挽联，国民党铅山县县长也参加了棺殓。6月6日，黄道灵柩抵达闽北老区崇安县长涧源，中旬进行了隆重的安葬。

　　根据项英、曾山的指示，陈丕显和黄知真将黄道的小儿子黄知深带回到新四军军部，安排在教导队青年队;将已有身孕的黄道夫人陈清凤也接到皖南，分配在东南局妇女工作部。黄知真回到新四军军部，即把父亲遇难前后情况向陈毅一一做了汇报，陈毅悲愤交加，一气呵成写下了《纪念黄道同志》一文。

　　不久，新四军军部在皖南又举行了隆重悼念黄道以及涂正坤等(在平江惨案中牺牲)烈士大会。叶挺、项英等在会上讲了话。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终于撕破了伪装的面孔。疯狂进剿闽北游击队的国民党军，竟丧心病狂地挖开了黄道的坟墓，将英烈的尸骨抛甩荒野。不屈的老区人民不惧反动派的压力，仍将黄道的忠骸一一收集，重新妥善安葬。1943年，在《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即将出版之际，陈毅为黄道墓被反动派挖毁一事所触动，特为《纪念黄道同志》一文添加了附记，其中说道："哼!反动派对内的报复精神可谓登峰造极!我必须在此补上一句，请国人公判：这究竟是反动派的胜利还是共产党员黄道同志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0年春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群众检举揭发了黄玉成、吕鹤年直接参与毒害黄道的特务罪行，两名凶手先后逮捕归案。经横峰县人民法院审理，两名案犯于同年11月被判以处决。被特务收买利用而犯下罪行的医生已于解放前病死。

　　1950年，黄道的遗骸运回赣东北。1953年，人民政府在上饶市信江南畔的山坡上修建了黄道的墓。近旁，矗立着巍峨的上饶革命烈士纪念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