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中央苏区风雨路

　　邓小平同志与江西这片红土地的不解情结，始于战火纷飞的1931年2月。当时，在成功发动了广西百色和龙州起义后，邓小平同志与李明瑞、张云逸同志一道率领红七军转战千里，进入地处赣粤湘三省交界的崇义县。这是他第一次踏上江西的土地。不久，他离开部队，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7月，红七军到达中央苏区，与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会合，投入了保卫和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同年7月中旬，邓小平同志从上海出发，经广东、福建又来到江西，8月到达赣南瑞金。根据党组织安排，就任中央革命根据地领导机关所在地瑞金县的县委书记。这时，中央苏区正在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而位于后方的瑞金却政局不稳，十分混乱，党政领导权被一些坚持极“左”路线的分子把持。这些人大搞所谓肃“社会民主党”，冤杀了许多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全县党政干部情绪低落，民众惊恐不安。

　　为迅速扭转这种局面，邓小平同志刚一上任就抓了事关瑞金全局的两件大事。

　　一是制止肃反扩大化。他针对时弊，严肃指出，以前的肃反有缺点，有错误，应该纠正，要揭露偏差，查明问题。9月底10月初，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撤换了在肃反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拘捕了民愤极大的原县委书记、县肃反委员会主任。同时宣布：第一，立即停止杀人；第二，已被供出名字怀疑是“社会民主党分子”的一律不抓；第三，已被关押在狱的，凡是贫农、中农，一律先放掉，让他们回原地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凡是地主、富农，罚钱后放掉。这一举措有力制止了肃反扩大化的蔓延，300多名被关押者免遭斧钺之灾。邓小平同志在果    断纠正肃反扩大化这一非常敏感的问题时，是冒着极大风险的。但他不计个人得失，不随波逐流，以革命大局为重，坚持实事求是，在短时间内为瑞金开创了一个良好的政治局面。

　　局势稳定后，邓小平同志开始认真治理区乡两级苏维埃政权。全县各区乡都先后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新的苏维埃政府领导机构。在普遍整顿的基础上，将大批与群众联系密切的本地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上。邓小平同志还在县区举办干部培训班，并亲自授课。培训班的学员后来都成为瑞金的革命骨干。由于邓小平同志的努力，瑞金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在各项工作中的做法成了苏区各县纷纷仿效的榜样。

　　二是妥善解决土地分配问题。他认为，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平均分配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革命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应当积极贯彻执行。当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土地政策已经在苏区传达，但邓小平同志还是宣布必须维护原先的分田结果。对少数没有分田的地方，则发动贫苦农民迅速分配土地。同时特别强调不能侵犯中农利益，也不要过分打击富农，坚持了正确的土地分配原则。

　　这两件大事的妥善解决，改变了瑞金县被动的工作局面，瑞金的革命斗争形势越来越好。

　　1931年9月28日，毛泽东、朱德、项英、王稼祥等同志率中央苏区党政军首脑机关进驻瑞金叶坪村。听完邓小平同志的详细汇报，毛泽东等同志充分肯定瑞金县工作的突出成绩。1931年11月7日至21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隆重召开。大会正式确定瑞金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

　　在瑞金工作期间，邓小平同志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给瑞金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2年3月，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评价瑞金全县工作，“在某些工作上已有相当的进步。”

　　1932年，政绩斐然的邓小平同志奉中共江西省委之命，前往会昌县开辟新区工作。7月，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工作由新成立的中共会昌中心县委领导，邓小平同志担任中心县委书记兼江西省军区第三分区政委。

　　三县党组织的整顿与建设是邓小平同志到会昌中心县委后狠抓的一项重要工作。他相继在会昌、安远召开党代表大会，并对寻乌县委进行改组，加强领导力量。到同年底，会昌县党员发展到2500多名，乡党支部82个，区委13个；寻乌县党员2000多名，乡党支部45个，区委7个；安远县党员1400多名，乡党支部16个，区委5个。三县党员共6000人，乡党支部143个，区委25个。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党的工作取得了突出成效。

　　扩大红军，发展壮大革命武装力量，是邓小平同志到会昌后抓的又一项重要工作。他多次主持召开三县县委、县苏维埃和各部门负责人会议，进行这方面的工作部署。邓小平同志强调，既要坚决完成扩红任务，又必须反对强迫命令和欺诈、贿买等做法。他告诉大家：关键是要搞好宣传动员，使扩红的重大意义和苏维埃政府优待红军家属的条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在扩红时，广大党团员和苏维埃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

　　在中心县委领导下，会、寻、安三县扩红宣传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写标语、演话剧、唱山歌、搞竞赛……到处是“送郎当红军”的歌声，到处是母送子、妻送郎、兄弟竞相当红军的动人场面。1932年7月到9月3个月中，仅会昌一县就扩大红军1000多名。

