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生上将在红军时期的七年战斗生活，历尽了磨难，是在最艰苦、最前沿、最基层进行革命斗争的。在长征路上，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且还应对着国民党军队与军阀的围追堵截，战斗不止；与此同时，还遭到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打击、迫害（作为一个红军战士被张国焘路线开除党籍、无情斗争，也是我军历史上少有的）。让我们真切地感受李德生上将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的若大胸怀。由此，激励我们大家立足本职，开拓进取，生命不息，奋斗不已，誓将社会主义伟业不断推向前进的斗志。
（一）红军交通排里的传令兵
李德生上将从1930年初参加红军，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七年时间里，从转战鄂豫皖，到漫漫长征路，除了在1934年担任过几个月的指导员外，一直都战斗生活在班排里。刚参军时，自己没有枪，也没有刀，心里很着急，心想，两手空空算什么红军嘛！有一天，他壮着胆子对一个老兵说，想要一支枪。这个老兵一听噗哧笑了，说红军战士哪有要枪的，自己得到敌人手里去夺。还说不要着急，等着打仗，打完了仗你肯定就会有枪了。说这是吴光浩军长立下的规矩。
过后，就象那个老兵说的一样，没多久部队就打了一仗，因手中无枪，连长让他到连部去，帮助跑跑腿，送送信。此后，连里缴获了几支枪，因他个子小，连长特意选了一支最短的枪给了他，还发给了10发子弹，他心里非常高兴，心想，从此自己真正成为红军战士了。因其有了枪，班里战友们都很羡慕，你瞅瞅，我瞧瞧，突然一个老兵叫了起来，说这是一支半截枪！因是战利品，枪管的前半截已因炸坏锯掉了，比正常的枪短了几厘米，也没有瞄准用的准星，但他很满足，因为背着它，比空着手精神多了。
传令兵的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通信；二是警卫；三是参加战斗。可以说，交通排是指挥员身边的一支特殊部队。然而，对传令兵的挑选是非常严格的，大多是苦大仇深，年轻力壮，有作战经验，勇敢灵活，还要能够准确领会与传达指挥员的意图。在交通排，他的年龄是最小的，但他走路快，善于记路，辨别方向准。不管是什么山路平路，晴天阴天，穿森林，淌河流，只要其走过一次，都能倒背如流，不会出错。这与他的放牛娃生涯有关。加之当过童子团团长，政治上是可靠的，不多久，排长将他的那支半截枪换成了苏式小马枪，这是交通排里唯一的一支小枪，甭提他多高兴了。
当传令兵的责任重大，指挥员的指示、命令要以最快的速度与准确度传下去，把下面的战况带回来。作战中传递命令极少有文字的，大多是口头传达，搞错了可不得了，耽误了时间也不得了。所以一点儿都不敢马虎。红军时期当传令兵主要靠徒步通信，不与敌人交火还好一些，送信与传递命令时间充裕，危险性也相对小，若打起仗来可是要在枪林弹雨中穿来穿去，没有机智灵活的头脑，是很难完成任务的。那时送的信封上，都划着“十”字，表示急与缓，一个“十”字是一般，两个就是急的，三个“十”字就特急，这时送信就有天大的危险也不能耽搁，必须快速及时地送到。
当传令兵也要直接参加战斗，几乎是每个战役交通排都要参加。因为交通排人员整齐，武器好，技术也精，指挥员是要在最关键的时刻把这个拳头力量使用上的。在战斗中，有时哪个营长牺牲了，或者哪个连长牺牲了，首长们就会让传令兵顶上去指挥营连战斗。有时临时代理一下，有的一下子就被正式任命为营连长。这说明传令兵的素质是很好的，交通排也是干部叠出的地方。
（二）三千里西征风雨
1932年10月11日晚，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两万余人，分左右两个纵队，在夜幕掩护下，于广水、卫家店车站之间，疾速越过平汉线，向西开进。这时他仍在32团交通排当传令兵。红四方面军的西征，从根本上讲，是张国焘执行了王明“左”倾路线所造成的。在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前，张国焘盲目轻敌，坚持实行进攻战略，不进行准备，继续向敌人进攻；反“围剿”作战开始后，他不是诱敌深入，各个击破，而是以我疲劳之师仓卒就敌，实行正面堵击，同敌人硬拼，使红军一开始就陷于被动。此外，张国焘在苏区推行许多“左”倾政策，搞肃反扩大化，不重视地方武装建设，使根据地民穷财尽，脱离群众。这些是造成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由于红四方面军在苏区的失败，被迫向西转移。
