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私访张学良谈了什么(2)

　　■ 张学良眼泪几乎夺眶而出

　　在井上温泉感觉没一会功夫就到了下午4点钟，估计张先生也有同感，这是下山的时候了，我们还要赶6点钟由新竹开的火车回台北。于是父亲一行起身告辞，与张先生及赵四小姐握手。我至今印象深刻的场景是：当张先生拉着父亲的手时，他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

　　在车上，我们对双十二事变的事情开了个小小的辩论会，还没得出结论，已经到了新竹。市长早已预备好了晚餐。餐毕上火车时，离开车时间只有3分钟了。

　　10月31日，我们在台北休息了一个上午，整理行装。下午父亲到台湾大学去演讲，我和母亲则上街买买东西，一真夫妇去看他们的朋友。到台湾后只有这一个下午是由自己支配的。晚间魏主席及夫人约吃便饭，我们借机告别，并谢谢他们诚挚的招待。

　　11月1日是我们在台湾的最后一天。一早大家就起床了，行李理好后，都急着不知道飞机什么时候才有消息，一直到10时半才知飞机已自上海起飞。我们于午后1时赶到机场，很多朋友已在那里等着送行。飞机起飞前魏主席及魏夫人也赶到了。

　　我后来从父母《三访张学良》的文章中获悉：张学良将军又托父亲向蒋介石、宋美龄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希望恢复他的人身自由，不一定要做事，蒋先生住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二是不想与护卫(监视)他的刘副官(少将刘乙光)一家同住，希望刘副官一家搬出去，以保持一定的自由和距离。

　　回到南京后，父亲去总统官邸向蒋介石报告他在台湾看望张学良的情况，并转达了张学良的两点请求，“希望总统予以体恤”。蒋介石听了，只是“啊，啊“地不接话。对张学良的请求不置一词，即谈起别的事情了。父亲又去找宋美龄。宋美龄觉得愧对张学良，并说：“我们对不起张汉卿!”她认为两点要求中，第一点不容易做到，第二点可以帮忙解决。后来，宋美龄就跟蒋介石再三商量，他说我们在那里要给他住得舒服一些，官升少将的刘乙光不久被调走。但是蒋介石对我父亲去看望张学良很不满意。他下手谕要求以后任何人未经他批准，不准去见张学良。

　　父亲是在张学良1928年“易帜”后才和他相识，并彼此成为知心朋友的。父亲钦佩张学良的胆量和义气，也很同情他的遭遇。双十二事变发生后，当时南京国民党首要对事件主张用军事解决的占多数，父亲是主张政治解决的少数人之一。父亲当时任中央军校教育长，并秘密兼任京沪分区负责长官，正在筹划加强建设上海抗战防御之事。张学良“扣蒋”后，父亲在京沪的36、38两师被调到西北“讨逆”，只剩下87师，父亲一定担心日军借守备空虚而入，但是日军这时候也是选择了观望。何应钦在事变之后即约父亲商议“讨逆”，让父亲与刘峙、顾祝同分别统领三路大军进攻西安，父亲当时拒绝任命，认为军事行动不能“救蒋”。

　　■ 三访张学良

　　自1936年张学良将军被拘禁，到1947年间，父亲私下一共去探视了3次。除了台湾这次外，第一次是张学良1936年底护送蒋介石到南京，住(软禁)在南京鸡鸣寺宋子文公馆时。第二次是1938年，抗战已爆发，父亲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学良被拘禁在湘西沅陵一个寺庙里。父亲看他时，张学良托父亲代转一封信给蒋介石要求恢复自由。

　　第一次访问是在1936年12月28日，也就是双十二事变后他送蒋介石到南京。父亲得知张学良被幽禁在鸡鸣山宋子文公馆，便前往宋公馆探望。张学良向父亲表示想“早点回西安”，并希望父亲向蒋介石转达。当时的形势下，父亲没有到蒋面前提及此事。父亲后来曾说：“我们对不起汉卿!当时除在蒋介石面前作落井下石的人外，同汉卿平日私交最好的也不敢为他说话。当然，说也无用。我每想起那次的会见，心中就深感内疚。因为我当时从有关方面已知蒋介石不会放汉卿回西安去，不过在那种情况下，我又不能对他明言。”

