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如何成功南下

《解放战争》 王树增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羊山集战斗之后，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下，准备进行休整。然而，战场形势突变。

　　国民党军各路部队开始向鲁西南战场移动而来。国民党军大兵力快速推进，于鲁西南的一角，对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形成钳形攻击态势。

　　更严重的是黄河南岸老堤即将决口的传闻。连日的大雨使黄河水位猛涨，滦口附近的水位已经由平时的两米猛增到三十米以上，每秒流量已达到两千零三十四立方米。所以，跃进大别山必须越早越好，越快越好。

　　刘伯承催促参谋人员迅速了解黄河水情，确切了解陇海路以南、淮河以北、津浦路徐州、蚌埠段以西、平汉路郑州、信阳段以东地区的地形、河流、交通和道路情况，并在地图上准确地标示出来。大雨还在下，刘伯承指挥部的院子里涨满了水。已经来不及与陈毅、粟裕详细沟通了，刘伯承只与他们通了一次电话：

　　“我们上马了。”“牌怎么打法?”

　　“一张鹅牌。”

　　“鹅牌”，牌九中的一张牌，一边一点，一边三点。刘伯承的意思是：以少数兵力牵制敌人，掩护野战军主力出发。

　　为了掩护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南下作战，毛泽东命华东野战军第一、第三、第四、第八、第十共五个纵队，暂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华东野战军的任务是：在刘邓大军跃进的反方向，坚

　　持内线作战，以牵制国民党军。

　　一九四七年八月七日黄昏，刘邓大军兵分三路，开始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一次著名的军事行动--千里跃进大别山。为了保密，野战军各纵队都更换了代号，代号以纵队参谋长的姓加上村庄地名组成。

　　蒋介石接到刘邓部大规模南移的情报之后，命令各路部队迅速南追。但是，在徐州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判断却是：刘邓部要渡黄河北退。于是，命令各部队立即向北阻截。顾祝同的判断来自空军的情报：“黄河边有共军甚多，正纷纷北渡黄河。”--空军的情报无大失误，因为刘伯承特别命令第十一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在黄河边架设浮桥，佯作大规模渡河之势。蒋介石和顾祝同一南一北的作战命令，让国民党军各路部队不知所措。八日，当顾祝同终于明白刘邓部北渡黄河是虚晃一枪的时候，急令部队掉头南下追击。但是，此时蒋介石又判断刘邓部主力南下必是佯动，隐藏着“北渡黄河北窜”的目的，因此下令各部队立即掉头向北，赶在共产党军队之前到达黄河岸边。

　　八月十二日，刘邓大军各路部队全部越过了陇海铁路。十六日十一时，刘邓大军开始向黄泛区前进。

　　此刻，蒋介石依旧认为“共军北渡黄河之公算最大”，而刘邓部越过陇海路不过是“北渡不成向南流窜”，下一步刘伯承的企图必是“越过平汉路西窜”。造成蒋介石与顾祝同判断失误的根本是，国民党方面知道共产党人往往不按常规出牌。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刘邓大军的十万人马会不要后方，孤军从黄河边直下国民党统治区的腹地。国民党方面认为共产党军队还没有这个胆量与实力，况且这种类似自杀的举动也违背基本的军事常识。

　　刘邓大军陷入了黄泛区散发着腐烂气息的泥沼中。在豫东鹿邑至项城之间，出现了宽约四十里的沼泽地域，沼泽内，积水浅处没膝、深处齐腰，如逢雨季寸步难行。夜晚，步兵、骑兵、炮兵、辎重、担架、大车一齐踏入泥浆里，官兵们在齐膝深的泥沼中艰难地移动，炮兵、辎重和担架队很快陷入困境。平日，野炮都是由大车拉的，最重的榴弹炮得用十轮卡车拉，现在官兵们只能把那些炮卸下拆散，再用人力扛着或抬着通过泥沼，但仍有十分沉重的部分无法移动。马匹嘶鸣，挣扎着往下沉，眼看着就没了踪迹。大队人马整整走了一夜，天亮时，发现仅仅前进不足十公里。在薄明的天色下，逐渐清晰起来的大沼泽让官兵们心惊肉跳：一眼望去，茫茫一片，除了泡在泥水中的三四棵枯树或一两个房屋的屋顶外，四野荒凉，空气中弥漫着从污泥里冒出的腐腥味。

　　十八日夜，刘邓大军走出了黄泛区，在河南东部渡过了南下途中的第一条大河--沙河。刘邓的部队已经渡过沙河，蒋介石从地图上顺着河南、湖北一路看过去，他终于醒悟到：刘邓部并非在向南逃窜，而是有目的地在向湖北的某个地方奔袭，这个目标只能是大别山，因为那里是共产党武装的老巢。蒋介石立即部署各路部队火速赶往河南南部，以阻止刘邓大军渡过汝河。

　　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野战军指挥部跟随六纵抵达汝河北岸的黄刘营。

　　二十四日上午，河岸四野一片寂静。中午时分，汝河南岸突然烟尘滚滚，在西侧的公路上，黑压压的国民党军蜂拥而至。十八旅的官兵冒着敌机的轰炸在汝河上架起了浮桥。国民党军把汝河南岸一线的村庄都点燃了，大火将夜空照得黑里透红。十八旅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对岸敌情不明，不敢贸然打过去;可如果继续等待，一旦敌人在南岸布防完毕，后续部队渡河将面临巨大危险。深夜，刘伯承和邓小平来了，他们对十八旅整整一天没有采取有效行动感到十分不满。野战军参谋长李达说：现在，我们的前面有整编十五师和整编八十五师，后面追击的是整编第七师和整编四十八、五十八师，敌人追击部队的前锋已经与我们的后卫部队四十六团接上火了。

