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批评陈伯达?

        几乎在筹备开国大典的同时，毛泽东就向有关人员布置了准备出访苏联的任务。因此次出访恰在斯大林寿辰期间，所以要带些贺礼，从延安时起就兼管毛泽东生活的叶子龙也就承担起了采购礼品的任务。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在西直门火车站登上赴苏的火车，同行的人有陈伯达、师哲、叶子龙、陈秉忱、沈剑新、汪东兴等。

　　当叶子龙说到苏联之行时，笔者突然想到1993年出的《汪东兴日记》，其中12月17日记有“晚饭前，毛主席召集陈伯达、叶子龙和我等开会。毛主席首先批评了陈伯达今天外出一天未请假??”等语；另外叶永烈《陈伯达传》中也记载了陈伯达为看儿子擅自搬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去住，挨毛泽东批评一事，就问他是否记得当时的详情。

　　叶子龙说陈伯达外出一天未请假挨批一事倒记不太清了，然而此次赴苏毛泽东曾狠狠地批评过陈伯达一通，他却记得十分清楚，但不是因为外出或搬出去住宿。

　　具体是哪一天叶子龙记不准了，苏联方面邀请代表团的人去看舞剧，毛泽东等没有去，陈伯达却去了。这部舞剧叫《红罂粟》，编剧对中国人显然怀有某些偏见，因而戏中的中国人，不是嫖娼就是抽大烟，没有什么太佳的形象。陈伯达看后对此戏非常不满，据陪同的苏联人费德林《历史的篇章——夜间会谈》一文追溯，陈伯达当时就对该剧提出了批评。

　　回到寓所吃饭时，陈伯达又把看剧的事告诉了毛泽东，并愤愤不平地对该戏批判了一通。他也许想借此赢得毛泽东的赞许，不料，毛泽东不仅没有夸奖他，反而严厉地批评了他。毛泽东说：《红罂粟》本来就不是部好剧，你为什么要去看这样的剧？你是自取其辱！

　　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使陈伯达感到很委屈，面子上也很难堪，便赌气地声称要绝食。可毛泽东并未对此在意，以为他闹一下情绪就完了，谁知他第二天果然不来吃饭了。过了一天，毛泽东要叶子龙去看看他，叶子龙到他的房间，看到他的床单上撒了许多饼干渣，顿时明白了他的所谓“绝食”是怎么回事，也就没多劝他。三天后，他自己又回来吃饭了。

　　由此说到了陈伯达，笔者问叶子龙： “您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这几位秘书，同为毛泽东工作多年，能否谈谈对他们的印象？”“我们虽都为毛泽东工作，但具体工作有些差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人的工作比较相似，也经常合作，相互间了解得多些。我和他们接触多少有些公事公办的意味，没有太深的交往。”

        “那么多年了，总有些感觉吧？”笔者穷追不舍。叶子龙说感觉不能说一点没有，对陈伯达他不能给其一生做什么评价，但他同陈打交道的感觉是襟怀不够磊落，心胸比较狭隘。与对陈伯达的印象相反，叶子龙对胡乔木却颇有好感。“抗战后期和转战陕北那段，我们有时住得很近。见面总要打打招呼，像前面说的关于电文的事，胡乔木还帮我做了解释。”

　　叶子龙还记起，1947年8月中旬的一天，在黄河边，毛泽东和任弼时就过不过黄河争论得很激烈。当时刘戡的七个旅紧逼着只有数百人的中共中央机关，形势十分危急。任弼时主张过黄河，毛泽东坚决不过。他要通过中央依然在陕北使人民建立必胜的信念，而任弼时则从中央机关和毛泽东本人的安全考虑，力主过黄河。就在那晚，下了很大的暴雨，胡乔木住的窑洞坍塌了，幸亏他当时不在窑洞里。

　　“胡乔木平时不苟言笑，很少说话，像总在思考着什么。他在毛泽东身边很不容易，毛泽东想到什么，要讲什么，布置一下，胡乔木就得连夜赶出来。警卫部队的班长张思德在安塞烧炭，因炭窑坍塌而牺牲。部队要开个追悼会纪念他，我将此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参加了追悼会，并讲了话。毛泽东事先没有准备讲话，是即兴漫谈。事后胡乔木把讲话整理了出来，就是那篇著名的《为人民服务》。”

　　叶子龙还说：1947年12月底，毛泽东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当时没有稿子，后来为了向下面传达，急需把讲话整理出来。可当时谁也没做记录，结果胡乔木凭一个简单的讲话提纲和他对讲话的记忆理解，把这篇重要讲话整理成文字。但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毛泽东在那次会议期间就讲了两次话，一次是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一次是会议结束时的讲话。《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经过了反复征求意见才定的稿；而会议结束时的讲话，是江青的详细记录。因此叶子龙的记忆可能有误。

　　但这样的事显然还有过，叶子龙说正是因此而很钦佩胡乔木。他说：“毛泽东有许多文章和讲话，是胡乔木执笔或整理的，他有很深的理论修养，可他从不居功、不自傲。我认为，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他的作用超过了陈伯达。” (责任编辑：徐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