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未曾讲述的“密电”事件

       “密电”问题产生的过程

　　1937年3月，延安发起了大规模批判张国焘运动。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出了一段举座为之震惊的话来：“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66页）这就是后来称之为“密电”之说的源头。

　　1951年8月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版，在对“巴西会议”的注释中，有这样的叙述：“这时，张国焘率领一部分红军和中央分裂，不服从中央的命令，并企图危害中央。中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脱离危险区域，并率领服从命令的红军向陕北前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根据1952年8月第一版重排本，1966年改横排本第501页）这里的“企图危害中央”、“脱离危险区域”，就较“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大大地跨前了一步。

　　“文革”前后，时任沈阳空军副司令员的吕黎平说得更为具体：“密电”是他亲自参与译出的；“密电”内容性质更明确，即“武力解决”；还回忆了“密电”的全部文字；同时也把当年收译和送交“密电”的全过程作了展示。

　　20世纪80年代，又有一些新人加入进来。除了前面吕黎平“译电”的吕氏“密电”之说外，又出现了一个贺俊桢“破译电”的贺氏“密电”之说。译电和破译电是两种不同的渠道。译电是内部的通讯，破译电是对敌方的电讯侦察。这就是说，按他们的说法，这两种途径中双双获取了张国焘“武力危害中央”“密电”。

　　四个理由表明没有“武力危害”“密电”

　　“武力危害”“密电”说法一出，立即遭到了人们的质疑，他们当中既有当事人，也有学者。其中国防大学朱玉、王年一教授从四个方面的分析中，作出了彻底的否定。（朱玉、王年一：《也谈长征中的的“密电”问题》，《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一，始终找不到载有“武力解决”中央字样的电文。从1935年9月3日张国焘致“徐、陈并转呈中央”电起，直至9月14日中央和张国焘之间的相互往来电报，还有中央致“徐、陈”电报，以及其间彭德怀、李富春与林彪、聂荣臻之间的电报中，都没有“武力危害”中央这样的文字。1936年7月14日，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电专门报告了中央与张国焘的分歧及张国焘所犯严重错误，其中也只讲南下电令，没有“武力解决”。此外，从各档案馆历来积存的所有文电中也都找不出有这类内容的电报。

　　第二，从一系列有关文献的查阅结果中，断定没有“武力危害”中央的电报。如，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1935年9月12日）、张国焘的检讨《从现在来看过去》（1937年2月6日）、凯丰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1937年2月27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1937年3月31日）、《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约在1937年3～4月间）、张国焘的检讨《关于我的错误》（1937年4月6日）、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1938年4月19日）等有关历史文件，均未见有此记载。

　　第三，从有关亲历的高层人物的回忆中，没有发现“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内容。根据编造者提供的材料，所谓“密电”的直接接触者，在高层只有六人：一是张国焘，是“密电”的制造者；一是陈昌浩，是“密电”的接受者；一是朱德，是目睹南下“密电”者；一是徐向前，是“密电”的接受者或目睹者（一种说法是“密电”发给徐、陈，一种说法是只发给陈昌浩）；一是叶剑英，是“密电”的目睹者和偷出者；一是毛泽东，是叶剑英偷出“密电”的目睹者。此外，再也没有高层人物直接接触所谓“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了。

　　“密电”的所谓始作俑者张国焘，无论在其叛党前的检讨中和晚年写的回忆录中，均未承认有此“密电”。1937年3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会清算张国焘的错误，有人质问张国焘企图用武力解决中央，张当即反驳。他说：“在南下开（松）岗会议，总司令提出问题，为什么要用武力解决中央，（周）纯全答复并无此事。我要说明的就是发展到陷害总司令与武力（斗）争解决同志，如果是这样，便反革命了。”

　　陈昌浩因执行“国焘路线”而多次受到批判，不断检讨。我们查阅了他在延安时写的检讨，并未提及“密电”问题。“文革”中他惨遭迫害致死。生前曾多次向家人谈及一生中犯了不少错误，但强调唯独张国焘发给他“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是没有的。他说：“我根本没有见过这样的电报”，“我没有看到，我和徐向前同志都没有看到”。
(责任编辑：苏红网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