　　父亲于1937年底由淞沪前线转任湖南省主席。1938年9月间，他由长沙赴湘西视察，得知张学良被幽禁在凤凰山，便专程到沅陵拜访。

　　张学良被幽禁在远离城区的凤凰山顶的一座寺庙里。那里十分僻静，房舍和设备也都十分简陋。张学良住在那里，只有小范围的活动自由，打打篮球，划划小船，看看旧书，生活极为单调。按照蒋介石的授意与命令，凤凰山被划为禁区，国民党的一些军政要人，未获得蒋介石的亲自批准，是不允许探望的。为监护张学良，蒋介石颇费苦心，军统派有特务队，共有四十多人驻扎在凤凰山上，以及宪兵第八团三营七连约160人。但是，父亲没有顾忌蒋介石，一是他有湖南省政府主席的身份，二是与蒋介石良好的私人关系，决定不请示去看望张学良。

　　听说，父亲是第一个看望张学良的军政要员。这天，张学良找出多年未穿的西装穿上，系上领带，早早地站在凤凰寺外等待张治中的来临。父亲登山，只带了卫兵以及湘西行署主任陈渠珍给他派的两名随从副官，大批的随从人员则在沅陵行署等候。

　　父亲去，特务队队长刘乙光和宪兵连连长童鹤早早站在山门前迎接，把父亲送到张学良处，刘乙光和童鹤站在门外守候，不准任何人接近。此时，张学良已经是等候多时了，他感叹道：“总算把你盼来了”。据说，见此情景，赵四小姐眼里已经含着泪花。

　　张学良尽管与外界少有接触，但他始终关心着抗战局势。他向父亲表达了自己想参加抗战的急切心情，对国家正在危难，自己却无法出力很遗憾，并请父亲务必向蒋介石转达。父亲建议他写封信自己代为转交。回到长沙后，父亲派人将信送给蒋介石，结果大家很清楚。

　　这次父亲与张学良在台湾相见，他们两人一别十年。他说，张学良的脸上皱纹比以前更多了，内心也蒙上了惨苦的伤痕。离别的时候，父亲看他难过，只得勉强安慰他：“我相信国内总是要和平的，只要有和平的一天，也就是你恢复自由的一天，将来国家还是需要你的!”

　　晚年的时候，父亲说，现在看起来，这话对他实在太残忍了!早知道这样，我不应该说这种话!

　　在交谈中，张学良说看了不少历史书，有时候还做些旧体诗。此次探望，张学良赋诗一首赠给父亲。诗曰：

　　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佳宾。

　　不堪酒贱酬知己，惟有清茗对此心。

　　在我的卧室里，墙上挂有一幅字，就是张学良的秘书王益知用篆书写的这首诗。 (文中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延伸阅读：

　　张治中与张学良的交往

　　张学良1928年“东北易帜”后，张治中与张学良相识。张治中年长张学良11岁，从目前披露的材料看，张学良虽然官职比张治中高，但对张治中非常看重，公子出身继而掌权的张学良比起底层奋斗崛起的张治中，韬略和阅历都相距甚远。

　　“西安事变”，张学良“扣蒋”。此时，张治中正在淞沪地区秘密组织抗日，制定备战计划，并在苏州设有秘密机构。“西安事变”令张治中大惊，防备京沪的守军被调往西北“讨逆”，张治中担心日本人乘虚而入。张治中对张学良的贸然行事有所不满，但也拒绝出任“讨逆”军事长官。在张学良被软禁后，张治中又十分同情张学良遭遇。在1936年至1947年的10年中，张治中曾三次访晤张学良并与之长谈。这对落寞中的张学良是莫大的安慰。当时，军政官员对张学良恐怕是避之不及，或落井下石。

　　第一次访问是在1936年12月28日。地点在南京鸡鸣山宋子文公馆。第二次访问是在1938年9月间，地点在湖南沅陵。第三次访问是在1947年10月30日，地点在台湾新竹县井上温泉。

　　自此，张治中与在台湾的张学良再无相见。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