　　刘伯承说：“如果让后面敌人赶到，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但影响战略跃进，而且还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自古狭路相逢勇者胜!从现在开始，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要以进攻的手段对付进攻的敌人，从敌人阵地上杀出一条血路冲过去!”邓小平说：“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以外，没有别的出路。桥断了，再修!敌人不让路，就打!今天过不去汝河，后面敌人明天就赶到了。我们决不给敌人以时间……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和牺牲，坚决打过去!”子夜二时，十八旅的冲击开始了。炮火冲天，弹雨横飞。腹背受敌，决死一战。十八旅官兵攻下一个村庄，接着又向前面的村庄扑过去。一条长约五公里、宽约三公里的通路被打开了。

　　当十八旅不顾一切冲击的时候，在河边担负掩护渡河任务的十六旅承受着巨大的作战压力。

　　此时的汝河渡口一片混乱。机关人员、炮兵部队、后勤部队和大量辎重拥挤在狭窄的浮桥上。抢渡的队伍中还有野战军文工团的队伍。出发前，文工团员们每人发了一张面饼，并通知他们渡河后的集结地是彭店。指挥部怕他们把这个地名忘了或是失散后需要寻找部队，特别要求文工团员们把地名写在手背上。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十六点，刘邓大军后续部队四万多人和两百多辆大车渡过了汝河。然后，浮桥被后卫部队四十六团的工兵炸毁。

　　追击到汝河边的国民党军看见河边躺着不少共产党军队的伤员。

　　在前有阻击后有追兵的情况下，付出巨大牺牲的十六旅只带走了部分轻伤员。这里不是解放区，没有百姓跟随在部队的后面转运伤员，而部队还要长途奔袭作战，重伤员只能被遗留在战场上。--“部队要走了，带不上你们，只能靠自己，能回家的先回家，回不去的将来再去找部队。”那些身负枪伤、弹伤的重伤员躺在依然缭绕着硝烟的汝河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队伍迅速远去;而那些因鲜血即将流尽而奄奄一息的官兵，很快就长眠在了这条大河的岸边。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之后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比事先预想得要严重得多。

　　大别山一直是桂系的地盘。蒋介石一生除了无法战胜共产党人外，另一个心腹大患便是桂系。桂系经营大别山区的时间长达二十多年，建立了周密完善的保甲联防制度，并培植起大量的地主民团武装组织。昔日共产党人在这一带创建根据地时建立起来的群众基础，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损失殆尽。大军所至，必需粮草，自古同理。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数万官兵的吃穿将成为最紧迫的问题。因为共产党武装曾经四进四出大别山，这里的百姓不再相信共产党军队进来就不走了，所以刘邓大军每到一村，村中百姓皆躲避一空。不要说征粮，即使拿钱买都买不到。而如果进入敌占区买粮，官兵们的北方口音只要一说话就会暴露。更为严重的是，追击刘邓大军的国民党军也随即进入大别山。国共双方的军队在大山里来回周旋，当地百姓无以供给如此众多的部队，他们要活命就必须保护自己的粮食，唯一的办法就是“坚壁清野”。

　　面对部队在困境中出现的动荡，邓小平说：“我们必打几个大的胜仗，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大别山站住脚，群众才能真正发动起来。不然，你再说决不再走了，他也会怀疑的。”

　　十月初，三纵盯上了追踪他们的国民党军整编八十八师六十二旅，并经过七昼夜地急行军把敌人围住了。战斗打响之后，美式装备的六十二旅拼命突围，共产党官兵拼死阻击，战斗从早上打到晚上。三纵打六十二旅的时候，桂系的整编四十六师前来增援，三纵七旅二十一团拼死阻击。攻击六十二旅的九旅和八旅加紧攻击，最后突进对方阵地，六十二旅副旅长唐家楫被俘。

　　接着发生的高山铺战斗战果巨大。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万三千多人，其中俘虏了九千五百余人。

　　冬天到了，刘邓大军的十万官兵还没有棉衣。中央军委为他们筹措了十五万套棉衣、一百万银元和大量的药品物资，但是无法运进敌军围困的大别山。大别山区不种植棉花，部队就地筹措布时，不惜违反纪律向店铺“借布”。好容易有了布，但是颜色不一，就用稻草灰、黑锅烟或是黄泥水做染料，把布放在大锅里用染料煮。染出灰黑色的军装布，队伍中却没有人会裁缝。刘伯承要求官兵自己动手，并亲自给大家做示范，他用个碗扣在布上，画出个大圆圈，然后说：“这就是领口!”于是上上下下都照着裁，但还是有人把领口开在了胸口或者后背。

　　一九四八年新年，晋冀鲁豫野战军官兵穿着自己做的各式各样的棉衣，在寒冷的晨雾中列队站在高低起伏的山坡上。晨曦初露的时候，他们看见了身材高大的司令员刘伯承和个子矮矮的政治委员邓小平。邓小平面容消瘦，走路很快，穿着一件肥大的军棉袄，他对全体官兵们喊道：“紧紧把敌人拖住!坚持到最后胜利!给大家拜年了!”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吸引了国民党军近九十个旅的兵力，打乱了国民党军向山东和陕北进攻的计划。与此同时，陈谢大军挺进豫皖鄂边区，并向伏牛山完成展开;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边区，直接威胁着陇海路沿线。至此，解放战争中“三军鼎立，经营中原”的局面已经形成。

　　解放战争刚刚进入第二年，无数共产党官兵为了战争的转折付出了生命。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时约十二万四千人，转出的时候仅剩下五万八千多人。但是，即使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依旧坚定这样一个信念：“建立一个爱国、民主、不贪污的政府”和“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富强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