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奇女子凌叔华与徐志摩的一段情缘(4)

　　在得到"八宝箱"18天后，胡适又紧接着写信给凌叔华，责备她把徐志摩的两册英文日记藏为"私有秘宝",并指出她的这一做法开了人人私藏徐志摩书信的先例，会影响到全集的编纂工作。凌叔华最后似乎把余下资料交出，已不得而知。"八宝箱"公案也因此在凌叔华和胡适、林徽因等几位朋友的关系上投下了一层阴影。

　　凌叔华最后发现胡适把日记交给了林徽因，而非陆小曼，感到很对不起徐志摩。凌叔华曾写信给胡适说："前天听说此箱已落入林徽因处，很是着急，因为内有陆小曼初恋时日记两本，牵涉是非不少（骂林徽因最多），这正如从前不宜给陆小曼看一样不妥。"

　　陆小曼曾不无幽怨地说，"其他日记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不然倒可以比这几本精彩得多。""别人"是谁，陆小曼既不便明说，其实知道得也不很确切，不过总不外乎林徽因和凌叔华两人。

　　然而，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否认他母亲存有这些日记；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也表示从未见过这方面的东西。凌叔华也否认自己私藏了"八宝箱"内的任何东西，晚年时几度致信陈从周为自己洗冤辩白。凌叔华声称，她当年就交出了全部案件，包括陆小曼的两本日记和徐志摩的两本英文日记在内。

　　本来还算得上是朋友的凌叔华与林徽因却因为"八宝箱"事件交恶，两人从此再不往来。

　　如今，与"八宝箱"有关的所有人都已作古，这段由一个箱子引发的迷案，也慢慢成为历史长河中又一个再也不可能解开的谜团。
 

　　倾倒众生

　　再说回1924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这在京城文学界引起的骚动不亚于台风登陆。一帮负责担任接待泰戈尔的文化人胫骨商讨后决定，为大诗人搞个不落俗套的茶话会。5月6日下午，凌叔华得以女主人的身份主持这场世纪大聚会，她穿梭于名流之间，谈吐珠玑，风华绝代，倾倒了在场所有男人，其中就包括陈西滢，凌叔华日后的丈夫。

       陈西滢本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留英博士、学者、评论家。大凡知道陈西滢这个名字，多是因为他被鲁迅骂过。照中国人惯常的理解，和好人打架的肯定是坏人。于是，各种读物乃至中学教科书里都把他视为坏人。这便是陈西滢"名气"的由来。
 

　　南下武汉，经历"后方"

　　1926年6月凌叔华从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以优异成绩获该校金钥匙奖，任职北京故宫博物院书法绘画部门。7月，她与陈西滢结婚；凌叔华在婚前写给胡适的信中特别讲了这件事，信中写道："在这麻木污恶的环境中，有一事还是告慰，想通伯已经跟你说了吧？适之，我们该好好谢你才是。……这原只是在生活上着了另一种色彩，或者有了安慰，有了同情与勉励，在艺术道路上扶了根拐杖，虽然要跌交也躲不了，不过心境少些恐惧而已。"凌叔华很明白地表达出自己对这桩婚事的期望与满意之情，对陈西滢的信赖与满意之情。

　　1928年10月，陈西滢应聘到武汉大学任教，凌叔华一同前往。当时，二人对武汉这个城市不看好，认为这是个不宜久居的地方，凌叔华更希望到法国去，以使自己的绘画得到发展。所以，刚到武汉时的凌叔华难免增添孤寂之感。她写信给北京的胡适讲："自来武昌，一冬愔愔的白过了。"

　　不过凌叔华的创作倒是未曾停顿，她被誉为"新月圣手"即是在到武汉之后的三年之内。从题材上看，这时期的作品还是以以往的北京生活与体验为主，说明在这段时期里，她还没有从情感上进入到新的环境中，同时，也还未在此得到令她有深切感触的东西。

