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西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部曾山,在几十年的纷飞战火中,出生入死,英勇奋斗,几次大难不死,尤其是在江西坚持游击战的1935年上半年那次,十分悲壮,可谓惊险。
故事还得从1934年10月说起。那时红军主力为避强敌,开始战略大转移——长征。曾山是江西土生土长的地方领袖,熟悉当地情况,在群众中有很高威信,加之文武双全,善打游击战,因此,中央决定曾山出任江西省委代书记,省军政委员会主席等重要职务,留守江西苏区,开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从而有支援红军主力战略转移。
起初,国民党反动派还不知红军主力已转移,对苏区不敢贸然行动,二十多天后发现上当了,便组织几十万军队向苏区扑来,妄图将江西红军一网打尽。曾山指挥若定,和其他领导部署各部突围,与敌周旋,保存自己力量,自己则亲率省委机关和红二团。至1935年4月,数倍于已的敌人包围了他们,形势越来越严竣,仗越打越激烈,包围圈越缩越小,曾山组织了几次突围,部队还是被打散了,曾山只带20多人冲出了包围圈。为了缩小目标,曾山便将20多人编成了3个游击小组,分散活动。曾山的干部小组只有4个人,即曾山、郭铨(又名郭烈源)、萧明煜、刘云。
曾山率领的小组在新干与乐安交界的龙源市大山上活动了几天,于4月15日转移至永丰县的老虎庙山上。17日晚上,他们摸到半山腰的一户守茶山的老乡家里弄饭吃时,被尾随而来的敌人包围。老乡家的房子后门是深山,出去有篱笆围着,篱笆挺结实,一人多高,用来防野兽。担任放哨的郭铨一发现敌情,便迅速布置萧明煜掩护,他和刘云拉起疲惫不堪的曾山从后门出去,刘云翻过竹篱笆准备接曾山,然而曾山翻了几次都过不去,敌人从前门追进来了,郭铨便使尽力气,连抱带拖把曾山弄过去了,自己准备翻过去时,敌人开枪了,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腿。郭铨忍着剧痛,在曾山和刘云帮助下,好不容易翻过去了,曾山和刘云搀扶着郭铨逃进了深山老林,摔掉了敌人,躲过了一动。在这次战斗中,萧明煜不幸牺牲。曾山和刘云轮流背着郭铨,沿山间小路来到了新干县的竹山坑,躲在一户可靠的老乡家养伤。刘云独自回家去了,只有郭铨跟着曾山。曾山请求老乡弄了些草药为郭铨敷上,伤口上面压了块银元,用绷带扎住,柱了拐杖,郭铨勉强可移步。
5月17日,曾山和郭铨返回永丰老虎庙山脚下,找到一位做篾匠的吉水老乡,便请他带路到吉水水田湖口(现水田乡,紧靠赣江。)在篾匠帮助下,否定划致函一枚徽章(代身份证明),和一张路条(过关卡的通行证)。当时,曾山和郭铨隐藏在离湖口五六里的山上,让篾匠再给找船。直到当日下午七点钟才找到一位50多岁的人来了,他就带曾山和郭铨来到湖口。曾山安排郭铨放哨警戒,自己下河边去与渔船主商谈。曾山当时身上别着一新驳壳枪,郭铨认为这样会惊吓渔民,暴露身份,反倒不安全,曾山赞成郭铨意见,遂将枪藏在划丛里,郭铨马上拿过枪,要求代曾山保存,曾山欣然同意。曾山走了不久就返回郭铨身边,小声安排说:“郭铨同志,我与船主已谈妥了,你的腿负了伤,必须回家治疗,不能外出了,你向上游走路近些,船费12元;我向下游走路远,船费40元,你上岸后再付船费。”两位战友挥泪分别。郭铨代保存的驳壳枪于四年后的一九三九年,在新四军驻吉安办事处交还曾山了,曾山写了收条给郭铨。
话说郭铨上行至青原区的张家渡上岸,在亲戚家休息了几天后返回老家富滩村疗伤。
曾山则化装成商贩顺水直下到南昌,又从南昌到九江,经长江搭货轮而下,一路上多亏了这枚徽章和这张路条,闯过了一道道难关,混过了一个个哨卡,于5月底到了上海。曾山到上海后,在法租界旁的一间低矮的角楼房暂栖身,靠拉黄包车维护生活,并一边焦急地寻找党组织。至8月的一天,曾山在苏区的同事,原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组织长梁广发现了他。因当时特殊形势,不得不防备,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因此经梁广跟踪观察,和组织审查,认为曾山十分可靠,他的队伍在敌我力量悬殊,环境险恶的情况下,只有突围一举,冲出重围就是胜利,那怕只剩下一个人,再说曾山他们已完成牵制敌人的任务,红军主力早已越过封锁线,到了遵义。找到了组织重新回到党的怀抱,曾山百感交集,以致30多年后的1965年回吉安,还记忆犹新的和战友们谈起过此次脱险的经历。曾山向组织说明清楚后,过了两星期,经组织批准,随陈云、陈潭秋等赴苏联莫斯列宁学院学习,1937年底,曾山从苏联回到延安,奔赴抗日前线。 (责任编辑:苏红网)