在向西转移坑坑洼洼的小路上，跟着前面人的脚步，急急匆匆地走着，而他的心里却在想着这几年打仗的情形。尽管当时他不是指挥员，但由于当传令兵，经常在首长身边，奔波于各部队之间，对整个作战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记得前几次反围剿作战，红军打的是游击战、运动战。搞清敌情，瞅准时机，今天这里打一下，明天那里捅一刀，搞得敌人晕头转向，防不胜防，红军非常主动，说打就打，说走就走，红军总是牵着敌人的鼻子到处打转转，不断取得作战的胜利。后来，红军出击平汉路，围攻麻城，在黄安、七里坪等地与敌人硬拼，结果不仅不能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反而使红军处处被动。这是什么缘故呢？他历经许多年才知，这是张国焘执行了中央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结果。
为了避开前方敌人的阻拦，红军走的大多是荒野小道，行军很慢，而尾追的敌人走的是公路和大道，行动快，敌我之间的距离很近，常常是红军前脚到，敌人后脚就跟了过来。有时部队连饭都未做熟，敌人就围了上来，战斗又打响了：有一次，一股敌人突破前沿，攻到方面军指挥所附近，徐向前总指挥把指挥所和交通队约300人集合起来投入战斗。第11师师长倪志亮，政委李先念得知总部被围后，紧急命令我32团飞奔增援。交通排紧跟团指挥所，冒着枪林弹雨，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击，拦腰斩断了进攻敌人，阻止了敌人大部队向指挥所靠近，保证了方面军总部的安全。
为了尽快摆脱尾追的敌人，一个多星期里，全军昼夜兼程，翻山越水，忍饥挨饿，火速向西转移。部队到达鄂豫陕交界地区没有几天，国民党几个师又从东、南、北三面包抄过来，总部决定继续西进，经漫川关入汉中。前方群山绵延、溪流纵横。为了便捷，部队常常涉水而过。有一个夜晚一共趟了72道凛冽刺骨的溪水，坚硬的沙石磨破了双脚。腿被荆棘杂草拉开了一道道似蜘蛛网般的口子，鲜血直流，疼痛钻心。部队刚到漫川关东侧时，三面的敌人更加逼迫，且我军处于长约五六公里长的峡谷中，地形对我军极为不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徐向前总指挥当机立断，指挥我军从北面敌之薄弱位置突围。经过三天两夜的艰苦反复冲杀，终于从敌两个旅的结合部撕开了一条血路，在夜幕掩护下，人员和骡马经过伪装，沿着狭长崎岖的山路快速前进，越过海拔1600多米的野狐岭，飞抢竹林关，转而挥戈向西，踩着悬崖绝壁上凌空飞架的古栈道鱼贯西行。
红军纪律严明。由于部队连日来的奔波拼杀，随身携带的米袋子吃空了，饥寒交迫，难于忍耐，当看到老百姓的地里长着苞米和柿子，没有一个不眼馋的。在这种情况下，部队的政治工作抓得很紧，不断教育大家宁可自己忍饥挨饿，也绝不能违反群众纪律。因此没有一个人去摘一个柿子，拿一穗苞米棒子。两天后，红军进入关中地区，逼近古城西安，这使得西安守敌惊恐万状。然而，我军虚晃一枪，折向西进。当接近陕西户县彷徨镇时，他侦察到敌已经抢占了该镇，此时敌一旦将我军前后拦腰切断，后果不堪设想。他飞奔团部报告。团长当机立断，指挥部队向镇中敌人突然攻击。敌人虽然兵力、火力大大超过红军，但由于我先敌展开，占领有利地形，迫敌陷于被动，在我军两面夹击之下，加之、徐总指挥率领第二梯队赶到，组织几个团的兵力向敌迅猛攻击，最后取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此次战斗，我毙伤敌师团长以下官兵数百人，歼灭陕军一个警备旅，仅32团就歼敌一个团大部，缴枪300余支，对整个战斗的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受到总部表扬。团长孙玉清向徐总指挥报告战况时，还提到了要不是李德生同志及时发现敌人的动向上报，情况将会变得非常严重。徐总指示孙团长表扬李德生和另一个战士。
进军北川，最大的困难是征服大巴山天险。大巴山层峦叠嶂，高耸入云，山险路隘，上70里，平70里，下70里，当地人称“巴山二百一”。随着山势的不断升高，出现了不同温区的植物带，山脚是常绿树，山腰是沙棘苔竹，山顶鹅毛大雪，落地成冰。一不小心，人员和牲口就会滑下万丈深渊。三班副班长李仲文一向爱说笑话，说，“我要是好好学文化，把这一路上的事记下来，好让儿子、孙子们知道，老子当年是怎样闹革命的”。
红四方面军自西征以来，历时两个月，行程三千里。由于徐向前总指挥的正确指挥，全军在脱离根据地没有后方支援的情况下，克服山川险阻，气候恶劣，物资匮乏等难以想到的困难，两越秦岭，战胜数倍于我的敌军的围追堵截，迭破重围，屡挽危局，从逆境中走向了光明。
