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之战：解放军七天强行军抄了印军后路

　　1962年，在喜马拉雅山区--世界屋脊上发生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我时任国防第十一师司令部的侦察科长，自始至终参加了这场战争的全过程。

　　自1962年9月20日印军向我边防部队打第一枪起，中印边境局势便日趋紧张起来。我边防部队按照总参作战命令，积极进行备战工作，随时待命出发。

　　针对印军“铜头、锡尾、背紧、腹松”的特点，刘伯承提出“打头、切尾、击背、剖腹”的战略方针

　　中央军委对这场自卫反击战制订了三条反击路线:中印边境印军入侵的西藏阿里方向为西线，山南方向为中线，瓦弄方向为东线，以中线为重点进行反击。

　　中线第一战役的战场选在克节郎河谷，入侵这个地区的印军第七旅下辖四个步兵营，配属炮四旅两个营，旅长为约翰·帕拉希拉姆·达尔维准将。

　　我方参战的部队是西藏军区四一九部队所属一五四团、一五五团、一五七团和国防第十一师三十二团二营，配属军区炮兵三○八团。

　　根据战前的敌情侦察，军区前指分析认为，印军部署特点是:前重后轻，两翼暴露，纵深短浅。军区前指决定采取两翼开刀，迂回侧后，包围分割，各个歼灭的打法。即命令一五五团担任右翼突击，一五四团从左翼开刀，一五七团实施侧后穿插分割包围，三十二团二营作为战役预备队。

　　各部队按作战任务，于10月19日下午乘夜幕来临之前翻过拉则山口，利用河北岸密林作掩护，秘密行进到各自的出击位置潜伏下来。

　　10月20日早上7时30分，指挥所上空升起三颗红色信号弹，这是我边防部队发起反击的信号。早已憋了一肚子气的战士一跃而起，端着枪向敌人冲去，枪声、炮声、喊杀声、手榴弹爆炸声，顿时响成一片。

　　经过11个小时的激战，在当日18时战斗结束时，印军除少部分溃逃外，大部被歼。我军共计毙、伤、俘印军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以下1987人，缴获大量枪炮弹药及军用物资。其中我十一师三十二团二营歼敌72人，缴获各种枪支120余支，炮6门，配合主力部队，取得了克节朗战役的胜利。

　　10月21日18时，根据军区前指指示，我三十二团和四一九部队分四路向邱散谋、龙布、吉米塘、永郅桥地区实施战役追击，上述各处之敌望风而逃。

　　10月23日，遵照总参“相机攻占达旺”的指示，我十一师三十二团和四一九部队、山南军分区部队共5个团又1个营，分五路直取达旺。达旺地区之敌在我军的震慑下，于当日已逃至达旺河以南、西山口一线。我各部队于24日、25日分别占领了东新桥、达旺等地后，就地集结整顿，准备再战。

　　克节朗战役结束后，印度当局仍不甘心失败，断然拒绝我国政府10月24日提出的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即:中印边界问题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和平解决前，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两国总理就边界问题举行会谈。印度政府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组织“紧急内阁”，加紧扩军备战，进一步全面策划扩大边界冲突。在此情况下，要缓和边境紧张局势已不可能，只有针锋相对。因此，中央军委决定在印军入侵的东、西、中三线进行全面反击。

　　西线阿里方向由新疆军区负责;东线瓦弄方向由五十四军负责;中线达旺方向由西藏军区负责。以达旺方向作为全线反击的重点。这个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主脉的南侧，是典型的高山峡谷密林地带，居住着门巴族、珞巴族和藏族同胞。

　　在达旺方向上仅有一条简易沿山腰河谷公路，弯弯曲曲通向西山口、申隔宗、德让宗、拉洪桥、邦迪拉、登尕威利，直至中印边界线伏特山口，而后通向印度提斯浦尔。印军依托这条公路为轴线及其两侧山林、河谷作一线式分段布防，重点在西山口。

　　中央军委对这次战役十分重视，军委战略组组长刘伯承根据西藏军区前指上报总参谋部的印军布局，当即指出印军摆的是“一字长蛇阵”，其特点是“铜头、锡尾、背紧、腹松”。他沉思后，提出对印军的打法是“打头、切尾、击背、剖腹”。他特别强调:“要准备实施强攻，准备打硬仗、啃骨头。插入、迂回、分割、包围，把敌人打死、打伤，或俘虏，这才是战争的胜利。”

