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百团大战”研究中的几个谜题

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的研究，一直是党史、军史、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里的热点和重点问题之一。

70年前发生的“百团大战”是中共党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百团大战的研究，一直是党史、军史、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里的热点和重点问题之一，近年来的研究新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关于“百团大战结束时间”的新见解

学术界对百团大战的开始时间没有异议，而对其结束时间则众说不一，近年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

一是“1940年12月5日”。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抗战图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合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图鉴》等都秉此说。

二是“1941年1月24日”。见沙健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岳思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八路军》等。

三是“1940年10月初”。雒春普认为，百团大战的下限应划在1940年10月初。其依据是：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结束时，八路军总部和野战政治部领导人，本计划再组织一次大的进攻。但日本华北方面军却在1940年10月1日，为防止八路军再发动“全面的、有组织的”、出其不意的进攻，命令第一军所属部队进行“第二期晋中作战”、驻蒙军所属部队进行“对晋察冀边区中共根据地更大规模的肃正作战”。面对变化了的形势，八路军总部不得不放弃继续进攻的战略，转而部署反“扫荡”作战。至此，本来意义上的百团大战事实上已经结束，此后的作战已经不是“进攻的运动战”，而是又恢复到敌后游击战的基本形式——“扫荡”与反“扫荡”，“封锁”与反“封锁”。

四是“1940年10月上旬”。陈瑜认为，百团大战的结束时间之所以存在众多的说法，原因是各家论著依据的史料不同。他根据自己对所掌握资料的分析，指出百团大战的结束时间应是1940年10月上旬。其理由是：第一，根据战争的规模和特点看，大规模主动出击的“百团”作战在1940年10月5日前；第二，百团大战的战报、八路军有关领导人的谈话以及当时报纸发布的消息和文章，主要都是关于1940年10月上旬之前的战役情况和评说，很少涉及10月上旬以后的；第三，从“百团大战”战役展开过程中的变化对八路军作战计划的影响看，原定的第三次大规模出击没有能够实施，被迫于10月上旬结束主动进攻，转人反“扫荡”。

“百团大战参战兵力”的新考证

长期以来，关于百团大战的参战兵力，说法不一，有80团左右之说，有104团之说，有105团之说，还有115团之说。

岳思平对百团大战的参战兵力进行了详细考察，得出结论：晋察冀军区共有36个团参战，第120师兼晋西北军区共有27个团参战，第129师兼太行军区共有42个团参战，百团大战参战的总兵力为105个团、约27万人。（岳思平主编《八路军》，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5-236页）

《人民日报》于2006年9月17日发表《百团大战（上）》一文，指出：按八路军总部原来规定，百团大战参战兵力不少于22个团。但战役发起后，由于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和抗日根据地民众痛恨日军的“囚笼政策”，参加破击战的积极性非常高，因此各部投入了大量兵力，计晋察冀军区39个团、第129师（含决死队第1、第3纵队等）46个团、第120师（含决死队第2、第4纵队等）20个团，共105个团20余万人，还有许多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参加作战。

“百团大战与国民党的关系”的新探讨

百团大战与国民党有何关系？这一问题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

雒春普指出，百团大战得到了宜昌战场国民党正面作战的直接配合，而百团大战对敌交通干线的凌厉攻势又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关于百团大战的几个问题》，《晋阳学刊》1999年第3期）

王荣林认为，百团大战期间,华北敌后的国民党军卫立煌部、阎锡山部、庞炳勋部等纷纷出击,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八路军百团大战。尽管华北敌后国民党军队的出击与八路军百团大战相比,其规模、时间及战绩均不能相提并论,尽管蒋介石曾对国民党军队的出击,尤其是对第一战区中央军的积极出击颇多责备之词,并曾下令制止,但纵观全局,其积极作用仍是不能否认的。首先,阻击和牵制了华北南部之敌的北援,从战略上配合了八路军百团大战。其次,在国共双方刚结束华北磨擦这一特定时期,国民党军队的出击不仅显示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合力御侮的优良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缓和了华北敌后国共双方的矛盾。再次,在一定程度上振奋、鼓舞了八路军将士和全国人民。

刘贵福撰文，以百团大战、中条山战役为例，深入地探讨了抗战中期的国共配合作战问题。他指出，抗战中期,以华北摩擦和皖南事变为标志,国共矛盾激化。但在此一阶段,国共双方军队在战场上仍给予对方一定的配合。中共发动百团大战有打破日本进攻西北计划、影响全国战局、击敌和友、加强国共合作的战略意图。在百团大战中,国民党晋南部队给予八路军以一定的配合。

“毛泽东对百团大战态度”研究的新梳理

长期以来，人们对毛泽东在战役发起前后的态度及其对战役的评价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06年刘炳峰撰写《毛泽东在“百团大战”前后》一文，对这一问题重新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1）发动“百团大战”是当时八路军众多将领的一致意见。但从时局出发，作为总揽全局的统帅和战略家，毛泽东并不主张当时就打。（2）彭德怀等主意已定，决意要“大打一场”，战役终于在三个月后“提前打响”。事已至此，毛泽东还是给予大力支持，并在胜利后致电祝贺。（3）在对“百团大战”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为总结经验教训起见，对于战役中存在的缺点、问题，毛泽东也是不甚满意的，并提出了批评意见。

“百团大战评价”研究的新审视

学术界在充分肯定百团大战的历史作用和重大意义的同时，又指出它在军事上有许多教训值得汲取。

徐裕龄认为，百团大战是敌后战场战略反攻的开端。百团大战的战略作用主要表现在：（1）在军事上给予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不仅在华北打击敌人，而且带动了其他地区的抗战军民向敌人发动攻势，使战略主动权开始转变到抗战军民的手中。（2）百团大战使全国军民增强了斗争勇气，坚定了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同时对日军士气也是沉重的打击。（3）百团大战极大地提高了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威望，为中共建立和扩大抗日民主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4）通过百团大战，八路军得到了锻炼提高，开始向正规化转变。

岳思平认为，百团大战的胜利，是在中国全国抗战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妥协投降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取得的，具有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其体现在：（1）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2）百团大战策应了正面战场作战，抑制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逆流；（3）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同时，他也指出：这次战役，八路军也做出了很大牺牲，尤其是战役第二阶段，进行了与八路军装备不相适应的攻坚战，过多地消耗了抗日军民的人力、物力，给尔后坚持华北抗战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

于国红认为，百团大战牵制了大批日军，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延缓了日本南进的步伐；百团大战的实施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在国际国内引起极大反响，提高了中共和八路军的声望，揭破了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谎言，证明了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也有学者指出，百团大战在军事上也有许多教训值得汲取，如：攻击时间长，特别是在日军已经高度戒备的情况下，强攻日军坚固设防的城镇据点，超过了自身低劣的武器装备提供的能力限度，使自己的力量消耗过大，以至于影响到对日军报复“扫荡”的反击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