　　邓小平同志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期间，十分注意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群众组织，重视文化建设工作。1932年11月间，会昌即有赤卫军4970人，模范师2529人，各县、区还各有数百人的独立团和游击队。同年，各县都组建了共青团、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以及手工业、店员、木船等行业工会。1932年8月间，会、寻、安三县共办起73所小学，90％的儿童都入了学。各区、乡还设立俱乐部和剧社，经常演出《送郎当红军》等深受群众欢迎的剧目。

　　从1932年5月到1933年初，邓小平同志彻底改变了会、寻、安这一红色根据地边沿地带的面貌。他以务实的精神，雷厉风行的作风，突出的工作才能，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取得了显著成绩。

　　1933年初，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开始全面排斥和打击支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人。敢于坚持真理、注重实事求是的邓小平同志遭受打击，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政治磨难。

　　1933年2月中旬，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在福建发动反“罗明路线”的斗争，随即又在江西开展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邓小平同志的这场政治磨难的起因是，会昌中心县委从它成立开始，就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正确主张，反对和抵制王明的“左”倾错误，成为“左”倾冒险主义者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政策的严重障碍。这些正确主张具体为：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在粉碎敌人“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上，反对军事冒险，主张诱敌深入，坚持过去几次反“围剿”的打法，采用游击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把敌人引到群众条件好的苏区来消灭，面对强大敌人的进攻，不硬拼，不搞“堡垒对堡垒”和“消耗战”；在扩大革命武装的问题上，认为群众武装、地方部队和中央红军都应不断发展，并应注意质量，反对用削弱地方部队与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中央红军，反对不顾质量单求数量地要求“武装一切工农群众”的作法；在经济政策问题上，不同意“动员一切经济力量为了战争”的口号，力主红军主力把打土豪筹款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在土地问题上，坚决执行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政策，反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主张。

　　1933年2月，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以反对“罗明路线”为题，点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4个人的名，说他们是“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

　　3月底，中央局代表在会昌县筠门岭主持召开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对邓小平同志等人进行围攻。会议通过的《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声称“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会后，邓小平同志被撤销中心县委书记职务，调江西省委任宣传部长。4月中旬，在苏区中央局的直接参与下，江西省委召开江西党3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开始在江西苏区全面展开。会议指责邓、毛、谢、古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集中“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对邓小平同志等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5月，邓小平同志又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被派到苏区边远的乐安县南村区委当巡视员。这是他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受到的第一次错误处分。

　　作为一个正直的共产主义者，邓小平同志虽然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并被无端撤职下放，但他仍旧不改初衷，坚持真理，坚持正确主张，竭尽全力为党辛勤工作。

　　1933年夏天，在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贺昌等支持下，邓小平同志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据当时与他一同在总政治部工作的朱月倩回忆，邓小平同志虽受到那么大的打击，但毫不在乎，还是又说又笑很开朗。秘书长工作又多又杂，他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对同志关心体贴，对自己严格要求。

　　不久，邓小平同志主动要求承担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主编的重任。为办好《红星》报，邓小平同志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因编辑人员有限，从选稿、编辑、印刷到各种新闻、文章的撰写，邓小平同志都是亲力亲为。《红星》报上许多没有署名的消息、新闻、报道乃至许多重要的文章、社论，都出自他的笔下。他一字一句，一点一滴，十分认真地、全心全意地将这份小报真正办成了“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受到苏区军民的热烈欢迎。仅1933年，《红星》报即在中央苏区发行了17300份，成为苏区占有读者最多的三大报刊之一。

　　1934年10月，邓小平同志跟随突围转移的“红章”纵队，从瑞金县云石山出发，跨过于都河，踏上了二万五千里漫漫长征路，离开了令他终生刻骨铭心的红土地。

　　在江西的4个年头里，邓小平同志不畏艰难，屡膺重任。在历史曲折发展的道路上，江西人民初次领略了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实事求是，不计个人荣辱，敢于斗争的崇高风范。

、寻乌、安远三县工作由新成立的中共会昌中心县委领导，邓小平同志担任中心县委书记兼江西省军区第三分区政委。

　　三县党组织的整顿与建设是邓小平同志到会昌中心县委后狠抓的一项重要工作。他相继在会昌、安远召开党代表大会，并对寻乌县委进行改组，加强领导力量。到同年底，会昌县党员发展到2500多名，乡党支部82个，区委13个；寻乌县党员2000多名，乡党支部45个，区委7个；安远县党员1400多名，乡党支部16个，区委5个。三县党员共6000人，乡党支部143个，区委25个。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党的工作取得了突出成效。