　　为争到“切尾”任务，十一师师长余政泉胸有成竹地摆出了四条清晰的理由

　　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西藏军区前指于11月8日在达旺指挥部召开参战部队指挥员作战会议。张国华司令员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意见后说:“刘帅提出'八字'打法很好，完全符合战场实际情况。但是在高山密林峡谷地区作战，困难是很多的，尤其是'切尾'，任务非常艰巨，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人少了穿插没用，人多了穿插更困难。加上地形不熟、道路不明，又没有准确的军事地图，是一块硬骨头哇!事关战役全局，谁来'啃'?”参加会议的各师师长都争先恐后，争着要“啃”这块“硬骨头”。参加过长征的十一师师长余政泉坐不住了，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代表红军师全体指战员坚决要求军区前指首长把迂回'切尾'的任务交给我们师。”唯恐争不到这块“硬骨头”，他胸有成竹地摆出了四条请战理由:“一是克节朗战役，我师大部队没有赶上，全师官兵求战心切;二是我师现在的集结地在最前边，机动便捷，可以争取时间;三是我师在解放战争和甘南、西藏剿匪平叛中，曾多次实施远距离迂回奔袭作战，有实战经验;四是我师已于11月1日凌晨5时由三十三团郑甸武副参谋长和侦察股长宋全纬率领29人的侦察分队化装成印军，深入敌侧后勘察地形道路。”张国华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对余政泉说:“老余呀!我们是英雄所见略同么。告诉你，这块硬骨头我早就派给你们了。”其他在座的同志都将羡慕的目光投向了余政泉。张国华定了定情绪，对余政泉下命令道:“你们师的任务，是从敌人右翼迂回，插入到邦迪拉与德让宗之间，务必于11月18日晨零时通过拉洪桥，到达拉洪截断公路，形成对内对外正面阻敌北援南逃。”接着，张国华对从青海刚调入的兰州军区五十五师师长王玉琨(原第十一师参谋长、陕北老红军)说:“老王呀!你和四一九部队长柴洪泉组成联合指挥所，统一指挥一五四团、一五五团、一五七团、一六三团、一六四团、一六五团、山南军分区，炮三○六团、三○八团、五四○团及工兵一三六团，攻歼西山口、申隔宗地区之敌。”王玉琨表示:“请军区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然后，张国华对四一九部队长柴洪泉和山南军分区司令员郭志贤说:“你们是西藏军区进藏最早的老部队，担任'剖腹'和'击背'的任务也不轻松，只能打好，不能打坏。”张国华环视在座的其他人后，命令道:“各部队务必在11月17日到达指定位置，18日早上7点钟，全线开始向入侵印军发起总攻，首先由五十五师3个步兵团在3个炮兵团支援下开始向西山口之敌进行攻击，先打掉印军这个'铜头'。”

　　军区前指作战会议结束后，各部队便进入紧张有序的战前准备工作。

　　十一师率领三十二团、三十三团及直属通讯、炮兵、工兵等分队于10月24日、25日先后到达集结地东新桥西北侧一个叫劳·次姆的地区。这里稀稀落落的几户人家，掩映在浓密的森林里，不过早已是人去屋空。河对岸不远处便是西山口，印军重兵把守，人员、车辆来来往往，严密地监视着我军的行动，并不断向我军进行袭扰性炮击。

　　为了监视西山口印军的活动情况，师指决定各营、连，派出观察哨，师、团组织观察所，形成对敌观察网。我和侦察连连长杨鹤鹏率6名侦察员在师指挥所西北建立起师观察所，昼夜观察印军的活动情况。从10月28日至11月8日，西山口印军向我集结地共发射炮弹788发，最多时一天一夜打180发，打在师指挥所周围的炮弹就有318发。白天，印军只要发现我集结地森林冒青烟(做饭的炊烟)和晚上火光(做饭烧水)，便像下冰雹似的向我军开炮。开始几天造成我军严重伤亡，后经加修工事，深挖猫耳洞，改造锅灶为无烟灶，控制烟火等，我军再无人员伤亡。

　　兵贵神速，我军经过七天五夜，边打边进，提前50分钟完成战役大迂回，“切尾”成功

　　遵照军区前指布置给我师迂回敌后断路“切尾”的任务，我师决定由三十三团做前卫，于11月10日黄昏避开西山口之敌的观察，东溯达旺河，沿河北岸的山腰羊肠小道秘密夜间开进。于11日黄昏到达听布，师指命各部队就地宿营，在茂密的原始森林山坡地埋锅造饭，大家在饿了24小时后，才吃上第一顿行军美餐。

　　12日凌晨5点，我军从听布转向南下，通过我工兵搭的便桥，走过100米的乱石滩，进入“一线天”峡谷。这是喜马拉雅山主脉向南延伸的一条支脉，有如魔剑鬼斧劈开似的， 巍然屹立，底部光线阴暗，苔藓潮湿。大部队加上驮炮的骡马，前拥后挤，坎坷难行。艰难地走出“一线天”后，便是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行程三小时才到鲁克塘。大部队在此休息，埋锅做饭，中午才吃上早饭。离开鲁克塘，在古木参天的森林中又走了四个小时，来到一块小小的草坪盆地，这里绿草丛生，阳光和煦，温暖宜人。部队稍事休息，待走出盆地，已是迫近黄昏。接着，又开始攀登海拔5400米高的折多拉山口。