故事还得从1934年10月说起。那时红军主力为避强敌,开始战略大转移——长征。曾山是江西土生土长的地方领袖,熟悉当地情况,在群众中有很高威信,加之文武双全,善打游击战,因此,中央决定曾山出任江西省委代书记,省军政委员会主席等重要职务,留守江西苏区,开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从而有支援红军主力战略转移。
起初,国民党反动派还不知红军主力已转移,对苏区不敢贸然行动,二十多天后发现上当了,便组织几十万军队向苏区扑来,妄图将江西红军一网打尽。曾山指挥若定,和其他领导部署各部突围,与敌周旋,保存自己力量,自己则亲率省委机关和红二团。至1935年4月,数倍于已的敌人包围了他们,形势越来越严竣,仗越打越激烈,包围圈越缩越小,曾山组织了几次突围,部队还是被打散了,曾山只带20多人冲出了包围圈。为了缩小目标,曾山便将20多人编成了3个游击小组,分散活动。曾山的干部小组只有4个人,即曾山、郭铨(又名郭烈源)、萧明煜、刘云。
曾山率领的小组在新干与乐安交界的龙源市大山上活动了几天,于4月15日转移至永丰县的老虎庙山上。17日晚上,他们摸到半山腰的一户守茶山的老乡家里弄饭吃时,被尾随而来的敌人包围。老乡家的房子后门是深山,出去有篱笆围着,篱笆挺结实,一人多高,用来防野兽。担任放哨的郭铨一发现敌情,便迅速布置萧明煜掩护,他和刘云拉起疲惫不堪的曾山从后门出去,刘云翻过竹篱笆准备接曾山,然而曾山翻了几次都过不去,敌人从前门追进来了,郭铨便使尽力气,连抱带拖把曾山弄过去了,自己准备翻过去时,敌人开枪了,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腿。郭铨忍着剧痛,在曾山和刘云帮助下,好不容易翻过去了,曾山和刘云搀扶着郭铨逃进了深山老林,摔掉了敌人,躲过了一动。在这次战斗中,萧明煜不幸牺牲。曾山和刘云轮流背着郭铨,沿山间小路来到了新干县的竹山坑,躲在一户可靠的老乡家养伤。刘云独自回家去了,只有郭铨跟着曾山。曾山请求老乡弄了些草药为郭铨敷上,伤口上面压了块银元,用绷带扎住,柱了拐杖,郭铨勉强可移步。
5月17日,曾山和郭铨返回永丰老虎庙山脚下,找到一位做篾匠的吉水老乡,便请他带路到吉水水田湖口(现水田乡,紧靠赣江。)在篾匠帮助下,否定划致函一枚徽章(代身份证明),和一张路条(过关卡的通行证)。当时,曾山和郭铨隐藏在离湖口五六里的山上,让篾匠再给找船。直到当日下午七点钟才找到一位50多岁的人来了,他就带曾山和郭铨来到湖口。曾山安排郭铨放哨警戒,自己下河边去与渔船主商谈。曾山当时身上别着一新驳壳枪,郭铨认为这样会惊吓渔民,暴露身份,反倒不安全,曾山赞成郭铨意见,遂将枪藏在划丛里,郭铨马上拿过枪,要求代曾山保存,曾山欣然同意。曾山走了不久就返回郭铨身边,小声安排说:“郭铨同志,我与船主已谈妥了,你的腿负了伤,必须回家治疗,不能外出了,你向上游走路近些,船费12元;我向下游走路远,船费40元,你上岸后再付船费。”两位战友挥泪分别。郭铨代保存的驳壳枪于四年后的一九三九年,在新四军驻吉安办事处交还曾山了,曾山写了收条给郭铨。
话说郭铨上行至青原区的张家渡上岸,在亲戚家休息了几天后返回老家富滩村疗伤。
曾山则化装成商贩顺水直下到南昌,又从南昌到九江,经长江搭货轮而下,一路上多亏了这枚徽章和这张路条,闯过了一道道难关,混过了一个个哨卡,于5月底到了上海。曾山到上海后,在法租界旁的一间低矮的角楼房暂栖身,靠拉黄包车维护生活,并一边焦急地寻找党组织。至8月的一天,曾山在苏区的同事,原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组织长梁广发现了他。因当时特殊形势,不得不防备,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因此经梁广跟踪观察,和组织审查,认为曾山十分可靠,他的队伍在敌我力量悬殊,环境险恶的情况下,只有突围一举,冲出重围就是胜利,那怕只剩下一个人,再说曾山他们已完成牵制敌人的任务,红军主力早已越过封锁线,到了遵义。找到了组织重新回到党的怀抱,曾山百感交集,以致30多年后的1965年回吉安,还记忆犹新的和战友们谈起过此次脱险的经历。曾山向组织说明清楚后,过了两星期,经组织批准,随陈云、陈潭秋等赴苏联莫斯列宁学院学习,1937年底,曾山从苏联回到延安,奔赴抗日前线。 (责任编辑:苏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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