　　扩大红军，发展壮大革命武装力量，是邓小平同志到会昌后抓的又一项重要工作。他多次主持召开三县县委、县苏维埃和各部门负责人会议，进行这方面的工作部署。邓小平同志强调，既要坚决完成扩红任务，又必须反对强迫命令和欺诈、贿买等做法。他告诉大家：关键是要搞好宣传动员，使扩红的重大意义和苏维埃政府优待红军家属的条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在扩红时，广大党团员和苏维埃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

　　在中心县委领导下，会、寻、安三县扩红宣传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写标语、演话剧、唱山歌、搞竞赛……到处是“送郎当红军”的歌声，到处是母送子、妻送郎、兄弟竞相当红军的动人场面。1932年7月到9月3个月中，仅会昌一县就扩大红军1000多名。

　　邓小平同志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期间，十分注意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群众组织，重视文化建设工作。1932年11月间，会昌即有赤卫军4970人，模范师2529人，各县、区还各有数百人的独立团和游击队。同年，各县都组建了共青团、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以及手工业、店员、木船等行业工会。1932年8月间，会、寻、安三县共办起73所小学，90％的儿童都入了学。各区、乡还设立俱乐部和剧社，经常演出《送郎当红军》等深受群众欢迎的剧目。

　　从1932年5月到1933年初，邓小平同志彻底改变了会、寻、安这一红色根据地边沿地带的面貌。他以务实的精神，雷厉风行的作风，突出的工作才能，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取得了显著成绩。

　　1933年初，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开始全面排斥和打击支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人。敢于坚持真理、注重实事求是的邓小平同志遭受打击，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政治磨难。

　　1933年2月中旬，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在福建发动反“罗明路线”的斗争，随即又在江西开展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邓小平同志的这场政治磨难的起因是，会昌中心县委从它成立开始，就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正确主张，反对和抵制王明的“左”倾错误，成为“左”倾冒险主义者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政策的严重障碍。这些正确主张具体为：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在粉碎敌人“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上，反对军事冒险，主张诱敌深入，坚持过去几次反“围剿”的打法，采用游击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把敌人引到群众条件好的苏区来消灭，面对强大敌人的进攻，不硬拼，不搞“堡垒对堡垒”和“消耗战”；在扩大革命武装的问题上，认为群众武装、地方部队和中央红军都应不断发展，并应注意质量，反对用削弱地方部队与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中央红军，反对不顾质量单求数量地要求“武装一切工农群众”的作法；在经济政策问题上，不同意“动员一切经济力量为了战争”的口号，力主红军主力把打土豪筹款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在土地问题上，坚决执行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政策，反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主张。

　　1933年2月，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以反对“罗明路线”为题，点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4个人的名，说他们是“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

　　3月底，中央局代表在会昌县筠门岭主持召开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对邓小平同志等人进行围攻。会议通过的《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声称“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会后，邓小平同志被撤销中心县委书记职务，调江西省委任宣传部长。4月中旬，在苏区中央局的直接参与下，江西省委召开江西党3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开始在江西苏区全面展开。会议指责邓、毛、谢、古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集中“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对邓小平同志等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5月，邓小平同志又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被派到苏区边远的乐安县南村区委当巡视员。这是他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受到的第一次错误处分。

　　作为一个正直的共产主义者，邓小平同志虽然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并被无端撤职下放，但他仍旧不改初衷，坚持真理，坚持正确主张，竭尽全力为党辛勤工作。

　　1933年夏天，在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贺昌等支持下，邓小平同志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据当时与他一同在总政治部工作的朱月倩回忆，邓小平同志虽受到那么大的打击，但毫不在乎，还是又说又笑很开朗。秘书长工作又多又杂，他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对同志关心体贴，对自己严格要求。

　　不久，邓小平同志主动要求承担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主编的重任。为办好《红星》报，邓小平同志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因编辑人员有限，从选稿、编辑、印刷到各种新闻、文章的撰写，邓小平同志都是亲力亲为。《红星》报上许多没有署名的消息、新闻、报道乃至许多重要的文章、社论，都出自他的笔下。他一字一句，一点一滴，十分认真地、全心全意地将这份小报真正办成了“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受到苏区军民的热烈欢迎。仅1933年，《红星》报即在中央苏区发行了17300份，成为苏区占有读者最多的三大报刊之一。

　　1934年10月，邓小平同志跟随突围转移的“红章”纵队，从瑞金县云石山出发，跨过于都河，踏上了二万五千里漫漫长征路，离开了令他终生刻骨铭心的红土地。

　　在江西的4个年头里，邓小平同志不畏艰难，屡膺重任。在历史曲折发展的道路上，江西人民初次领略了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实事求是，不计个人荣辱，敢于斗争的崇高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