（三）八庙垭战斗负重伤
红四方面军飞越大巴山，直下通（江）南（江）巴（中），其势锐不可当。部队在一个多月，先后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等县，初步实现了进军北川的战略任务，并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川陕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红军的节节胜利，使敌大为震惊。1933年初，蒋介石委任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2月中旬，田调集28个团约6万余人的兵力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向我川陕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三路围攻。
红军经过三个月的转战，终于建立了一块革命根据地，可是川军又来围攻，大家都有一股不要命的劲头，誓与敌人血战到底。尽管敌人六、七倍于红军，红军仍与敌展开了殊死的10昼夜激战，歼敌5000余人，后转移到南江西南要点八庙垭。此地为交通要冲，是通往南江、巴中的屏障。敌我对此阵地反复争夺，多次展开了肉搏战，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残酷。徐向前总指挥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并亲自持枪向敌人射击，对大家鼓舞极大。就是在与敌拼杀最激烈、紧张的时候，敌人一颗罪恶的子弹从李德生上将左前肩胛处射入，于背部第7、8肋骨间穿出，穿透了左肺，几乎伤及了心脏。由于伤势严重，经73师医院紧急包扎，后被送往通江城东毛裕镇方面军总医院重伤员连疗伤。当时，红军缺少药品和医疗器械，主要靠内服消炎药，或用纱布往伤口里面擦洗，真是疼痛难忍！肺部伤口因出血引起的咳嗽、疼痛，厉害时，医生就让服用鸦片制的止痛丸。由于伤及神经，他的左手一直不能伸直和紧握。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负伤住院四、五个月，成为自己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不仅学了大量生字，能够读报、写信、看地图，还通过学习课本，懂得了许许多多政治、军事知识。与此同时，他还现学现卖，将刚刚学会的字、词、句教给比自己文化还低的战友。为此，大家学文化的兴趣更浓了。
这时，红四方面军反三路围攻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川陕边革命根据地扩大了一倍以上，根据地进一步巩固了，革命武装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红军由原来的2万多人扩充到8万多人。1933年8月1日，休养连推举李德生上将为川陕省第二届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
1933年8月，李德生同志伤愈回到第12师交通队，仍担任班长，并被选为党小组长。经过三个月的大练兵运动，红军的战斗力明显增强。根据地周围的敌军慑于红军的声威，各图自保。方面军抓住这一机会，从8月10日开始，连续发起了仪（陇）南（郡）、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战役，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扩大并巩固了根据地，扩编了红军，极大地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加之广泛地发动了群众，使川陕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四)当了半年供给处政治指导员
1933年10月，蒋介石任命四川军阀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他纠集各地军阀120个团30多万人，兵分六路，从西起广元，东迄城口的千里弧形战线上，向我根据地发起了疯狂进攻，狂称要在“三个月内全部肃清”红军。从1933年12中旬，敌向我发动第一期总攻开始，到1934年4月敌第三期总攻结束。我军依靠山区和广大人民群众，节节阻击敌人，在四个半月的阻击作战中，红军共歼敌35000余人。