　　折多拉山山势陡峭，崎岖难行，加之夜幕降临，山高缺氧，寒风袭人，广大指战员口干舌燥，腰痛脑胀，双腿疲软。身上的武器、弹药以及足够七天吃的生熟口粮，加在一起足足有30多公斤，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好不容易，我们才爬到山顶。山顶，光秃秃的;山脊，只有常年不化的积雪，寸草不生。我们在折多拉山口稍事停留，等队伍到齐。接着，又越过山口，沿着崎岖的山腰小道继续前行。这时，老天爷好像有意跟我们做对，刮着大风，飘着雪花。艰难地行走了五个多小时，又遇到了一道冰河，大家徒涉冰河后，到了泽拉山口北侧河谷地带，这是师指挥所预定的部队大休息地点。四天四夜的艰难行军，使许多人脚上起了水泡、血泡，甚至有人脚上的水泡、血泡与鞋袜粘在一起，每走一步都痛得钻心。这时，人困马乏，来不及选择地方，听到大休息号，大家便就地躺下，很快进入了梦乡。

　　11月15日12时，大部队还在大休息时，三十三团来报;在泽拉山口放哨的侦察排与北上的印军1个排(30余人)发生战斗，经过20多分钟的战斗，除打死1名，俘虏1名外，其余敌人调头南逃。据战俘称:他们是印军阿莎姆步兵第五营的的1个排，受命前来泽拉山口设点的，监视有没有中国军队来这里活动。

　　余政泉师长立即召开各团首长紧急会议，他分析认为，印军北上泽拉山口设点，说明印军已经重视这条小路了，我侦察排与设点印军发生战斗，其意义之重大在于我们首先提前发现了敌人--因为据上级敌情通报，在波辛山口才有印军据点，也就是说按原计划再走一昼夜才能遇上敌人;其次，战斗中我们缴获了敌人电台，侦察排轻装紧追逃跑之敌不放，敌人来不及向他们的上司报告，守在波辛山口和卡拉据点的敌人，依赖北上的这个排，容易产生麻痹思想，有利于我军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击;第三，提前了我们整个部队的出发时间，原定部队大休息后于下午5时出发，现在准备下午1点30分出发。

　　在紧急会议上，余政泉师长反复强调:“在印军还不知道我军实力的情况下，我们要立即行动，昼夜兼程，遇到敌人据点，猛打急追，夺路疾进，分秒必争，准时或提前到达迂回终点。”余政泉师长根据时间、空间、敌情的变化，果断地下达完命令后，便带领作战参谋、侦察参谋等几个精干人员跟随前卫团三十三团出发了。此后，各级指挥人员，可以根据随时掌握的情况，相机处置突发变故。

　　11月15日18时，三十三团侦察排和担任尖兵的四连抵达波辛山口，在浓雾中隐约看见设在南下唯一小道中间印军构筑的碉堡，不时还能听见印军的说话声。三十三团团长田启元根据师指“速拔掉敌人据点”的指令，命令侦察排从左翼迂回，四连从正面同时突然开火，一阵猛烈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撕裂了沉静的山林、河谷，随着震耳欲聋的喊杀声，勇士们冲向了敌人的碉堡，仅6分钟就结束了战斗，80余名守敌大部被歼，余敌仓皇逃跑，我军立即发起追击。前卫部队发现卡拉山印军据点火光冲天，便加快步伐，疾速追击，敌人纵火烧毁营房、物资仓库，先行逃跑，我军来不及喘息，继续沿山脊小道向南疾进追击。

　　又是一昼夜过去了。广大指战员的体力消耗实在太大，汗水湿透了棉衣，口干难耐。同志们利用休息空间去舔路边树叶上的露水润润嗓子，有的战士在偶然发现的石缝中接到了半缸渗水，便拿回来让战友们传喝。听见山脊两边深谷中哗哗的流水声，可是谁也无法把水弄上来。小道两旁高耸的树枝上吊挂着溶雪结成的冰柱，队伍中无数双眼睛，不约而同地投向垂吊的冰柱，不自禁地用舌尖舔着干裂的嘴唇，望“冰”止渴。直到17时，我迂回大军才走完这段无水的山脊羊肠小道，抵达有水的东日则北山。

