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重大的遵义是哪位将领打下的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刘伯承由瑞金红军总部赴第五军团上任。第五军团军团部设在兴国城外五里亭一座山上的庙宇里。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等热烈欢迎刘伯承的到来。虽然中革军委通知明确说刘伯承是来当军团参谋长的，但董振堂、李卓然仍把他当做总参谋长看待。第二天下午，在庙宇的大殿里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由刘伯承作部队转移的动员报告。本来应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刘伯承新任军团参谋长的身份，可主持会议的董振堂却说：“现在请刘总参谋长讲话。”刘伯承听董振堂这样介绍，略一迟疑，本想把自己被贬职的经过跟大家说清楚，转念一想，这里面涉及到和顾问的争论及中共中央上层的一些事情，不便于讲，于是改了话题：“同志们，我们这次反‘围剿’，不叫打仗，叫‘挡仗’，敌人呢，也不叫打仗，叫‘滚仗’。敌人凭着他优势的兵力、现代化的装备，像个大石滚子滚过来，我们还硬用人去挡，当然要吃亏啰。”这一生动的比喻，形象而深刻地概括了第五次反“围剿”战略战术上的失策。大家频频点头，会场顿时活跃起来。他继续说：“任何军事家都懂得，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们和蒋介石打仗，是弱军对强军的作战。蒋介石几乎控制了全国地盘，有几亿人口、几百万军队；而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只有300万人口、十几万红军。可是有的人就是不承认这个现实情况，不顾条件地要‘御敌于国门之外’，要和人家打正规化的阵地战，这样，实际上把主动权送给敌人，使自己置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一年来的战争事实证明，我们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善战的，但是我们的战略战术有问题，需要改变。现在，我们要到外线去作战。部队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本来应该好好休整，但没有时间了，同志们回去要抓紧动员一下，准备很快出发。”这就是刘伯承就任第五军团参谋长的第一席讲话。

　　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从中央苏区出动，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一连几天，中央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共约8 6万余人，陆续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雩都出发，向贡水与信丰河（桃江）之间突围集结地区开进。中央苏区等根据地留下项英、陈毅等，率1.6万余武装坚持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突围方向是西进湘西。横亘在面前的第一道障碍，是国民党军陈济棠部沿桃江东岸修筑的碉堡封锁线。21日，红军开始冲击这道封锁线。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分左、右两翼展开，红九军团、红八军团分别随后掩护跟进，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及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陈济棠原是由广东地方军阀归顺蒋介石的，他一直提防着蒋介石削弱和吞并他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开始以前，中央红军利用陈济棠与蒋介石的这种矛盾，曾与他进行过秘密谈判，缓和了双方的关系。因此，红军在第一道封锁线没有遇到大的抵抗，25日，全部顺利渡过桃江。但已暴露出行动迟缓和指挥混乱的严重弱点。本来8万之众的长距离转移，又要对付国民党军沿途的围追堵截，理应做必要的准备和精简，然而红军仓促上路，又缺乏周密的行动计划，还携带了大量笨重物资器材，占用许多人力，影响道路通畅和行军速度。一道布防并不严密的桃江封锁线，竟花费了整整4天时间。这正孕育了前进道路上的危机。

　　刘伯承积极履行起第五军团参谋长的职责，经征得董振堂的同意，为第五军团制定了严密的行军、作战方案，并切实组织实施。他采取互相掩护、轮番转移的办法，让军团所辖第十三师与第三十四师两个师稳妥地交替前进。又抽出主力第十三师第三十七团担任后卫，以备情况紧急时坚决挡住敌人，使军团能迅速及时部署阻击，确保整个红军的安全。还派遣军团侦察部队前出与敌人保持接触，迷惑敌人，隐蔽主力行动意图。这些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第五军团从兴国城外直到桃江，不仅很好地完成了全军的掩护任务，而且本身没有受到损失，也很少有人掉队。25日，第五军团最后过桃江，人马正沿着浮桥有秩序地行进，忽然远后方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据侦察报告，是敌军追上来了。刘伯承当机立断，命令供给、运输等有马匹的单位下水徒涉，浮桥让战斗部队和机关使用。当人马过完，又命令拆除浮桥。敌人追到江边，无桥可过，只得眼睁睁地看着红军大队人马逶迤西去。

　　蒋介石又令陈济棠、何键在湘粤边境的汝城、仁化和乐昌、宜章、彬县之间设置第二、第三道封锁线。由于蒋介石还不了解红军西进的战略意图，只是采取一般性的防堵措施，敌军各部一时也没能及时到位，尤其是陈济棠唯恐红军进入广东，只派少量部队在汝城、仁化一线虚张声势，主力却撤向新田、安远、大庾、南雄等地布防，所以红军通过这两道封锁线也未遇到多大的麻烦。不过，倒是自己大搬家式的转移和甬道式的行军队形，增加了部队的疲劳和减员，削弱了作战能力，招致了一些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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