　　此后，另外两位女性的到来使她的生活有了丰富的色彩。一位是袁昌英，另一位是苏雪林，她们分别于1929年、1931年来武汉大学任教。这二人都是凌叔华与陈西滢的故交好友，苏雪林曾在法国学画，与潘玉良是同学，与长于书画的凌叔华自然是极易灵犀相通；袁昌英是文学家，她的女儿又拜凌叔华为干妈，所以，她们的到来，使一度感到孤单郁闷的凌叔华多了交心抒志的同道。就在1932年，武汉大学新校址在东湖之畔的珞珈山落成，陈西滢与凌叔华夫妇喜迁珞珈山新居，寓所名曰"双佳楼".珞珈山乃武汉风光秀丽之地，山势舒缓而曲径通幽，临湖瞰江而气象生动，在这里，或面对山光，或眺望水色，都往往有诗情画意融入胸怀。凌叔华与袁昌英、苏雪林常在此谈诗论画、说文解字，自然而然地营造出了人文与环境的谐趣，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于是，当时她们也便有了"珞珈三杰"的美称。

　　凌叔华的心境与生活状态渐渐有所变化，她走出家门，游历了不少地方，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包括文化圈子以外的普通劳动者，不再有往日的孤寂。她在1933年写给胡适的信中说："这两三年我脚没有停过，我的耳目不在城里在乡里，我比我们的朋友多认识一些真的中国人，他们是平凡穷困的人。"

　　1935年2月，《武汉日报》社聘请凌叔华创办《现代文艺》副刊，她应约出任主编。凌叔华在发刊词中写道："若其让文化永落人后，岂非像蜡制人体模型一样，虽然具有美丽的躯壳而缺少灵魂吗？……我们把这片沙漠造成锦天绣地的乐园吧。"不到两年时间，《现代文艺》便吸引和团结了如苏雪林、袁昌英、陈衡哲、冰心、沈从文、朱光潜、徐志摩、朱湘、卞之琳、巴金、胡适、戴望舒等一大批作家。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牵动了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10月，武汉大学成立战时服务团妇女工作组，凌叔华积极加入其中，并随工作组赴汉阳鹦鹉洲伤兵医院慰劳抗日伤兵。回去之后，感触良多的她写了一篇题为《慰劳汉阳伤兵》的通讯，寄到《国闻周报》发表。年末，因战争形势的发展，武汉大学由武昌珞珈山迁往四川乐山，凌叔华一家也搬至"后方".1938年3月，凌叔华、陈西滢一同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4月，凌叔华与胡风等96人联名发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这期间，凌叔华以一个知识女性的良知与热忱关心着抗战，同时也留心观察与体验着后方民众的生存境遇与生活状况。抗战期间，凌叔华写出了她的第一部、也是一生中创作的唯一的中篇小说《中国儿女》，以表达她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义愤和对祖国家园的热爱之情

　　事实上，多年的留学经历使陈西滢看惯了英国文化的理智和有序，对中国的一切都带着几分偏见而看不入眼。他对中国人的劣根性十分不满，却又同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有质的区别。他字里行间那种理智的态度和傲慢的神情，缺少了和时代相呼应的热度，让人很难接受。

　　所以，陈西滢与鲁迅的论战，无论从结局上还是道义上，他都是一个失败者，"失败得让人难以同情",而失败的结果，是他至今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一名"反派"角色。

　　阎晶明评价，陈西滢的过于"理智",使他在人们的印象中滑向了"反动",也就是鲁迅所讽刺的"正人君子"和"绅士".

　　他与鲁迅交恶之后，写新文化运动以来的10部着作时，只选了两个短篇小说集，一为郁达夫的《沉沦》，一为鲁迅的《呐喊》。他评时有敬意也有鄙薄："鲁迅先生描写他回忆中的故乡的人民和风物，都是很好的作品。"在批评时指出"还是一种外表的观察，皮毛的描写。"后又说："到了《阿Q正传》，就大不相同了。阿Q是一个type,而且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与李逵、鲁智深、刘姥姥是同样生动，同样有趣的人物，将来大约会同样不朽的。"但话锋一转："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的其余的文章。"接着便数落鲁迅先生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

　　作为评论家，陈西滢的可贵之处在于用一杆秤称世人，立论为公。他评论好友徐志摩的作品，在肯定他的文字贡献的同时，也尖锐地指出艺术上的毛病："太无约束，堆砌词藻。"对徐志摩的译作《涡堤孩》，责其不忠于原着，批评他"跑野马".

　　有人评论说，陈西滢的这种作风，颇有伏尔泰的"我和你意见不同，可是我宁可牺牲我的生命也要保护你发言的权力"之风。陈西滢的女儿陈小滢说，父亲告诉她，在30年代初的一次文坛聚会上，他与鲁迅邂逅，两人还礼貌地握了一次手。 (责任编辑：曾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