1934年1月，红军在反击敌第一期围攻的紧张时刻，李德生同志被调到新组建的第35团供给处任政治指导员。本来，交通队的战士到其他部（分）队当干部是常有的事。早在1931年12月20日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黄安战斗中，他到二营传达作战命令。此时的5连连长、副连长都牺牲了，营长临时指定他为该连代理连长，战斗胜利结束，他又回到交通队，仍然担任传令兵的工作。这一次不是临时代理，是正式任职，甚感肩上的担子沉重。他想，自己没有当过指导员，也没有经验，怕干不好，辜负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领导鼓励他说，你是共产党员，又是鄂豫皖苏区来的老战士，要放心大胆地干，工作经验很快就会有的。
供给处有五、六名干部和不到两个排的战士。平时，要完成下发经费物资，战时有些物资还要自己筹措，任务十分艰巨。一方面要配合处长开展各项后勤保障任务，一方面要抓紧时间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为此，他首先调查分析每个干部战士的个人情况，其次注意处理好自己和党支部的关系，重点做好党员、骨干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在各项任务中的模范带头作用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联络员、宣传员作用；三是抓紧自己的学习，认真学习上级下发的文件，明确自己的工作职责，学会工作方法，提高个人的政治思想水平。1934年8月，他又被调任10师34团供给处政治指导员。
红军反六路围攻作战结束不久，部队转入整训，作了必要的组织调整。整编中，他主动要求回到班排工作。为什么呢？他当时想，打仗才是自己的老本行，做后勤工作，政治工作，总不如打仗那么痛快。只要能打仗，当不当干部都没有关系。团领导最后采纳了他的意见。经同意，于1934年9月他又回到10师交通队当班长，同时担任党支部书记。
为配合中央红军渡江北上，1935年1月，红四方面军向川西北运动做积极策应，为此，红四方面军发起了陕南战役，以迷惑调动敌人北上，创造红四方面军主力于苍溪南北地区西渡嘉陵江的有利条件，进而向川西北发展。红四方面军发动了陕南战役，师首先攻打宁强县城，这是他回交通队后参加的第一次作战，他的班是突击队尖刀班，冲在最前面，在兄弟部队的有力支持下，猛打猛冲，与敌展开巷战。经过激烈战斗，红军先后占领了宁强、勉县西城和阳平关镇，歼敌4个多团，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3月28日晚，西渡嘉陵江战役发起了。为顺利攻克梓潼县城，师长派他率人先去侦察敌情。根据侦察的情报，师长带领部队经过一昼夜急行军到达梓潼，以迅猛动作占领城东城北有利地形，军长王宏坤率一部向西南方面运动，以2个营的兵力在通往绵阳大道两侧的有利地形修筑工事。阻歼来援之敌。经过一场激战，红军南北夹击敌人，很快将敌歼灭。最终，红四方面军取得了嘉陵江战役的全胜。
1935年6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在懋功地区胜利会师，全军都在庆祝胜利时刻的到来。李德生同志也第一次见到了敬仰已久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
(五)被开除党籍，三过雪山草地
由于张国焘积极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这条错误路线连他一个普通战士也深受其害，使他遭受到参加革命5年来最大的挫折。当部队在松潘镇江关驻军时，他作为党支部书记召集开会，指出“现在战斗比较频繁，生活相当艰苦，要加强思想工作，加强党的生活。最近几个月，我们党的组织生活有点松了，汇报不经常了，希望大家要抓紧”。没料到，有个秘书打他的小报告，在叶政委面前歪曲他的原意，说他讲的是现在部队不如从前了。叶政委是张国焘从别的部队调来的（此人后来开小差了），听后很恼火，命人将李德生同志捆起来，当场宣布撤销他的支部书记职务，开除党籍，将班长职务也撤了，并关到禁闭室。关了一天，由于他坚决的斗争，还是把他放出来了。这种错误的做法，使交通班三分之一的战士跑到别的部队去了。
