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队在平津大溃败原因何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进行全面抗战的开始。

　　日本关东军得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后，于8日晨召开了会议，认为“乘此时机应对冀察给予一击”。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也向参谋本部作了报告，主张“利用这一事件实行统治中国的雄图”。在东京，日本陆军省大臣杉山元大将于8日深夜命令京都以西的各师团准备复员的二年兵约4万人延期复员。海军中央部亦迅速命令正在台湾演习的第三舰队返回中国上海原来的防地准备作战。参谋本部第一部第三课作战班大部分人员彻夜待命。

　　当时日本政府采取“不扩大”的方针，而陆军则已计划向华北派兵，这反映了日本统治机构中的矛盾。当时竭力主张不扩大战争的中心人物是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他之所以主张不扩大，是因为他对苏联的动向极为关心。他和属下的第二课课长河边觉郎、第三课负责对苏作战计划的主要负责人井本参谋等人当时认为：日军倾全力对苏，其兵力也是不足的；若以很大兵力对华作战，则影响对苏的战争准备。而竭力主张对华作战的人则认为，目前苏联对日参战的可能性不大；认为对华只需一击，中国就会屈服，甚至对华战争只要两个多月就可以使中国屈服。主张对中国扩大侵略的人占多数。但是，不论是主张扩大和主张不扩大，以武力吞并中国、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方针是日本的既定国策，两派都是一致的。出现的分歧，只不过是发动战争的时机与手段不同而已。

　　日军参谋本部派兵华北的意见经首相近卫批准，于11日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在内阁会议召开之前，于11日11时30分到14时，在永田町首相官邸首先召开了由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全体一致赞同。

　　会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和首相近卫于下午4时20分在叶山皇室别邸参见天皇。首相上奏华北派兵事宜，请天皇裁决。海军军令部部长伏见宫也于下午5时15分上奏海军的用兵事宜。天皇均予以批准。下午6时24分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这个声明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诬说“负责华北治安的第二十九军，于7月7日半夜在卢沟桥附近进行非法射击，由此发端，不得已而与该军发生冲突。”“第二十九军虽曾答应和平解决，但于7月10日夜再次向我非法攻击，造成我军相当伤亡……对和平谈判并无诚意，终于全面地拒绝在北平进行谈判。”又说：“就帝国和满洲国来说。维持华北的治安，是很迫切的事……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11日18时30分，参谋总长向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发出“临参命第56号”命令，命令关东军司令官将所辖独立混成第一和第十一旅团主力、航空6个中队、高射炮2个中队、铁道第三联队主力等部队派遣去华北。在此之前的晨4时半，天皇已钦定派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为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以代替正在病中的田代皖一郎少将。

　　香月清司接到被任命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命令后，12日离开东京乘飞机去天津。中途曾在汉城停留，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会面。小矶要他抱强硬态度对付中国。飞机于当日11时半到达天津。当日下午2时，香月在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听取了参谋长桥本的汇报，尔后召集全体参谋开会，讨论驻屯军今后的计划。第二天早晨拟出了《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以急电向陆相和参谋总长作了报告。其主要内容为：“中国驻屯军”“连同第一次所增加兵力(包括第二十师团)准备合并使用，必要时一举歼灭第二十九军”。此外，还准备向冀察政务委员会提出以下七项要求：“(一)彻底镇压共产党的策动；(二)罢免排日要人；(三)撤去驻在冀察的排日的中央系统各机关；(四)从冀察撤去排日团体，如蓝衣社、CC团等；(五)取缔排日言论及宣传机关和学生、民众的排日运动；(六)取缔学校、军队的排日教育；(七)对北平的警备将来由公安部队负责，城内不得驻屯军队。如不答应以上要求，即要求解散冀察政务委员会和二十九军撤出冀察。”

　　日本陆军中央部在13日上午接到了《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于当晚8时确定了《处理华北事变方针》。这个方针在表面上仍然标榜“局面不扩大”、“现地解决”，但同时又决定：“当中国方面无视现实解决条件而表示没有诚意实行时，或南京政府继续调动中央军北上企图发动攻势时，应采取果断的行动。”这个方针决定后，14日，日军参谋总长又从国内抽调7个飞行大队、4个独立飞行中队、2个机场勤务中队和1个野战飞机修配厂，编成“临时航空兵团”，以德川好敏中将担任兵团长，分别部署在山海关、锦州、大连地区。航空兵团作战飞机总数达到222架。
(责任编辑：陈丽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