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平、刘源、刘亭亭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就读，虽说学校离家不算很远，但为了培养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刘少奇要求他们在学校食宿。每逢星期六下午，一位老师傅骑着木板包厢的三轮车，把刘家的３个孩子及其他人家的孩子一起接回中南海。同车的还有住中南海西门对面灵境胡同的陈赓大将的两个孩子。每星期一的早晨，还是这位老师傅，再把这一群孩子送回学校。
当刘源上三年级后，刘少奇觉得孩子大了，应该让他们锻炼自己乘车上学。他便决定停了三轮车，给孩子们买了月票。从此，孩子们就自己到中南海西门偏南的车站，先乘１４路，然后再转乘１０路公共汽车上学了。
上学期间的涛涛、丁丁、平平、源源、亭亭，每月的全部生活、学杂费共计１００元。虽然不愁衣食，但确实不算很宽裕。当然再在孩子身上增加一点开销还是有余地的，但刘少奇夫妇希望孩子们的生活，不要和普通群众拉开太大的距离。
兄妹们每人每年只能买一双新鞋，这种平均造成了实际上的不平等。男孩子穿鞋费，规定更新的时间尚不到，鞋子已惨不忍睹，但还得凑合着穿。在刘源的记忆中，那时能让他兴奋的事之一，就是换新球鞋。
当时刘少奇夫妇的工资，加在一起总共有５００多元，家里人多，各项开支多，把必要的花销一刨除，手头不能不说是有点儿紧。
他们夫妇每月交党费２５元，刘少奇买烟、茶和其他生活用品１００元，全家人的伙食费１５０元，给保育员付工资４０元，每月的房租、水电等费用最初是４０多元。再除掉孩子们的生活费、住在中南海家中的外婆的零用钱，就所剩无几了。可刘少奇还要用之接济有困难的亲朋好友。
关于房租和水电费，中间也有一段故事：
１９６０年，中央办公厅发了一个文件，重新规定了干部住房收费标准。刘少奇怕管理部门有顾虑而进行照顾，就让身边工作人员如实地丈量了一遍自家的面积，核对水电费数字。重新测算后，刘家每个月要付６０余元的房租水电费，比原先多了２０元左右。刘少奇表态说：“已经定了工资制度，就要彻底执行，高级干部要带好头，不能再享受供给制了。”
因为刘少奇和何葆珍的孩子不是已经工作，就是在苏联留学，所以在中南海家里的孩子中，王光美照拂得最尽心的是刘少奇和王前生的女儿涛涛。好衣服给她穿，有什么要求尽量满足，自然在她身上的花销稍多些。
平平看到母亲特别疼爱涛涛，有时不免心生委屈：“我是最倒霉的了，上有姐姐哥哥，下有弟弟妹妹。姐姐想要什么，妈妈马上就给；妹妹小，妈妈也宠着。只有我夹在中间，要什么都不给。”
这一点，连刘少奇秘书吴振英的儿子吴陕立都看出来了：“刘家真正的公主是刘涛，要什么给什么，穿得最漂亮了。比她小的孩子，都比她朴素。我们都替他们抱不平。”
刘源告诉笔者：“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涛涛和我们不是一个母亲生的。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从大字报上看到这一说法，刚开始不相信，感情上也接受不了。”
王光美亲生的４个孩子中，刘源是唯一的男孩，但他在生活上没有丝毫的特殊。他用的铁皮铅笔盒，也是姐姐传给他的，后来连盖都盖不上了，就用一根橡皮筋勒着，继续使用。
１９６０年初，阿富汗国王和王后来华访问，在和刘少奇会面时，王后提出想见一见他家的孩子们。当时中央有个精神，让夫人和孩子们配合着做一点外交工作。刘少奇很爽快地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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