这件事情的发生，使他想了很多很多：红四方面军中始终存在着“左”倾错误倾向和军阀主义的恶劣作风，干部发现部队有错误、缺点，开口就骂，动手就打，不容陈述，不容申辩，甚至随便杀人，弄得部队上下级关系相当紧张。一件一件的事使他认识到:由于极左路线的毒害，使得一些人思想方法偏激，办事绝对化了。正如徐向前元帅说的，张国焘“他这个中央代表是王明派来的，执行的是王明路线，许多东西是‘左’的”。尽管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李德生同志始终觉得我们的党是正确的，许多党的干部是很好的，个别人的错误做法不能够代表党。为了革命事业，个人受点挫折，算不了什么。他当时下定决心，打击再大再重，不消极，不退缩，不后悔，挺直腰杆，革命到底！他受得处分一直背到1936年12月。事过10年后的1946年，晋冀鲁豫军区3纵队党委纠正了原来的错误，指出这是“拿行政上的手段处理党内问题”。这是张国焘错误领导的一系列错误表现之一。李德生同志的党籍仍恢复到从1932年算起。
李德生上将就是在没有党籍的情况下，跟着党在长征中3次过雪山草地，始终没有停顿过自己前进的步伐！草地海拔3000多米，中间到处是草墩和泥沼，没有道路可寻，一不小心就会滑入深可没顶的泥潭中；大草地气候变幻莫测，刚才是碧空万里，烈日高照，转眼间乌云密布，雷声阵阵，暴雨夹着冰雪铺天盖地而来。夜幕降临，气温骤降，寒风刺骨，人们禁不住瑟瑟打颤。由于到处是沼泽，无法坐不能躺，大家就挤在一起用体温相互御寒。
穿越草地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粮食，尽管进入草地前部队都做了充分的准备，采取省吃俭用措施，都带了炒熟的青稞麦、青稞面，可由于草地漫长且又难以通行，所携带粮食还是不足以走出草地。他的队伍走在右路军的后头，与前头行军的部队比起来更加艰苦：先头部队可以挖草根、采灰灰菜、马齿苋、野芹菜、野韭菜、籽籽菜、刺儿菜、野蒜等充饥，走在最后就连这些野菜也找不到，只好煮皮带、皮马鞍子吃。越是在艰苦的环境中，共同的信仰和阶级友爱将红军紧紧连结在一起，红军的斗志更坚强，意志更坚定，你帮我，我帮你，互相关心，互相鼓励，经过一周的艰苦跋涉，红军终于从死神统治下的草地挣扎出来，胜利抵达班佑地区。
红军出草地，红10师神速进抵包座。这里是通往甘南要地，由胡宗南所部据险扼守，红军发起了包座战役，经过3天激战，共毙伤敌师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俘虏近1000人，缴获各种枪支近2000支及大量弹药、粮食。以红军胜利而告终。又过了几天，听说中央红军向北走了。两路红军合而又分，这是为什么呀？这是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分裂红军、傲视中央、伸手向党争党权军权，推行分裂主义，拒绝北上所造成的。而张国焘诬说中央红军北上是右倾逃跑主义，胆小鬼。他要在川康建立根据地，回师川西南。1935年9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第二次穿越草地，踏上了回师川西南的艰苦历程。在此期间，红军尽管打了一些胜仗，但在百丈一役失利，使红军南下碰壁，军心受挫。加之驻区人口稀少，粮食、布匹、棉花无继，兵员扩大有限，敌军重兵围攻，大小战斗不止，红军的处境越发不利。此时，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共产国际肯定了中央北上的正确。这一切使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张国焘的分裂路线是严重错误的。大家纷纷要求北上。
1936年2月，敌调集重兵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局势更加恶化。红军被迫再次翻越夹金山、折多山大雪山，向西北行进。大雪山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变幻无常。攀登稍不留心，就会堕入万丈深谷。红军经过千辛万苦，中午之前，胜利越过大雪山。6月中旬后，2、6军团部队陆续到达甘孜地区，红四方面军与2、6军团红军胜利会师。
甘孜地区地广人稀，物产不足，红军大部队无法久驻。在党中央的诚挚挽救和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再度率部北上。7月，红二、四方面军先后开始北上。红四方面军为此第三次过草地。这次过草地，路程更远，时间更长，尽管做了不少准备工作，可是所带干粮仍然不足沿途食用，红军仍然是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大约熬过了20几个日日夜夜，红军终于第三次走出了草地。于1936年10月8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作为红军这个“宣传队、播种机”一员的李德生上将，胜利完成了长达一年零七个月的伟大长征。
(责任编辑：曾丽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