　　三十三团前卫二营五连于16日14时在东日则与卡拉逃敌以及由拉洪桥北上的印军近卫联队第五营二连遭遇，我侦察排和尖兵排以正面与侧面相结合的战术，猛打猛冲，激战约20分钟，歼其一部，余敌溃逃密林中。三十三团二营当即以六连为前卫，迅速向拉干推进。15时30分，尖兵排抵达拉干，守敌为印军近卫联队第五营二连1个加强排，刚立足未稳，就被我军正面冲击、两翼夹击而全歼。夜幕降临，我军先头部队抵达旁马。

　　17日12时许，我师全部迂回部队到达旁马及其以东一线。师指挥所立即组织营、团指挥员勘察地形。余政泉师长对大家说:“我们沿途打掉印军5个据点，前边登班是最后一个据点，也是最关键最重要的一个据点。因此，三十三团要坚决果断歼灭登班之敌，尔后迅速夺取拉洪桥，过河后直插公路，对邦迪拉形成对外正面，要不惜一切代价，顶住敌人的反扑;三十二团留1个营为师预备队，其余两个营随三十三团之后，切断公路后向德让宗发起攻击，阻敌向邦迪拉靠拢，配合四一九部队歼灭德让宗之敌。”

　　17时40分，配属三十三团的三十一团二营担任前卫任务，进至登班一公里处，尖兵五连与敌侦察警戒分队遭遇，我军先敌展开、先敌开火、先敌冲击，令敌猝不及防，不战而逃。五连乘胜追击，逼近登班敌主阵地前沿，登班守敌立即发起反击，并以拉洪桥方向的野战炮和迫击炮火压制我方火力，疯狂阻拦我后续部队。二营随即发挥我方炮火的威力，两次击退敌人的反扑，四连、五连乘势冲入敌阵。为争取到达迂回终点的时间，三十三团主力不等全部占领登班，即令二营在三十一团五营右翼投入战斗，直插敌人纵深，向拉洪桥急进猛扑。

　　18时，我军全部占领登班，主力部队穿过敌人猛烈炮火的拦阻和节节抵抗，冲向拉洪桥头。桥下，印军来不及拉响装好的炸药，便仓皇逃命。19时，我军通过拉洪桥，继续向拉洪汽修厂挺进，23时10分截断公路。师指挥所立即发射三发红色信号弹，宣布我师经过七天五夜，边打边进，行程250余公里，提前50分钟完成战役大迂回，“切尾”成功。

　　毛泽东:“古今中外谁都怕抄后路，这次还击战，主要是十一师跑到它后面去了。”

　　西藏军区前指接到我师提前到达终点的电报后，日夜焦虑的张国华露出了轻松的微笑。他对身边的人员说道:“十一师不愧为英雄的红军部队。”

　　11月18日拂晓，三十三团二营进至拉洪东南五公里处，构筑防御工事，向邦迪拉方向派出警戒。12时许，田启元团长向师指请示，要派三营沿小路向邦迪拉山主峰侦察前进，师长同意并令其积极向邦迪拉山主峰发起进攻，相机攻占邦迪拉。

　　18时，三十三团三营经过激烈的战斗，攻占了邦迪拉山主峰的印军阵地。19日零时，我军发现邦迪拉印军南逃，田启元团长率主力立即下到邦迪拉，沿公路追击南逃之敌，8时许，追到都康帕尼，发现有条小路通往比里山口，即令二营直插比里山口，团主力仍沿公路追击。12时，前卫三营在登尕威利与北援之敌六十七旅查谟·克什米尔第三营遭遇。八连分两路向敌左右迂回攻击，九连沿公路正面冲击，营属两门迫击炮，六挺重机枪，掩护步兵冲锋。经过近两小时激战，全歼该营，毙、伤、生俘中校营长欧济阿·辛格以下204人。

　　20日5时，沿小路追击的二营夜袭查库守敌六十七旅第八廓尔喀联队第六营，歼敌220人。

　　21日10时许，三十一团和三十三团零星掉队人员行至多隆桥北侧，发现敌四十八旅马德拉斯第一营。我军在参谋康德心和连长王文保的指挥下，向敌人发起攻击，仅战斗20分钟，歼敌241人。

　　至此，中印边境反击战役第二战役胜利结束。此次战役担任“打头”的五十五师、“剖腹”的四一九部队和“击背”的山南军分区部队，共歼敌4800余人，缴获大量枪炮、弹药及军用物资。十一师担任战役大迂回的“切尾”任务，作战15次，歼敌1476名，缴获各种火炮56门、各种枪支1268支、弹药30余万发、坦克9辆、汽车311辆以及大量军用品。

　　战后，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汇报中印边境反击战情况时，毛泽东插话说:“这次仗打得很好。前面防守，后面不防，绕到屁股后面它就完了。古今中外谁都怕抄后路，这次还击战，主要是十一师跑到它后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