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国藩：百岁老红军 一世写传奇(2)

申国藩养子申再望(左)与申国藩侄子申沛昌(右)代表镇川镇党委、政府和申姓亲戚向老人赠送陕北剪纸《贺寿图》 

　　百岁老人革命人生

　　申国藩，1911年出生在榆阳区镇川镇瓦岗寨村，1926年在镇川小学读书时就参加共青团，积极开展学生运动。在陕北地下党马明方、郭洪涛等同志的领导下，她16岁时转为共产党员。年轻的申国藩利用家庭是富商的社会影响力及商贸交易渠道，秘密为游击队筹集款项、购买枪支弹药，壮大革命武装。她的无私奉献和积极革命精神，得到组织的肯定之后她担任中共镇川党支部书记、区委书记。

　　1933年，陕北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地下党员王兆卿、毕维周、崔明道等6位同志壮烈牺牲在无定河畔，申国藩也一度与组织失去联系，但她始终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经过艰难曲折，申国藩终于找到党组织，并根据组织的安排，她东渡黄河，参加了红26军。在部队，申国藩学会了骑马打枪，成为一名作战英勇的战士。有一天夜里，敌人包围了红军部队驻扎的村子，为了掩护战友撤退，她只身一人鸣枪吸引敌人，并朝大山上跑去，敌人紧追不舍，她毅然跳下数十米高的山崖，躲过一劫，但从此留下脑震荡的后遗症。此后她所在的部队编入贺龙和关向英领导的八路军120师，这支部队在晋西北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申国藩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巡视员、晋绥分局妇女部长、宣传部长，配合八路军120师、解放军晋绥分区开展工作，并两次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与张达志结婚。由于长期身处艰苦的战争环境，申国藩的身体健康遭受了严重的损害。在一次转战途中，她怀的孩子流产了，自此失去了生育能力，后主动与丈夫离婚。

　　1949年冬，申国藩随贺龙司令、李井泉政委的18兵团南下四川，战友李井泉、肖里夫妇（李井泉1950年初任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区政委，兼行署主任。1952年秋，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兼省政府主席，中央西南局第三副书记、西南军区副政委）十分关心申国藩，将自己幼小的儿子李在望（改名申再望）送给申国藩抚养，圆了她当母亲的愿望。此后组织上让她担任成都育才学校的校长，部队上将大量南下随军、从政人员、烈士等人的孩子交给她，寄托在她的学校，对此她毫无怨言，任劳任怨当起了众多孩子的母亲，使这些孩子一个个成长为共和国的将军、领导干部、教授、高级工程师，成为新中国有用的人才。

　　上世纪50年代后期，申国藩为了胜任新的工作，提出到重庆西南党校学习文化，并且顺利得到组织上的同意。此时，她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学习压力很大，但她既照顾好了孩子，也圆满完成了学业。毕业后，申国藩担任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是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第一位女院长，当时分管刑庭和民庭工作，她也是成都第一位站出来用《婚姻法》保护和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人。60年代因工作需要，申国藩被调到成都市委工作，提任监委常委（监委就是现在的纪律检察委员会），负责监督干部，清查违纪问题。

　　“文革”中，申国藩因为收养了李井泉的儿子，被造反派斥为“李井泉安插在成都市委的黑手”，其存款被冻结，工资被扣发，每月只发生活费30元，并勒令她搬出市委大院里的住房，改住在小木板房里，每天写交代材料，不许外出。

　　1968年初夏，外地来了一伙“造反派”，强迫申国藩跪在木凳上，对她又打又骂。她以死抗争，用口袋里的一把小指甲刀割了手腕上的血脉。

　　“造反派”发现后，为制造“跳楼自杀”的假象，竟把申国藩从窗户扔出去。可是她坠地之前，先是被电线绊了一下，又落在松树丛上，最后才滚到地上，虽然手脚和数根肋骨骨折，左额骨摔裂，却没有死，整整昏迷了一个星期才醒过来。

　　对于“文革”经历，申国藩胸怀宽广，从不抱怨，也不记恨和追究那些“整”过她的人。她说，“文革”中很多人受了蒙蔽，是认识问题，改了就好了。

　　“文革”后，申国藩退居二线，1984年离休，享受省部级待遇。离休后她更牵挂自己的家乡，每每听说家乡发生了巨大变化，她都特别欣喜，家乡来人看望她，更让她兴奋得彻夜难眠。2008年9月，当申国藩得知家乡要建人畜饮水工程时，立刻主动寄上1900元。同年10月1日，在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9周年之际，瓦岗寨村村民欣喜地收到96岁老红军申国藩从成都寄来的汇款。老人在汇款单留言栏写道：“为瓦岗寨村解决人畜饮水困难捐款。”老红军情系家乡的义举，博得了村民的高度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